前言

本年初，教育部對於現行中學歷史課本的課綱進行所謂的「微調」，引起社會輿論及本土派學者的爭議。「微調」後的課綱與原課綱相比較，其實已經修改了三分一以上。其中，在日治時代部分不僅特別冠上「殖民」統治(1)，而且加強台灣人參與抗日戰爭的歷史。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的內容。本文擬就李友邦的歷史，來檢視課綱「微調」背後的「歷史教育」的本質。

一個中學生如果只讀上述「微調」課綱所編撰的歷史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大概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一定不可能知道這個「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

李友邦死時才四十六歳，正是壯年風發之時。況且他在死前不久，還擁有世人眼中極為耀眼的頭街──台灣省政府委員、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台灣新生報發行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這些耀眼的頭銜，並沒有讓他避免悲劇發生。1951年11月，正是台灣省政府委員任上，李友邦被蔣介石下令逮捕，四個多月後被處決！他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我們應從他的一生來觀察。

投奔「祖國」

1906年，李友邦出生於台北蘆洲(當時叫做和尚洲)。原名李肇基。1922年於和尚洲公學校畢業後，進入人人欣羨的「台北師範學校」。在學期間，參加當時由蔣清水所主導的民族運動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

18歲那一年，也正是就讀台北師範二年級的第三個學期，李友邦夥同北師的同學林木順(後來台共的創始人之一)、林添進等人襲擊台北新起町(今長沙街)日本人的派出所，因而遭學校勒令退學，日警將他逮捕，他於當夜翻牆潛逃到高雄，與林木順等人會合後，潛離台灣，奔往上海，又轉廈門，再赴廣州，最後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開始為他心目中的「祖國」效勞，時間是1924年9月。此時的廣州，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時期，國民黨與共產黨結為「革命的夥伴」孫文讚譽列寧為「革命聖人」，蔣介石主持下的黃埔軍校以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住(11月) 並兼軍校軍法處處長(1925年4月)。李友邦就在這種環境下接受「革命的洗禮」。李友邦進入黃埔軍校不久，有一次適逢孫文來校視察，孫文發現這位來自台灣的青年普通話講得不甚流利。便介紹他每週日到軍校黨代表廖仲凱處學習北京官話，並研討革命問題。廖仲凱是國民黨左派的大將。李友邦後來與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員之因緣難分難解，可說其來有自。

此時的黃埔，正值「國共合作」的環境， 黃埔軍校二期的李友邦，曾受孫文的支助，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出任黨主席。該黨宗旨說: 「為團結各族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勢力，使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而返回祖國」。(2)

與中國國民黨左翼人物結下因緣的李友邦，在黃埔軍校就讀的期間，也正是校長蔣介石還依附仍採「國共合作」路線的主席汪精衛之時。此時的蔣校長，在面對反對「聯俄容共」的黨內聲音（西山會議派）時，曾這樣公開表態，反對「反共」：

「「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者的毒計麼?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可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3)

就在這一年，1925年，李友邦自黃埔軍校畢業(讀了一年就畢業，入學新生兼應屆畢業生，這種學校舉世罕見)，旋被派主持由國民黨兩廣省直工作委員會領導的「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這是中國最早的對台工作單位。這個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要派人回台宣傳革命，傳遞廣州當局的政情，並動員台灣青年來廣州參加廣川陣營。為此，李友邦於1926經日本返台，獲得當時台灣社運領袖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趙港等人的幫忙，為他募集了一些活動經費，並動員一批青年(如王萬得等)投入中國左翼陣營。(4)

