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一百年來台灣的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1998-02-28

提綱>


一百年來台灣的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壹、前言


貳、日據時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一.武裝抗日運動


第一期台灣民主國保衛戰


第二期的抗日游擊戰


第三期的武裝抗日


二.二○、三○年代的抗日社會運動


祖國派


待機派


台灣革命派


參、戰後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一.草山會議的台獨運動


二.二二八事件中的國家認同


 1.政治交涉路線


2.武裝抗爭路線


三.二二八事件後海外的統獨分野


1.興起於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


2.戰後台共的國家認同的轉向


四.五○、六○年代白色恐怖案件中的兩種國家認同


1.對中共充滿期待的左翼運動


2.台灣獨立自救的主張


五.五○、六○年代以降的民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六.七○年代以後島內獨立自救的聲音


七.統一運動的聲音


肆、結語


壹、前言


從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起,到本文發表的此時(1995),整整一百年內,台灣經歷兩個政權的統治:日本和國民黨先後分別統治台灣各五十年。在這一世紀裡,台灣住民的國籍身分,由於經歷兩個不同政權的統治,作了兩次改變:


日本在台的五十年統治,是典型的殖民統治,因此透過施政、教育,其灌輸給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自然以其殖民母國為取向。特別是到了日治末期,在「皇民化」運動下,日本當局要把台灣人澈底改造成日本皇民;到了戰後,國民黨政府接管台灣,儘管台灣的大部分住民與國民黨統治者之間在種族、文化上相近,但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也被部分學者視為另一種型式的殖民統治。[1] 自1949年底以後,國民黨政權撤出其原鄉母土,播遷入台,其政權性質亦被學者喻為「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2]。這種「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也正如Ronald Weitzer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3]。不論是所謂的「沒有母國的殖民王朝」,或是所謂的「遷佔者政權」,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施政及教育,使得原先受「日本化」的台灣,轉而再接受「中國化」。[4]儘管國民黨政府早已退出中國母土,但在國家認同上,其所教化台灣人民的,卻仍以其母土作為認同的指標。


所以,這一百年來,台灣的統治者所欲灌輸給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的標準,都具有殖民地性格。然而,今後台灣到底何去何從?將來是否又會因主權者的更易而再度改變國籍、轉換身分?將來台海雙邊的關係,是分是合?是獨是統?台灣的國家認同該如何取向?台灣的國家定位該採什麼座標?這些問號,已成為今日台灣住民關切的問題。


歷史學的研究,經常是「現在」與「過去」的不斷對話。從當前關切的課題中,引發我們回到歷史去找題材、尋靈感、求答案。因此,在台灣的國家定位未得其解的當前,回顧並檢視這一世紀來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便是一項具有現代意義的歷史課題。


一般被國家機器宰制的人民,只能無可奈何地接受國家機器所配給的一切價值觀念,此類「順民」,不論出於有心或無意,其國家認同殆無疑義。不過,一百年來的台灣,不願當順民而起來表示異議的人民,不乏其人。他們結集群力,發為行動,或採取武裝反抗,或以非暴力抗爭,釀成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本文將這些行動,泛稱為政治運動。這些政治運動的歷史,已成為台灣史研究的一個專門領域。透過這些運動史的觀察,有助於我們在國家認同的課題上獲得啟發。本文的主要目的,即以一百年來台灣的政治運動史為中心,就各個時期的國家認同,作歷史的觀察及反省。


貳、日據時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一、武裝抗日運動


在半世紀的日本統治當中,武裝抗日的政治運動,大抵發生在日本領台的前二十年。這二十年間的武裝抗日運動,根據王育德的分期,將之分為三期:第一期是1895年五月到十一月的台灣民主國保衛戰;第二期是緊接著台灣民主國之後到1902年之間的抗日游擊戰,幾乎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第三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大正4年)的潐吧年事件(西來庵事件)為止。[5]茲分別檢視這三期的國家認同。


第一期台灣民主國保衛戰


馬關議和後,台灣官紳旋即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繼續抗日。1895年5月中旬,「全台紳民」透過南洋大臣兼兩江總督張之洞電奏朝廷,表達了「獨立建國」的意願,電文中說:


「台灣屬日萬姓不服,疊請唐撫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憤曷極。伏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為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眾議堅留唐撫暫仍理台事。並留劉鎮永福鎮守台南,一面懇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割斷台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此舉無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


電文雖然明白表示要「據為島國」,卻又說「遙戴皇靈」「此舉無非戀戴皇清」,顯然,獨立並非其本意。果然,接下來「台灣民主總統」唐景崧在就任文告中,講得更露骨:「…全台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台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惟是台灣疆土,荷大清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做屏藩,氣脈相通,無異中土。」


這份「獨立國家首任總統就職宣言」的內容,竟然明白否定其獨立的本意,為世界上絕無僅有。誠如黃昭堂所言:「台灣民主國建國的目的,在於阻止日本對台灣的佔領,建國只是抗日的一種手段,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這些人物考慮的獨立,並非真正的獨立,只不過是清國的屬國。」[6]


年號「永清」的台灣民主國,以「藍地黃虎旗」為國旗,然而台灣不產虎,竟然以虎作為台灣的標記。當時清朝是用龍旗,台灣民主國不敢冒犯龍威,改用虎旗,或有以示「龍虎兄弟」之意?


