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統」「獨」與中國情結 1993-09-19

台灣與中國在歷史的發展上有著不同的軌跡。台灣的開發,與世界走向「海洋時代」大體同時。早在十七世紀中葉,荷蘭人在台灣發展貿易,並以台灣作為轉口站,台灣成為當時遠東貨物的集散中心。當時的台灣,已躍入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有別於中國大陸自給自足的封建式的小農經濟。貿易竟成為日後台灣歷史與社會發展的持續性特色。

鄭氏東寧王國時代,由於清廷封鎖台灣,台灣轉而向外發展國際貿易,使得台灣 仍維持自荷蘭以來遠東商品的集散地。學者研究指出,鄭氏王朝未改變荷蘭人的重商路線,此乃大量軍民突然入台,經濟未崩潰,且以小國寡民能與大中國抗衡的奧秘所在。[1]

滿清併吞台灣後,因消極治台,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降的海洋 經貿特色,因此大減,過去做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落。1860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淡水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清國統治台灣的最後十年,台灣才獨立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台灣近代化起步較清國內地慢約一、二十年,成績卻後來居上,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

日治五十年間,儘管日本在台灣勵行剝削與壟斷的殖民統治,但無可否認的,經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卻也為原本領先中國大陸的台灣,奠下近代化的基礎。半世紀間,台灣出現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体系,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而這五十年裡,對岸的中國幾乎都在戰亂動蕩之中,使得台灣與中國之間,更呈現相當的差距。許多人認為,到了日治末期,台灣已領先中國大約三、四十年。不僅硬體建設有極大的差距,在生活價值觀念上,台灣人也有了相當大的改變。由於台灣與中國此時已存在著相當大的歧異,以致在終戰之後,台灣人雖滿懷期待地歡迎「台灣光復」,卻對「祖國」的政治文化產生適應不良,祖國政府以征服者的態度臨駕台灣,經過一年半的蹂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菁英殆盡,人心潰決。二二八事件可說是兩岸社會體質不同所造成的大摩擦、大衝突。這場「統一」,代價真是難以估計。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蔣介石政權面對共產革命,敗退逃入台灣,在台灣建立學者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明的歷史性格下,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成就了所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使得原本領先中國的台灣,又與共產中國更加分道揚鑣。

嚴格說,台灣與中國隔離已有一世紀之久。從1895年馬關條約賣台起至今(1995)的一百年間,除了1945年10月到1949年底的四年當中,與中國「統一」之外,其餘九十六年皆是分隔的時間。而那四年的「統一」,又是發生二二八事件,彼此枘鑿不入。所以台灣與中國已經隔離有一百年之久。如果再往前推,清代兩百一十二年的統治期間,前一百九十年大至採消極治台態度,而且實施很長的海禁政策,也與大陸呈半隔絕狀態。至於清朝併吞台灣之前,台灣則未曾是中原政權的管轄地。所以,從歷史的觀察,台灣的發展,與中國有著極不相同的軌跡。歷史學者甚至指出:「在台灣與大陸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我們悚然發現,合併時竟是進步最小而社會混亂的時代;反之,分離或發展自我性格時,卻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時代。」[2]

在不同的歷史軌跡發展下,當前的台灣與中國,不論是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法律系統、政治制度、文化內涵、價值觀念...,都明顯歧異。這樣明顯歧異的兩個社會,硬要強行合併,是一件大工程,萬一沒弄好,只是兩蒙其弊,皆無好處。尤其國民所得已高達一萬一千多美元的台灣,如果被國民所得僅四百多美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之後,將蒙受何等損失,應該不言可喻。如果再考慮其法治人權、民主自由的水準,遠落台灣之後,則台灣若與之「統一」將是福是禍,應該更是不問可知了。

因此,維護台灣的獨立自主,爭取台灣的國際地位,才能確保台灣繁榮與發展。即 便 台灣將來非與中國統一不可,也應該以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去談判統一,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台灣未曾被中共統治過,中共政權未曾擁有台灣主權,台灣實際上是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但是今天台灣內部竟然還有一些人,不僅不願正視台灣獨立存在的事實與意義,而且極力設法破壞台灣的獨立自主,不願認同台灣做為他的國家。這是當前台灣內部的一大隱憂!