1926年底，李友邦原本入日本早稻田大學，但因「台灣獨立革命黨」在廣東的抗日運動被日本在中國領事館的特務偵破，李友邦名列通緝名單，日本不能久留，乃逃往上海，轉往杭州。1927年李友邦自杭州返廣州，加入成立於該年3月10日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5)。 這個團體， 無疑的，因受當時廣州局勢及時代思潮的影響，具有左傾的思想背景。(6)此團體成立的一個月後，旋遭遇食局丕變。一年多前才宣稱反對「反共」的蔣介石 (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一夕之間開始「反共」！於4月中旬開始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名日「清黨」。在肅殺氣氛中，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無法生存，會員紛紛走避，李友邦也潛離廣州，仍繼續秘密從事政治活動。1929年10月10日，李友邦在上海遭日警逮捕，但後來獲不起訴處分。獲釋後，李友邦在杭州某軍(可能是左翼軍隊)工作。1932年又在杭州遭國民黨右派逮捕，關進浙江陸軍監獄，受嚴刑拷打，以致右腳被打斷而傷殘。(7)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關係改善，所謂「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國民黨號召抗戰，釋放政治犯，因此李友邦於1937年獲釋出獄。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正式爆發，李友邦到浙江金華，決定以「台灣獨立革命黨主席」名義進行活動，號召台胞參加抗戰。1938年9月修正「台灣獨立革命黨」黨章，明文「本黨宗旨為團結台灣民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叫而歸返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國家」。李友邦的所謂正「台灣獨立」是針對日本說的，但獨立於日本之外的台灣，最後則是要併回中國。(8)以今日的標準看，這門子的「台灣獨立」的最後目標竟是讓台灣不要獨立。

透過「台灣獨立革命黨」李友邦進一步籌組對「祖國」竭智盡忠的「台灣義勇隊」，提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口號，號召當時在閩浙一帶的台灣人參加。

參與抗日

「台灣義勇隊」於1938年秋成立於浙江金華。這是台灣人第一個參與中國抗日戰爭的武裝隊伍。次年2月，國民政府正式將台灣義勇隊整編歸第三戰區指揮，李友邦晉階陸軍少將。同年，李友邦又策劃成立「台灣少年團」直屬義勇隊，又在浙江金華成立「第一台灣醫院」。繼而於1940年於衢州成立「第二台灣醫院」；1941年在浙江蘭谿成立「第三台灣醫院」;1942年在福建建陽成立「第四台灣醫院」。台灣義勇隊的工作任務，除了「對敵工作」(如從事廣播文宣)、「生產工作」(如製造醫療及軍火所需的樟腦油)等之外，醫療工作是重要的項目。參加義勇隊的人數，剛開始約有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9)

1940年4月15日，李友邦在金華又把停刊了13年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台灣先鋒》復刊。在復刊第一期上面，李友邦在<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一文中，為「台灣獨立」作了如下的解釋：

「什麼是台灣獨立呢？台灣的獨立是在國家的關係上，脫離外族(日本) 的統治，是對現在統治著台灣的統治者而言。作為被壓迫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下的台灣民族，他們是要向其統治者鬥爭，以爭取能夠自己處理自己，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利，被鎖緊地壓迫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的台灣民眾，迫切的需要的是這個。…但『回長(唐)山去啊！』從前是，現在也還是台灣五百萬民眾的口頭禪，「長(唐)山指的就是中國，要歸回中國的熱情，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作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敗類而外，這已成為一般台灣民眾的要求，所以台灣要歸返中國。」(10)

「台灣獨立」與「歸返中國」這兩個意義完全相反的語詞，竟然在當時李友邦的筆下可以併湊在一起，讓令人彷彿在看一部「黑白的彩色卡通片」。

中國抗戰初期，在華南地區活動的台灣人的抗日團體，除了李友邦的「台灣獨立革命黨」之外，尚有謝南光(春木) 組織的「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張邦傑的「台灣革命黨」另外尚有「台灣國民黨」、「台灣光復團」等團體。1940年3月，這些團體聯合成立「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 後改名「台灣革命同盟會」。李友邦是該會的主要發起人，並當選該會的三位主席之一(餘為謝南光、張邦傑)。該會宗旨為「本會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以集中一切台灣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與祖國協力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