總之,台灣民主國其實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灣獨立運動。清廷的官吏在甲午戰敗後,想以台灣作為和談的籌碼,但恐台民不服,因而必須製造抗日行動在台灣,使台民覺得是日本來佔領台灣,而不是清廷將台灣出賣。[7]但不能以清國一省之名抗日,以免違約,故而須以獨立名份為之。這種用意,是清廷部分官吏的用意。史料中顯示,台灣的抗日行動,頗受清廷部分官吏的影響,其中以張之洞影響最鉅。割台後的抗日之役,張以職務及舊交關係,聯繫唐景崧、劉永福等人抗日,儼然成為幕後指導者。簡單說,「台灣民主國」是清朝官吏打出的「台灣牌」,它只能說是一次「假獨立」,猶如今日商場上一些商人因債物糾紛,而與妻子辦理「假離婚」(法律名義上的離婚)一樣。


第二期的抗日游擊戰


台灣民主國成立的十天後,唐總統即逃離台灣。日本總督於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式。而中南部各地的游擊抗日,才將開始。雖然坐鎮台南的劉永福仍打著「台灣民主國」的旗號,但各地抗日隊伍卻還念念不忘清朝。例如1895年6月,吳湯興招募抗日義軍的告示中說:「本統領惻然不忍,志切救民,故不憚夙夜勤勞,倡率義民義士,以圖匡復,以濟時難。爾等踐土食毛,盡屬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8]


南部六堆抗日檄文也出現這樣的字句:「久奉清朝正朔,唯知中國之帝王,斷不敢懷二心更事異類」[9]


從這些文告看來,他們全然不像在打一次獨立戰爭。


「台灣民主國」在1895年11月底因劉永福棄守離台而告終。但緊接著每年都有抗日游擊戰發生,直到1902年稍息。茲檢視此一時期抗日行動中的國家認同觀念:


1895年12月,胡阿錦的起義通知書,仍用「光緒」年號。[10]


1896年6月, 詹振、林李成抗日檄文稱:「開台灣,助清國,明君有道,正稅律,遵古例,絲毫無私,實稱恩主光緒帝。」[11]


1896年,柯鐵高舉「奉清國之命,打倒暴虐日本」之旗抗日。他在致書某人要求軍餉時,曾責對方「執迷不悟,不報清廷厚恩」。 [12]


1897年,黃國鎮、阮振的抗日檄文說:「一為清國主人伸冤,二為全台人民雪恨」。[13]


1897年在嘉義、雲林一帶抗日的曾春花、翁輝煌揚言:「匡扶清帝,共作良民」。[14]


1898年在北部抗日失敗的簡大獅,逃到福建,清吏把他逮捕後交給日本當局,他被押解回台灣處死。簡大獅在接受廈門廳審訊時的供狀中訴說:


「我簡大獅係台灣清國之民……自台灣歸日,大小官員內渡一空,無一人敢出首創義。惟我一介小民,猶能聚眾萬餘,血戰百次,自謂無負於清。去年大勢既敗,逃竄至漳,猶是歸化清朝,願為子民。漳州道府既為清朝官員,理應保護清朝百姓。然今事已至此,空言無補。惟望開恩,將予杖斃,生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猶感大德,千萬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15]


1901年, 南部抗日者有諭告文:「此次動兵,奉旨而行…定集人民,雪恨復清」。[16]]


從上引史料看,我們不難探知,此時期的抗日行動在國家認同上仍以清朝為對象。誠如研究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的學者翁佳音所解釋的:「日據之初,武裝抗日者的政治信念常帶有「恢復舊政」的色彩,至少就抗日領導者需以「清朝皇帝」的大義名份動員群眾一事來看,「天朝体制」的文化民族主義對武抗仍有相當程度的影響。」[17]


不過,在「恢復舊政」的行動中,卻也出現似乎矛盾的現象:例如宣稱要「奉清國之命,打倒暴虐日本」的柯鐵,卻用「天運」的年號,將他起事的1896年稱為「天運元年」,並在文告中自稱「本總統」;而宣稱要「為清國主人伸冤」的黃國鎮,也以「大靖」為年號,並且其佈告中,有「稱帝」的字句。表面上這種現象相當矛盾,不過,如果回到當時的時空脈絡來理解,應該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這種一面另建紀元以抗日,一面又對清主表示效忠的模式,與台灣民主國一邊宣佈獨立,同時又宣稱「仍應恭奉正朔」「遙戴皇靈」,當可同日而語。


第三期的武裝抗日


自1902年起,抗日運動稍歇,約有五年左右的停歇期(王育德稱之為觀望期),到了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再度掀起一連串武裝抗日事件,使武裝抗日