要化解這一隱憂,必先解開深藏在許多人心中的中國情結。中國情結之所以糾纏不去,與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實施的「沒有台灣」的教育(尤其是歷史教育),有極密切的關係。以下,試以當前的歷史教育,稍作檢討。

退處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由於對「大中國」的夢縈魂牽,表現在歷史教育上呈現出以下的特性:一、對台灣歷史的極度輕視與扭曲;二、對中國歷史的渲染與美化。前者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受教者產生台灣意識;後者的用意,當然是要灌輸受教者對中國的「民族感情」,以便在國家認同上,做一個徹徹底底的中國人。

根據歷史學者戴寶村針對目前國中、國小歷史教科書內容加以分析,發現台灣史內容僅佔4.03﹪,而這些微少的內容,又多具有強烈的政治性解釋,專強調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連結一體,而且是「中國中心-台灣邊陲」之相對關係。在台灣,一個要報考大學文科的高中畢業生,對於五十萬年前北京人怎麼生活,背得滾瓜爛熟,但是對於五十年前台灣社會的面貌,卻茫然不知。台灣的歷史教育裡面,幾乎沒有台灣,學生被訓練完全以大中國作為思考的座標。

大中國的歷史,經過渲染與美化,要讓學生知道「中華兒女」「炎黃子孫」擁有「悠久歷史」「高尚文化」,自三皇五帝以來,中華的典章齊備、文物昌盛,泱泱大國的子民,何等榮幸!受過這種美化的歷史觀洗腦後的「炎黃子孫」,自然就不會知道中國宮庭內鬥的殘忍、官場文化的黑暗,更不知道中國的奴隸制度、奇刑異罰與「古聖先賢」「垂教萬世」的嘉言,同樣有「悠久」的歷史。

再者,台灣的歷史教育所灌輸的歷史文化意識,還停留在「前近代」(Pre-modern),完全以傳統的「大一統觀」和「正統論」為依歸,還浸漬在「歷史循環論」裡,從歷史上的「分」「合」強調「統一」的必然性。這種歷史意識完全與「現代國家」背道而馳。

今日人類所具有的「現代國家」的觀念,是在十八世紀經過美國獨立建國、法國大革命以後才逐漸成熟。西方尚且如此,更遑論以王朝為基礎的「中國」,就更難產生現代國家的概念。梁啟超曾經不客氣指出:「....且我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3]梁啟超所說的「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的國家,即是我們今日所謂的現代國家。梁啟超對這種現代國家,有言簡意賅的說明:「夫國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4]這種國家,在「中國」歷史上,未曾出現過。「中國」歷史上出現的,是梁氏所說的「一家之私產」的王朝。

東亞大陸自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併吞六國以後,出現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秦雖十五年而亡,但大漢帝國接踵而來,維續了長達四百餘年的大帝國的局面。秦漢帝國不僅奠定了後來「中國」版圖的基礎,也為往後華人的世界根植下「大一統」的觀念。秦漢之後,儘管在東亞大陸上幾度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但是「大一統」的價值觀念卻一直在華人的心海中烙下一條神聖的投影,視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為常態,視列國並立的時期為不正常。這種觀念 ,不僅在眾多帝王將相的心底如此,在後代史家的筆下亦復如此。結果,一些帝王將相往往以打破列國並立的局面、追求「天下一統」為神聖的歷史使命;而史家也亦步亦趨,以「天下一統」取向做為謳歌歷史的標準。

在「天下一統」的觀念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逐鹿中原,追求的便是一個「大一統」的「天下」。萬一「天下」實在「統」不起來,便要爭個「正統」的地位,宣稱自己的政權才是「正統」,其他都是亂臣賊子,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所以,傳統的「統一觀」,其伴隨的另一面必然是「正統論」。對於這種「正統論」,梁啟超也有嚴厲的批判:「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於是乎有正統。」[5]梁氏進而指出,正統論「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統治者以天下為私產,又擔心人民不認同他),足見這種大一統的正統論,其實是古代專制王朝的產物,與主權在民的現代主權國家相去十萬八千里。

為了成全這種「統一觀」與「正統論」,犧牲了多少地區的獨特創造性,斷送了多少人民的幸福安定,也埋沒了多少個人的聰明才智!歷史上凡是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榮,也不被視為正常;而即使生民塗炭、生活水準下降,只要能使天下歸於「一統」,便被視為理所當然。

今天,台灣的歷史教育所灌輸的歷史意識還停留在「霸者之私天下」的時代,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的台灣,還要隔海去為過去「中國」的舊王朝(及各並列的政權)找正統、追正朔、辨漢賊。這種歷史教育所灌輸出來的歷史文化意識,正好便宜了北京當局那個強調「大一統」的「前近代」政權的對台統戰,卻嚴重危及我們今天在台灣要致力於現代國家的建設。無怪乎史學者鄭欽仁曾慨乎言之:「台灣歷史教育的前近代性,也顯示國民意識的不建全和為政者的封建性;因此對內導致國民在意識上發生國家認同的危機,對外則外交失敗,國格喪失,甚至國家缺乏安全保障。」[6]

中國情結除了緣自於傳統的歷史意識的作祟之外,有些人的中國情結只是一種表相的符號學習,或者說只是一種「光看標籤,不管內容」的「罐頭裝思想」。說穿了,那只是巴夫洛夫式的制約反應而已。