1942年，台灣義勇隊擴大為「台灣義勇總隊」，直屬中央軍委會政治部，李友邦又晉陸軍中將，這一年內，他領導下的台灣義勇總隊對日本佔領下的廈門，展開三次軍事行動：6月17日，「台灣陷日紀念日」，攻擊日本廈門興亞院，造成日人巨創，並在廈門市散發反日傳單；六月三十日，突擊虎頭山日本海軍油庫；同日在日本人成立的廈門市政府成立三週年紀念會擲手榴彈， 造成敵人傷亡。(11)

半山炙熱

1945年八月中旬，日本無條件投降，大戰結束。李友邦特派台灣義勇總隊副總隊長、台籍上校軍官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台中人，日治時代曾任「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工友，因日警通緝，逃往中國，黃埔四期畢業。) 於9月3日搭乘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堯上將的飛機返台，開始與當時全島各地的活躍人士(如王添灯、林日高、連溫卿、張信義、潘欽信等) 聯繫。當時全島各地的地方活躍人士基於維持地方秩序的考慮，紛紛在各地方上組織維持治安的組織。經過張士德的聯繫串聯，這些地方上的組織。紛紛納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體制之下(「三民主義青年團」誕生於中國抗戰初期。1938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漢，決議為健全黨的組織，鞏固黨的基礎，將預備黨員制取消，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蔣介石為團長)。因此，終戰甫過一個月，各地便紛紛成立「三青團」的分支組織，隸屬於全省性的「三民主義青年圈中央直屬台灣區團」。(12)而李友邦也於是年12月8日攜妻返台，順理成章被派任為三青團台灣區團的幹事長，成為三青團在台最高負責人。由於三青團也參與當時國府的接收工作，在地方頗有影響力， 因此，作為三青團在台最高負責人的李友邦，也自然成為終戰初期台灣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可說是戰後自大陸回台的「半山」份子中的頭號人物，民間甚至有人以「台灣王」來稱呼他。而隨夫來台的嚴秀峯，亦在三青團台灣區團出任要職，擔任第四科科長。嚴秀峯原籍浙江，1941年(時年20歲) 與李友邦結婚，在台灣義勇隊裡，也有一段奮鬥的歷程。

回到台灣的李友邦，旋即於12月17日在台灣廣播電台向全體青年團廣播。在廣播詞中，李友邦開頭就說:

「親愛的青年同胞，兄弟早年因不甘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黑暗統治，忍心離開了可愛的桑梓，於今快要二十年了。我長期在慈祥而富有吸引力的祖國懷抱裡，領域警過去這兒所感受不到的特別生動的生活，無形中擴大了我國人的人生意義範疇，尤其是二十多年來中國革命歷程的折磨，與八年餘抗戰的艱鉅，使我更深刻地認識祖國的偉大， 國父和蔣主席的值得崇敬和信仰……」他又呼籲台灣青年：「……不要祇是毫無意識的慶幸光復，而是應該時時想起怎樣報答祖國!怎樣報答國父和蔣主席予我們新生的恩惠……」 (13)

台灣的「光復」並沒給台灣帶來「新生」，「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行攻院長官陳儀於事件中曾要求李友邦向台胞廣播，但李友邦未答應。在事件中，各地三青團的負責人團員，有多人涉事，或被捕、或遇害。事件中，李友邦也莫名其妙被解送南京，禁於南京羊皮巷「天獄」歷經三月餘。這次不幸可能出自陳儀的手段。幸經李妻嚴秀峯奔走，始獲釋返台。

1948年9月，三民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國民黨合併，台灣省黨部改組，原省黨部主委丘念台請辭，於1949年5月起， 由台灣省主席陳誠接任省黨部主委，李友邦在陳誠的力邀下出任省黨部副主委。

此外，李友邦又於1949年4月18日起出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同年年底，國民黨在大陸軍事失敗，撤退來台。國民黨起用自由色彩較濃的吳國楨接任省主席。吳國楨大力延攬台籍人士改組省政府。李友邦亦被延攬為省府委員。

命喪「祖國」

正當李友邦的政治生命如日中天之際，突然晴天一聲霹靂──1950年2月18日，李妻嚴秀峰忽然以「參加匪幫組織」之名被捕，判刑15年。李妻被捕的一年四個月後，李友邦的劫難也臨頭。