進入第三期,直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一稱礁吧年事件)為止才告一段落。


從1907年到1915年的武裝抗日事件計有十三起[18],其中宣稱要自立政權的有六件:


1908年丁鵬廿八宿事件,丁鵬稱將當新皇帝。


1912年3月林埔劉乾起事,稱將征服在台日人而為王。


1912年6月土庫黃朝等起事,稱將為台灣國王。


1914年5月六甲羅臭頭起事,自稱台灣皇帝。


1915年2月台中林老才起事,自稱台灣皇帝。


1915年4月西來庵余清芳起事,揭櫫要建立「大明慈悲國」。


圖謀將台灣收入中國版圖(或宣稱中國將收復台灣)者,有四件:


1907年11月北埔蔡清琳起事,稱將有中國兵登陸收復台灣。


1913年1月苗栗羅福星等人圖謀將台灣收入中華民國版圖。


1914年2月南投沈阿榮起事,以台灣歸復中國為目的。


1914年2月大湖張火爐起事,企圖收復台灣歸復中國。


此外,有依違兩可(主張回歸中國或自建政權皆可)者,如1915年9月新庄楊臨的起事;也有不明確其目標係自建政權或回復中國統治者。


綜觀此一時期的抗日運動,仍以舊時代「改朝換代」之性質者居多。1912年起,滿清王朝已經結束,中華民國共和政府已在大陸出現,而台灣仍有多人在稱王稱帝,甚至還有以宗教迷信方式來號召群眾者,茲舉1915年的余清芳西來庵事件來看,余清芳的諭文稱:


「大明慈悲國奉旨本台征伐天下大元帥余示諭。…聖神仙佛,下凡傳道,門徒萬千,變化無窮。今年乙卯五月,倭賊到台二十有年已滿,氣數將終。天地不容,人神共怒。我朝大明國運初興,舉義討賊,興兵伐罪,大會四海英雄。」[19]


其「前近代」之性格仍至明顯,遑論具有現代國家的觀念。


不過,此期有四件事件直接或間接受到中國辛亥革命的影響:1913年初的羅福星、同年6月的關帝廟李阿齊、同年年底的東勢賴來,以及1914年2月的大湖張火爐。後三者間接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而前者羅福星則是同盟會會員,其革命行動,是台灣武裝抗日史上極少數標舉「中華民國」之名號者,頗值得理解。羅福星在自白書中屢屢出現「我中華民國人民」「我華民」「我中華民族之台灣人」等字眼。他的一首七律<祝我民國詞>,以「中華民國孫逸仙救」作為每句冠首,足見其具有對中華民族主義的強烈認同,對孫文又有強烈的英雄崇拜,不過,他在自白書中,卻有如下的一段表白:


「我之事業,實欲脫離汝等野蠻,建設一文明國之美舉也。世界之偉人拿破崙、華盛頓,倡共和政体主義,雖屢經失敗終得成功。」[20]


羅福星舉拿破崙和華盛頓相提並論,顯然類比不當,蓋因拿破崙後來帝制自為,而華盛頓則從事美國獨立,與羅氏行動之性質並不相同。再者,他一面說要台灣脫離日本的野蠻,建立一文明國(表面上看,這是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但卻又同時自稱「中華民國人民」,似乎前後衝突矛盾,這種邏輯,或許可以從後來1920年代李友邦等人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對「台灣獨立」的定義獲得相同的解釋。(詳下文)總之,羅福星的革命,是台灣武裝抗日運動中少數比較具有現代性格的運動。在國家体制的觀念上,已有共和体制的主張。


二、二○、三○年代的社會運動


1915年余清芳的西來庵事件後,台灣的武裝抗日運動幾近尾聲(除了1930年山地泰雅族的霧社事件外,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抗行動),隨之而來的是1920年代具有近代色彩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


1919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改組原先的啟發會,成立「新民會」,展開二○年代各項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動;有《台灣清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刊物的相繼發行;1921年,蔣渭水醫師結合青年學生及台灣各地社會領袖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成為往後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大本營,也是許多社運團体的「母体」。1927年初,「文協」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老幹部退出另組「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黨又於1930年分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而在農工運動團体方面,「台灣農民組合」於1926年6月成立,,民眾黨的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於1928年2月結成;同年4月,「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此外,尚有許多小團体,也在20年代出現,不一而足。簡單言之, 1920年代的上半期,是台灣社運團体萌芽發展的時期,20年代的下半期,是各社運團体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階段。直到1930年代初期,隨著日本當局的高壓手段,這些分合擾攘的社運團体才紛紛勢微。