心理學家巴夫洛夫著名的「制約反應」的實驗,可以用來解釋這種「罐頭裝思想」。我們知道,狗碰到有肉吃,會分泌唾液,這是自然反應。巴夫洛夫乃利用鈴聲與肉同時出現作為刺激,在餵狗吃肉的同時,配合鈴聲作響,久而久之,停止餵肉,只響以鈴聲,狗一樣流口水,這種反應,心理學上稱為「制約反應」(或稱為「交替反應」)。人類的行為也有許多「制約反應」,許多人已被周遭的環境所「制約」而不自知。許多人經常為了一些原本並無太大意義的「符號」而搞得自己歇斯底里。

五十年來,台灣的社會充滿著「政治鈴聲」,讓許多人為它流口水。最顯著的政治鈴聲莫過於像「中國」、「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中華兒女」、「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這一類的符號。這類符號,從教科書到電視節目、從報紙新聞到電台廣播;從大街到小巷、從城市到鄉村;從幼稚園到大學...,五十年來,它無所不在,不斷反複出現,住在台灣的所有人,無一能倖免於這種政治鈴聲的輻射,久而久之,也就對它產生習以為常的反應。沒有了它,倒反而不自在起來。

養成了這種制約反應之後,許多人可以不必在乎司法是不是獨立、不必在乎軍隊是不是國家化、不必在乎教育是不是正常、不必在乎社會福利是不是上軌道、不必在乎人權是不是有保障、不必在乎電子媒體是不是被壟斷、不必在乎金權政治是不是氾濫成災、不必在乎外交處境是不是日益困難、不必在乎工農群眾是不是生活無著、不必在乎無殼蝸牛是不是棲身無處、不必在乎一切公平正義自由民主的真正內涵是不是具備...,他們只要聽到「中國」、「中華」等名號,就渾身舒爽,飄飄欲仙;聽到有人主張更改國號國旗,則「義憤填膺」,惶惶不可終日。

長期吸吮統治者奶水之後,對於伴隨而來的政治符號當然備感親切。然而,這些「中國」、「中華民族」等等的政治符號到底定義如何,內涵如何,真有幾人能懂?但是為了這些界定不清的政治符號而如癡如醉的人,可真不少。結果,一群腳踏台灣土地的癡狂青少年,不知台灣事,卻只知夢遊黃河、神往長江,編織著虛無飄渺的中國美夢。

1949年以來的台灣,是一個「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所謂「遷佔者國家」,根據維惹(Ronald Weitzer)在其所著《遷佔者國家的轉型》(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Northen Ireland and Zimbabwe)一書中指出:「遷佔者國家」是「由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民所建立的國家」,「遷佔者所建立起的政治系統,對於原來遷出的母國,或是實際上,或是法理上,均已經獨立;這個系統的目的是為了保有遷佔者的政治優勢地位。」[7]遷佔者國家和傳統殖民國家的不同之一,在於遷佔者已經自母國分離,不得不作長久停留的打算。1949年以後的台灣,是一個遷佔者國家,殆無疑義。問題是,這個遷佔者國家的統治者其所來自的母國(Homeland),已經成立了一個與之對抗並亟欲將之併滅的政權。因此,做為這個遷佔者國家的統治者的中國國民黨,如果仍繼續以其來自的母國做為「作育」人民的意識型態的指標,則無異是拱手資敵。尤其在國家認同上,若仍時時以其已經脫出的母國做為認同的對象,則無異是「幫中共對台統戰」。不幸的是,過去這個遷佔者政權的國民黨,透過其主控的教育與媒體,灌輸給台灣民眾的,是一套以大中國為座標的思考,仍以他早已脫離的母國為其國家認同的取向。在這種意識灌輸下,台灣的青少年學子,不僅與台灣社會產生疏離感,甚至在國家認同上模糊了方向。明明生長於台灣,而且在台灣之上並無更高的威權宰制,但是「我國」卻是在一個凌駕於台灣之上的地方。台灣的主體性完全被中國情結「套牢」。這是台灣最深層的危機!

1949年以來因國民黨政權播遷到台灣而形成的「遷佔者國家」,能否落地生根,轉變成一個真正的本土國家?這個問題,端看台灣能否普遍形成具有台灣主体意識的國民意識。要培養以台灣為主體的國民意識,則必須從「中國情結」先行解套。

 

[1]黃富三,<「台灣問題」的歷史淵源>,1988.12,二十一世紀基金會主辦「公共政策研討會」論文。

[2]同前註

[3]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4]同前註

[5]梁啟超,<論正統>,載《新史學》。

[6]鄭欽仁《歷史文化意識對我國政策之影響》(1989.4,台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出版),頁39。

[7]轉引自張茂桂<羅那‧維惹著《遷佔者國家的轉型》評介>,載《國家政策雙週刊》63期,1993.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