李友邦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捕?曾經參與蔣政權特情工作的谷正文將軍，在其回憶錄中，有一段李友邦被捕的親眼目睹記，容我不厭其煩引錄如下:

『民國40年11月中，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改組，主任委員蔣經國轉調他職， 遺缺由鄧文儀接任，交接典禮於革命實踐研究院大會堂(即令之中山樓前身)舉行，蔣介石親自主持講話。(中略)會堂裡坐滿了各層的文武官員，我[谷正文]的官階較低，坐在後區。第一排第一位是蔣經國，第二位是鄧文儀，然後才是李友邦。

軍樂隊開始吹奏進行曲，這是蔣介石由後台進場前訊號。在軍隊紀律的要求下，樂手們把每一件樂器所有金屬部分擦得晶亮，因此，暸亮的進行曲顯得更有精神。通常，蔣介石在樂曲結束，由司儀「恭請」之後，才會出現，可是，這一次，他卻在樂曲進行到一半時便自行登台了。他繃著一張臉，我看過他許多次生氣的樣，這次最難看。「出去，出去! 」他左手扶著講台，右手往旁邊猛揮，也不知道他要叫誰出去。

「指揮，把他們帶走。」經他補充命令之後，大家才知道他受不了樂器的光亮，不過，即使樂隊退場之後，台上仍有一樣閃閃發亮的東西揮之不去，那就是蔣介石自己的禿亮的頭頂。

「他又要罵人了，今天誰是倒楣鬼?」我心裡暗想。 蔣介石飲了一口茶，然後執起新任委員名冊，頓了頓。這一連串動作產生了相當的震攝效果，台下每個人都屏息凝神，靜待他開口。「李友邦。」這是他的第一句話。李友邦應聲肅立起來。聽到這三個字，我心裡不免為李友邦暗自叫苦，按道理，如果蔣介石有意省略精神講話，則他第一個唱名的對象應該是新任主委鄧文儀，而不是繼任的副主委李友邦，從一出場他便把氣氛弄得有點肅殺，究竟，他又要玩什麼把戲?


「李友邦，你能騙得過別人，就可以騙得過我嗎?你太小看我了，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嗎? (蔣介石習慣將共產黨稱為奸匪)」從背後，我看不到李友邦的表情，但在這個情況下，可以想見他那滿臉的鷺愕與恐懼。

「憲兵，帶走，帶走! 」蔣介石一邊說著，一邊以手勢派命坐在前區第二排的憲兵司令吳奎生(吳東明之父)將李友邦架了出去。然後，蔣介石開始訓話: 「你們什麼人(蔣經國)叫他當副主委，你們通通不認識敵人，敵人就在你身邊，你們卻不知道他就是奸匪，像你們這樣麻木不仁，怎麼會成功，你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奸匪就在你身邊......」前前後後，他一共訓了將近一個小時話，沒有草稿，而且，除了吸飲茶水外，很少停頓，他的確很會罵人，最後，他替自己的講話下了一個結論， 「你們要知道，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會是奸匪；但是，反過來，太太是奸匪，則丈夫就一定是奸匪。」(14)

了解中國現代史的人一定不難知道，要論身邊出現許多「奸匪」的人，蔣介石絕對不輸人。當年身為黃埔軍校校長、不准人家「反共」的蔣介石，他的身邊不盡是周恩來、葉劍英這類「奸匪」嗎?如果李友邦該抓，則應先抓蔣介石了!但是專制獨裁的「領袖」永無錯誤，而且他還可以身兼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或憲兵）捉人！

可憐的李友邦，這位為他的「祖國」犧牲奉獻的李友邦，口口聲聲要台灣青年「報答蔣主席的恩惠」的李友邦，最後竟然死在「祖國」的懷抱裡，死在「領袖」的恩惠中。1952年4月22日，李友邦背負著「參加匪幫，掩護匪諜，意圖非法顛覆政府」的罪名(15)，被槍決！執行死刑當天的凌晨3時許，重病在身的李友邦，被用擔架押至新店郊區，未經法定程序，執行槍決。(16)