20年代的政治社運團体及派別雖然錯綜複雜,不過從國家認同的問題來觀察,仍可化約出簡單的模式來。試以1921年台灣總督府警務局對當時台灣議會運動者的思想傾向的一段分析來了解:「綜觀幹部之思想言行大別可分為兩派:其一即立腳於對中國之將來寄予多大的希望,以為中國之國情不久必可恢復正常而雄飛世界,自然必可光復台灣,是以此際必須保持民族之特性,涵養實力,以待時機。由此民族意識嚮往中國,開口便是強調中國四千年之文化以激發民族自信心,常有反日之過激言行;另一派則對中國不敢作過分之奢望,置重點於台灣人之獨立生存,假令能復歸祖國懷抱,而又會受今日同樣之苛政則究有何益。因此不務排斥日人,而堅持台灣為台灣人的台灣,專心圖增台灣之利益與幸福。雖然如此,彼輩係因失望於中國紛亂之現狀,而不得不抱此思想,他日中國一旦隆盛,則仍然回復與前者一樣的見解乃必然之勢。」[21]


這段分析大抵中肯,不過這段分析是在1921年,而往後整個20年代台灣的政治運動又有新的發展,用這個大架構來看往後的發展,則稍嫌不足。


研究台灣政治史的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探討台灣抗日的有關民族主義(Nationalism)時,分成兩組座標來觀察,在縱座標上是屬於國家認同的層次,分成「統一」和「分離」兩種;在橫座標上,是屬於運動的手段方法,分成「革命」和「改良」兩種。因此依這兩組交叉座標,將運動分成四種型態:「祖國派」(統一、革命)、「待機派」(統一、改良)「台灣革命派」(分離、革命)及「一島改良主義」(分離、改良)。[22]


所謂「祖國派」,是指一群離開台灣進入中國的台灣青年的團体組織,如「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台灣革命同盟會」、「台灣民主黨」,「眾友會」等。他們期待藉由他們心目中的「祖國」的力量,援助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回歸祖國;所謂「待機派」,認為「祖國」尚無能力援助台灣,所以努力保存民族文化,在總督專制政治下爭取台灣人的權益地位,待機再回歸祖國。這一型以「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前)及「台灣民眾黨」為主;「台灣革命派」,則志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主張台灣獨立建國,此派以「台灣共產黨」為主,「新文協」和「台灣農民組合」亦被歸入此派;「一島的改良主義」則根本不考慮「祖國」的存在,只求台灣本島生存環境的改良。此派以1930-1931年間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台灣話文派」為代表。


其中「一島改良主義」因以文學論爭中的「中國白話文」及「台灣話文」的分野,來推斷國家認同問題,涉及語言工具的目的論的解釋,難有定論,本文暫不論列。


「祖國派」與「待機派」在國家認同上極為接近,都以回歸中國為終極目標,惟在表達時的直接或間接,以及在認同強度的深淺方面,各有不同。祖國派的團体,活動地點在中國,可以直接表明回歸「祖國」的心意[23];而待機派的活動範圍在島內,必須在表面上承認日本的体制(包括開會時還掛出日本國旗),又因体認到「祖國」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放台灣,台灣人也不可能在一夕之間轉換身份、改變國籍,然而爭取台灣人的權利地位的抗爭又不能不作,為了團結台人,於是「漢民族」「中華民族」這種帶有強烈種族、文化的符號,便成為用以區隔台灣人與日本人的認同指標。因此,誠如前引總督府警務局的報告中所指出的「由此民族意識嚮往中國,開口便是強調中國四千年之文化以激發民族自信心」。以下試舉代表性言論以明之:


被譽為「台灣的民族運動的鋪路人」的蔡惠如,在《台灣民報》創刊號上說:「台灣的兄弟不懂漢文,我所以滾下珠淚兒來咧。這個原故,是很容易明白的,我們台灣的人種,豈不是四千年來黃帝的子孫嗎?堂堂皇皇的漢民族為什麼不懂自家的文字呢?」


蔣渭水在<臨床講義>中,對「患者:台灣」的敘述是:「原籍:中華民國福建省台灣道。」「遺傳:明顯地具有黃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統…」。他在治警事件的答辯中,說到「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台灣人」「台灣人不論怎樣的豹變自在,做了日本國民,便隨即變成日本日本民族,台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即漢民族的事,不論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


1936年3月,林獻堂參加《台灣新民報》舉辦的「華南考察團」。當他門一行在上海接受歡迎時,林獻堂在致辭中說出「我們回到了祖國」的話。[24]足見,這種訴諸血緣、種族的認同,是當時台灣解放運動的主流前輩們用以區別日本人(當時俗稱「內地人」)與台灣人(當時俗稱「本島人」)的重要標準。因此「漢民族」成為重要的認同符號。而「中華民族」這個甫隨著清末民初中國政局的丕變而被建構出來的政治符號,也立刻被當時蔣渭水等人吸收採用。在他們的觀念中,「漢民族」「中華民族」「黃帝子孫」等名詞,幾乎都是同義詞。儘管論者多以為日本時代已逐漸形成「台灣意識」,甚至有「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口號,然而其「台灣意識」是相對於「日本意識」而言,「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的另一面意義是在表示「台灣不是日本人的台灣」。因此,當時的台灣意識,不但未排斥「中國意識」,反而有以「中國意識」為內涵,無怪乎學者陳昭瑛說:「…在這種「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結合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意識」成為界定「台灣意識」的性質。」[25]


對於這一派訴諸「黃帝子孫」「中華民族」的「待機派」(或以「民族派」形容),史明曾有如下的評語:「現實存在著的台灣.台灣人,與現實的中國.中國人雖屬於同一種族,但二者在社會上、意識上已成為不同範疇的二個民族集團…(中略)…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所謂「民族派」的前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要幹部,不但不把這點認識清楚,反把現實的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大眾(多數者)的心理動向(台灣人意識),跟他們自己在腦筋裡所幻想的「祖國中國」「中國的台灣」等抽象觀念混淆在一起,結果,不知不覺之間,卻以「祖國中國」的幻想為基本觀念來從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他們所領導的解放運動乃不可能直截了當的提出「台灣民族獨立」,只是心理上在「祖國中國」的觀念世界打圈子。」[26]


史明的評語是否合理?曾擔任林獻堂的私人秘書、被劃歸為「待機派」(或「民族派」)的葉榮鐘,有一段話或許可以提供補充解釋。葉榮鐘在戰後曾回憶說:「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字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連繫。祖國祇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中略」…我們觀念上的祖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我們對祖國的觀念,由歷史文字而構成的,當然佔有相當的分量,但還不及由日本人的言動逼迫出來的切實。當我門抵抗日人的壓迫時,日人一句共通的恫喝是"你們若不願做日本國民,返回支那去好了。"緣此日人的壓迫力愈大, 台人孺慕祖國的感情也就愈切。假使日人在這五十年的統治期間,能夠切切實實施行所謂"一視同仁"的政策,不歧視,不欺凌,那麼台人的民族意識,或者不致如此強烈。」[27]「…我們的祖國觀念和民族意識,毋寧說是日本人的歧視…與欺凌壓迫激發出來的。」[28]


葉榮鐘的這段話,無異是為史明的批評作了正面的補充說明,清楚地說明他們當時的「漢民族」「中華民族」的「祖國意識」是用來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抗的工具。在對抗異族殖民統治的過程當中,他們心目中的「祖國」是經過理想化的,與實際存在的祖國,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在終戰之初,有那麼多人熱切回歸祖國,卻在不久對祖國有了「經驗的實感」之後紛紛失望,竟而釀成二二八事件的道理。在日據時代曾經歌吟「祖國我欲乘風歸」的林獻堂,到了戰後不久,卻浪跡異國,客死他鄉,留下「異國江山堪小住,故園花草有誰憐?」的喟嘆[29];日據時代,曾經歌詠<祖國>的巫永福,到了戰後,也走上台灣獨立的路子。這些活生生的例子,不勝枚舉。


相對於「待機派」對「祖國」的美化,當時屬於運動中的左翼人士,在國家認同上則有迥然互異的選擇。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他們在政治大綱中,明白揭櫫「台灣民族」的觀念,並且標舉「台灣人民獨立萬歲」「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口號。他們在<政治大綱>一開頭即說明「台灣民族的發展」,其中謂「所謂台灣民族就是由這些中國南方移民渡台後結合形成的」,綜合三百多年的歷史發展,台共的政治綱領為「台灣民族」作這樣的結論:「台灣民族就是經過這種歷史階段,以及特殊的經濟發展過程而成形的。」[30]所以台共可以說是日據時代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團体,他們被前述若林正丈的研究架構劃入「台灣革命派」。被歸入同一派的尚有「台灣農民組合」及「新文化協會」等,這可能是因為台共人士後來積極參與農組及新文協的活動,成為其主控者。不過從當時農組和新文協的運動性質看,其重心在於階級運動,而不在獨立建國上面。


「台灣獨立」的口號除了被當時的左翼人士標舉出來之外,屬於「祖國派」的部分人士也喊出「台灣獨立」的口號。不過祖國派的「台灣獨立」的定義,卻有一百八十度的另一面解釋。試以李友邦(肇基)的「台灣獨立革命黨」來理解:李於1924年投奔中國進入黃埔軍校,組織「台灣獨立革命黨」,自任黨主席,該黨宗旨說:「為團結各族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勢力,使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而反回祖國。」1938年9月,該黨修正黨章,明文「本黨宗旨為團結台灣民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歸返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國家。」1940年李友邦在<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一文中,為「台灣獨立」作了如下的解釋:「什麼是台灣獨立呢?台灣的獨立是在國家的關係上,脫離外族(日本) 的統治,是對現在統治著台灣的統治者而言。作為被壓迫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下的台灣民族,他們是要向其統治者鬥爭,以爭取能夠自己處理自己,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利,被鎖緊地壓迫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的台灣民眾,迫切的需要的是這個。…但『回長(唐)山去啊!』從前是,現在也還是台灣五百萬民眾的口頭禪,「長(唐)山指的就是中國,要歸回中國的熱情,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作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敗類而外,這已成為一般台灣民眾的要求,所以台灣要歸返中國。」[31]