李友邦案其實是政治權力鬥爭的例子。其權力鬥爭的背後，與蔣介石執意要培植兒子蔣經國以便鞏固蔣氏政權有關。如果我們也將隔年（1953年）爆發的省主席吳國楨被鬥倒的個案（此案又涉及蔣、美關係）及孫立人案也納入一併觀察，更可了解個中原委。

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上的敗象已經顯露無遺，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準備不再支持專制腐敗的蔣政權。蔣政權退守台灣之初﹐國際聲望更是跌入谷底。為了拉攏美國﹐蔣介石特別排出有「民主先生」之譽的留美博士吳國楨﹐繼陳誠之後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也派留美回來具有美式作風的孫立人將軍出任陸軍總司令。這樣的安排，無疑是蔣介石做給美國人看的民主櫥窗﹐以便贏回正準備放棄蔣政權的美國人的心。吳國楨於1949年12月21日上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之後﹐延攬多位台灣人入府﹐23位省府委員中有17名台籍人士。這17名台籍委員當中，後來有三人（李友邦、林瑞昌､林日高）都在白色恐怖中遭槍決。吳國楨繼而在1954年初遭整肅，流亡美國；同年孫立人職務遭架空，翌年爆發孫立人案。

由上觀之，李友邦案其實就是這一連串權力鬥爭下的政治整肅的一環。這是中國宮廷政治文化的現象。

歷史教訓

李友邦是戰後台灣社會上的所謂「半山」人士。他和一般的「半山」人物一樣，對於中國「收復」台灣極為熱衷。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當時的台灣社會菁英沒有足夠的資訊以資了解中國的政情。否則，當不至於在終戰後有飛蛾撲火式的「迎接祖國」之舉，而引來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大屠殺。在當時，最有機會與條件了解中國政情的，唯有這批留居中國供職於黨政軍特的「半山」人物。然則，許多投身在國民政府陣營的「半山」人物，不但沒有替台灣人可能面臨的局面提出預警，卻反倒是汲汲營營為中國「收復」台灣大聲疾呼，為著台灣早日「投入祖國懷抱」而疲於奔命。(17)李友邦就是這樣的一位「半山」人物。估且不去計較其對台灣的功過影響，但綜其一生的生命史，也足夠讓後人借鑒深省。

李友邦為了抗日，投奔她心目中的祖國，參與中國的對日抗戰行動。他在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所發表的〈台胞未忘祖國〉一文中，這樣說：

「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中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必先致力於中國革命之成功。」「保衛祖國，收復台灣」「我們現在所最盼望於台灣同胞的，是要他們努力從事本身革命工作外，更應儘可能協助祖國抗戰，謀取最後勝利，而對於祖國同胞，則望其乘此時機，以最大的努力，援助台灣革命，使此別來四十餘年之兄弟，能復共集於一堂，同心協力建立三民主義之新中國，享和平之福於久遠。」(18)

然而事後證明，李友邦所謂「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的論述是有待商榷的。因為這個祖國的來臨，並沒有「救台灣」，反而帶來台灣的逆退與二二八的慘案。李友邦也在二二八事件中遭下獄數月，更於四年後的白色恐怖中遭處決。

李友邦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絕非只是他特殊的個案，而是當時台灣社會菁英們的共同命運。史例不勝煩舉，例如在日治時代參與民族運動，終戰之初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陳炘，一年四個月後也死於「祖國」槍下；在花蓮市籌建歡迎的牌樓，歡喜「迎來旗幟慶重新」的花蓮名醫張七郎，結果並沒有「慶重新」，反而一家父子三口喪命；在日治時代幻想著「祖國我慾乘風歸」的林獻堂，卻在「祖國」來臨之後，亡命異國，客死他鄉…。

再以和李友邦同樣到廣東參加「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同志張月澄及張深切兩人為例來看。在日治時代就把自己的房子讓給「祖國」做中華領事館的張月澄，投奔中國參加對日抗戰回台後，也難逃二二八的劫難，其子張超英回憶說：(19)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台籍菁英要人能夠幸免，最後我的父親也被抓走了。」