在今天看來,「台灣獨立」與「歸返中國」這兩個語意完全相反的語詞,在當時李友邦的觀念中竟然可以融在一起。原來他們的「台灣獨立」的觀念是「有而且只有脫離日本統治」就算「台灣獨立」,至於脫離日本之後的台灣,並不是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是要歸中國統治。因此,以今日標準看,究其本意,其「台灣獨立」的最後目的是要讓台灣不要獨立。因此他們這一派運動者的主張,儘管採用「台灣獨立」的字眼,但仍被研究者歸在「祖國派」而不算是台獨論者。誠如學者黃昭堂所言:「他們所主張的『台灣民族』,對『中華民族』而言,幾乎毫無距離。」[32]


參、戰後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一.草山會議的台獨運動


二次大戰結束之初,過去親日的台籍士紳辜振甫等人,曾與在台日本少壯軍人密謀計劃台灣獨立。按終戰之初,尚駐留在台的日軍,有陸軍十二萬八千人、海軍六萬二千人,合計有十九萬多人。日本少數在台的少壯軍人,於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心有未甘,抱「玉碎台灣島」的態度,乃結合過去與日政當局關係密切的台籍士紳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簡朗山、徐坤泉等人,於1945年8月中,於草山(今陽明山)會議,欲圖不使台灣被國民政府接管,而促成台灣獨立。此事後來因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反對而作罷。[33]


很明顯的,辜振甫的「台灣獨立」,與前述台共的「台灣獨立」,及李友邦等的「台灣獨立」,各有不同的內涵。


二.二二八事件中的國家認同


1947年2、3月間,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從社會運動的角度觀察,事件發生當中,可分為兩條路線在同時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34]前者係以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為主体所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談判協商;後者則是若干民間力量收繳槍械,組織民兵,試圖以實力進行抗爭。,前者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普遍在全島各縣市都有設立;後者的武裝力量,只局部性出現,如台中、嘉義、斗六、高雄、花連幾處。以下試分別從這兩條路現來瞭解其國家認同的立場。


先就政治交涉路線來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儘管後來被陳儀指為叛亂組織,然而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他們自始至終的表現及言論,仍以大中國為認同對象。試先以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告全國同包書來觀察,該會在告全國同胞書中,明白提到:「親愛的各省同胞,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歡迎你們來參加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以使台灣政治的明朗,早日達到目的,…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漢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大家拿出愛國的熱誠,和我們共同推進…我們的口號是:改進台灣政治!中華民國萬歲!國民政府萬歲!蔣主席萬歲!」[35]。此文告發佈後的翌日,該會通過四十二條的處理大綱,提出政治改革的具体要求。這四十二條的要求,雖然被視為「叛國」的證據,然而以今日之標準,實在看不出有「叛國」「叛亂」的意味。在大前提下,他們仍認同整個中華民國的大体制,況且,四十二條要求的主要起草人,是以王添燈及其身旁的《自由報》的左翼人士(如潘欽信等)為主,他們此時已無台獨思想,而王添燈本人也有明顯的反台獨態度。[36]足見四十二條的態度,並未逾越大中國的雷池。學者陳芳明曾指出:「處理大綱的四十二條要求,代表了戰後以來台灣知識分子追求自治的總表現。」[37]


至於武裝抗爭的路線,因各地的民軍彼此不相隸屬,訴求也不盡一致,所以不能一概而論。然而「擁有武裝實力以增加談判籌碼」之說,似乎普遍存在。試以台中地區由青年學生所組成的「二七部隊」為例來看,目前極力主張台灣獨立的當年的「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回憶當年建軍的目的說:「我們的目標為愛爾蘭模式的最高自治」[38]「希望他們(按指國府)能准許我們像英國的愛爾蘭那種地位給我們,內政、教育、建設、治安,統統由我們台灣人自己來,其餘仍由他們,為此我們更須要有自己的軍隊。即使僅僅為了保衛家鄉,我們也不能沒有武裝部隊。」[39]「我們如不能完成建軍計劃,則到時候我們的政治訴求--希望國府准許台灣成為愛爾蘭之於英國的理想,又將依憑什麼做籌碼?」[40]而當時在台中組織「人民協會」並試圖掌握「二七部隊」的前台共領袖謝雪紅也說:「我們六百萬省民,為了爭取台灣的真正自治,掃清貪污,改革政治,現在全省人民已決意武裝起來,向這個獨裁政府宣戰。…」 [41]足見,這種武裝行動在國家認同上,僅止於高度自治,尚未提升到台灣獨立的要求。他如張志中所組的「自治聯軍」,顧名思義,也以高度自治為訴求。學者陳芳明指出,在二二八事件中,「即使是最激烈的政治團体,在抗爭中仍然還是回歸到自治運動的精神指導之下。」[42]


三.二二八事件後海外的統獨分野


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整肅,許多知識份子亡命海外。這些亡命海外的知識份子,在國家的追尋上,分成兩個路線發展:有的人開始尋求台灣的獨立自主,先後在日本、美歐組成台灣獨立團体;另外有少部分社會主義者,則投入中國大陸,並於1949之後,加入紅色中國的陣營。


1.興起於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


被稱為「海外台獨運動初期最著名的領導者」的廖文毅,於事件之後,因遭通緝而亡命海外,曾經一度在「聯邦」與「托管」的念頭之間舉棋未定,[43]後來才標舉台灣獨立的旗幟。1951年,廖在東京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1955年9月和次年2月又先後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及「臨時政府」。1960年的2.28,有王育德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後改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另外有史明結合幾個團体於1967年4月成立台灣獨立聯合會,次年解散,再創「獨立台灣會」。


台灣獨立運動隨著留學生的激增而擴展到美國、加拿大及歐洲。許多團体相繼出現,如「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歐洲台灣獨立聯盟」「在加(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等。進入七十年代,分布在日本、美國、歐洲地區的部分台獨組織聯合組成全球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總部設於美國)。1979台美斷交後,又有許多其他組織出現,這些團体組織,在海外發行刊物,鼓吹台灣獨立。[44]


二二八事件之後在海外興起的台灣獨立運動,出現多種不同解釋的「台灣民族論」,不過他們的共同點是,有明顯對「在台大陸人」(俗稱「外省人」)的排斥,而獨立的對象,也以在台的國民黨政府為目標。1970年代中葉,獨立運動陣營開始接受「在台大陸系人」,而產生新的觀念,認為「不管出生何地,不管何時來台,凡是認同台灣的,都是台灣人。」黃昭堂將這種台灣人觀念命名為「無差別認同論」。[45]


2.戰後台共的國家認同的轉向


在日據時代即提出「台灣民族論」、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的台灣共產黨,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卻有了大轉向。他們之中有多人投入大中國的陣營,不再主張台灣獨立。例如台共首腦謝雪紅於二二八事件之後先流亡香港,後進入中國,曾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委、人代會委員[46];另一台共首腦王萬得,於1949年投奔中國,為「民盟」華東總支部委員,人代會上海市代表,1983任政協委員 [47];楊克煌也於二二八事件後與謝雪紅潛往中國,1949年9月至1954年11月出任中共政協首屆一次會議代表[48];其他重要台共分子如蘇新、蕭來福、楊克培,潘欽信、詹以昌…也在事件後投奔中國大陸。


為何在日據時代即提出「台灣民族論」、喊出「台灣共和國萬歲」的台灣共產黨,到了戰後卻改變國家認同的方向,不再主張台灣獨立,而紛紛倒向大中國呢?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理解:一、二二八事件後,他們都成為國民黨政權下的通緝分子,許多人逃離台灣,先進入香港,再輾轉進入正在進行與他們理念相同的共產革命的中國大陸。這種時空背景的契合,水到而渠成,當可理解;二、日據時代他們雖然提出「台灣民族論」,但是其台灣民族意識是相對於日本人的意義較大,與中國民族的比較,就沒有太大的距離,尤其是1931年翁澤生、王萬得等人鬥倒謝雪紅之後的台共新中央,採取的路線是「階級革命」優先於「殖民地革命」 [49],足見其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執著,勝過對民族主義的提倡。易言之,其運動的性格,階級性強於民族性;三、1949年中共政權確立以後,相對於中共政權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係以反共的法西斯立國,兩相比較,北京共產政權自然較符合其理念。設若台灣當局實行的是共產主義,北京是反共的法西斯政權,則恐怕他們的國家認同將又有另一番變貌。


四.五○、六○年代白色恐佈案件中的兩種國家認同


1949年底,國民黨政府撤退入台,台灣的政治,繼二二八事件之後的陰霾,而更加晦暗。五○年代起即進入所謂「白色恐怖」的統治。根據立委謝聰敏的調查,自五○年代起,至1987年解嚴止,台灣出現了二萬九千多件的政治獄,有十四萬人受難,其中三、四千人遭處決。在這麼多的政治獄當中,除了無辜受冤者外,其中真正提出與統治當局不同政治主張的異議分子,在國家認同的立場上,大致分成兩種,一為期待北京的共產政權「解放」台灣;另外是,希望促使台灣獨立。誠如曾在五○年代坐過政治獄的作家葉石濤所說的:「五○年代的白色恐怖卻是台灣民眾中有組織的分離主義者、自決主義者及中共馬首是瞻的省工作委員會和謝雪紅(案:謝已逃入中國)領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各地組織遭到政府的肅清和彈壓的結果而發生的浩劫。」[50]