雖然最後總算死裡逃生，但張月澄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祖國夢」破滅了！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張月澄發覺同時代的台灣知識菁英朋友一一蒙難，消失無蹤時，他對生命的熱誠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20)

同樣和李友邦、張月澄回到「祖國」參加「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從事抗日運動的張深切，在二二八事件時也險遭逮捕，他逃亡在南投中寮山中躲藏數月，也從此沈默不語，祖國的夢日漸遠去，擲筆不再著作。

即使投奔到另外一個「紅色祖國」的左翼人士，也幾乎難逃被整肅的命運，謝雪紅、楊克煌等人的下場，皆歷歷在目。

結語

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

然而，觀察李友邦以悲劇結束的一生，再對照這次教育部的歷史課綱「微調」下的李友邦，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來寫，明顯只是「選擇性」的編寫歷史。「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正確」的需要，因此就特別擷取這個片段寫入課本，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

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不能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質言之，只是「借死人講自己的話」而已，這是在利用歷史，而不是從歷史得到教育。黑格爾曾挖苦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此言不是在強調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在反映人類不懂歷史。不懂歷史即罷，如果為了既有的「內定結論」來利用歷史、操弄歷史，用充滿著神話、偏見、歪曲、斷章取義的教材來「教育」學子，而致產生誤導，那就是「反教育」了。

再者，歷史教材固然不該為了意識形態做選擇性的取捨，然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巨細靡遺，因此教材的選擇必不可免。質是，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之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可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


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在台灣史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 。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灣獨立運動的諸多組織與團體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了？然而卻隻字不提。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

於此可知，這樣的課綱「微調」，只是在替中國國民黨進行政治宣傳而已，那絕對不是教育！


(1)李筱峰，〈台灣史哪個階段不殖民？〉，《蘋果日報》，蘋果論壇，2014.1.29。

(2)李友邦，《台灣革命運動》，福建龍巖：台灣義勇隊發行，1943.4.20。

(3)1925年9月13日，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大會講詞。載《蔣校長東征訓話集》 (1927，廣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需處印行)， 頁141-148。 (4)李友邦，《台灣革命運動》。

(5)黃英哲，〈「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初探〉，《史聯》雜誌第2期，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出版，1983.1。

(6)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詩琅節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

(7)嚴秀峰，〈抗戰時期的台灣義勇隊〉，《中外》31卷6期184。

(8)李友邦，《台灣革命運動》，福建龍巖：台灣義勇隊發行，1943.4.20。

(9詳參嚴秀峰，〈台灣義勇隊與抗戰〉，《台灣史研究會會訊》第2期，1987.8.10；王曉波，〈李友邦與台灣義勇隊初探〉《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林忠，《台灣光復前後史料概述》，台北：皇極出版社，1985.1；李友邦，《台灣革命運動》，福建龍巖：台灣義勇隊發行，1943.4.20。)

(10)李友邦，〈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台灣先鋒》復刊第一期，1940.4.15，中國金華

(11)嚴秀峰，〈抗戰時期的台灣義勇隊〉，《中外》31卷6期184。

(12)鍾逸人，《辛酸六十年》，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6。

(13)李友邦，〈青年運動與青年團〉，《台灣青年》，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籌備處編印，1945.12。

(14)谷正文口述回憶錄（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台北：獨家，1995。

(15)《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國家安全局出版，1959.4。

(16)曾心儀，〈黨政軍特聯手殺李友邦〉、〈李友邦遺體綁了許多紗布〉，收於《李敖千秋評論叢書》82號，台北：天元圖書公司，1988.8.31。

(17)李筱峰，〈半山人物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李筱峰，《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北市：玉山社，2007。

(18)李友邦，〈台胞未忘祖國〉，王曉波編《台胞抗日文獻選編》1985.7.台北帕米爾書店。

(19)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頁98。

(20)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

(21)司馬文武，〈波瀾壯闊詠史詩〉，載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