1.對中共充滿期待的左翼運動


一份在台灣親中共北京政權的雜誌曾指出,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9月的雷震案,十年之間,台灣所發生的政治案件中,約有二千人遭處決,八千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九百人是真正共產黨員(地下黨)之外,其餘九千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51]根據這份資料,吾人可以斷定在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案件中,約有數百人在國家認同上是傾向北京中共政權。例如,1949年6月陳本江等在台北縣石定鄉鹿窟村召集同志和村民,建立武裝基地,準備呼應中共「解放」台灣;同年發生鍾浩東等人的基隆中學案;同年底爆發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案,牽扯出許多為中共政權執行任務的台共人員;其他如50年的台大醫師許強、吳思漢、郭琇琮等案皆是。基本上,他們對於國民黨政府至為失望,對於正進行共產革命的中共,則充滿期待。根據從事這段歷史的報導文學的作家藍博洲的解釋:「1947年起,中國內戰情勢急轉直下,他們於是在激蕩複雜的中國現代史中沉思台灣的意義。陰霾廓清,在他們的眼前,因著身份認同的新的解決,開展著遼闊的工作和希望。台灣往何處去的問題,在中國往何處去的質問和實踐中,他們取得了明白、堅強的解答。」[52]這種文學式的敘述或許不夠明確。如果透過中共華東局派在台灣發展「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張志中的敘說,或許會更清晰地讓我們了解他們當時所追尋的國家。張志中在招收黨員的過程中,有這樣的談話:「…我就是奉命到雲林這一帶來發展『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組織的,我這個組織就是為將來祖國解放台灣時做內應工作的。我希望你們也能体會祖國的苦心,大


家都能加入組織,團結起來為台灣人民的前途而奮鬥。」[53]


五○年代台灣的中共地下黨員,視對岸中共建立的國家為其祖國,這種國家認同,依目前在台的左翼人士的解釋是,這些為「祖國」效力的人,是「具有強烈中國人意識的民族主義者」[54]。然而,這種解釋有待商榷,蓋因在台灣的蔣介石,也以中國民族主義相標榜,對於「分離主義」的台灣獨立論者也加以嚴懲,甚且,初到台灣的蔣政權還反指中共是蘇俄的走狗,要台灣人民「消滅朱毛殺漢奸」。所以認同蔣政權與認同中共政權,都不違背「中國人意識的民族主義」。因此要解釋其國家認同的標準,實在是因為基於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共同認同所致。


2.台灣獨立自救的主張


白色恐怖案件中,除了前述認同北京中共政權者外,另外一種國家認同是台灣獨立的主張。例如,1950年5中的黃紀男、廖史豪等人的台獨案[55]、1961年的陳智雄案[56]、1962年的「台灣共和國傳單事件」、1963年邱萬來、高金郎等人的「澧江軍艦案」、1968年邱新德、林永生等人的「筆劍會」案…[57],都是因主張台灣獨立而獲罪的案子。


在眾多的台獨案件中,最受矚目,且提出較周延的台灣獨立理論的,要算是1964年彭明敏與謝聰敏、魏廷朝的<台灣自救宣言>案。彭是台灣第一位提出「一中一台」言論的人。他們在宣言中說: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分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較諸過去具有濃厚的「省籍意識」的台灣獨立觀,彭的宣言中明顯能打破「省籍」的藩籬。而且,誠如學者陳芳明的評語:「『自救宣言』的通篇文字裡,沒有『台灣獨立』的名詞;但是追求新國家代替『台灣獨立』,是一種先見之明的智慧,因為前者是一種行動,一種實踐,後者則是屬於政治口號。這份文件強調,台灣人民必須在「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與「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之間走出自己的道路…」[58]


五.五○年代以降的民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


在二二八事件的大整肅之後、在白色恐怖的高壓統治之中,五○年代台灣本地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都像驚弓之鳥,對於政治話題大多噤若寒蟬。五○年代中,較敢對政治議題發聲的,是一群來自中國大陸、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言論集團。顧名思義,《自由中國》的國家認同是以大中國為前提的。胡適為該雜誌所寫的宗旨,登在每一期的封面裡,明白揭示他們最後的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其所謂的中華民國,是包括整個中國大陸在內。儘管當時《自由中國》的社論已對「反攻大陸」的勝算,提出懷疑,並且呼籲國民黨政府在台灣要「實事求是,持久穩健,實質反共」[59],但是他們心目中的國家,仍以大中國為範圍。1957年以後,在雷震的主導下,《自由中國》和參與地方選舉的台籍菁英做了更進一步的結合,終於有1960年8、9月間的「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60]顧明思義,「中國民主黨」在國家認同上,仍是大中國的考慮,而無台灣獨立的念頭,他們曾再三聲明,中國民主黨是「全國性的」「絕不是所謂本省人的離心運動」[61]。甚至當時參與組黨運動的多位台籍菁英,如郭國基,李萬居等人,都曾有公開表明反對台灣獨立的言論。[62]


「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因為雷震被羅織入罪(1960.9)而胎死腹中。民主運動陷入谷底。197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的前後,蔣經國準備接掌政權之際,以《大學》雜誌為中心的一群青壯年知識份子再度發出集体性的政治改革呼聲。他們的言論重點在於民主改革,法治人權的提倡,在國家認同上,仍以「中華民國」為認同。不過,對於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困難,則以台灣主体的立場開始有了痛定思痛的反省。尤其具有突破性的言論是,該社社長陳少廷首倡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一向被國民黨統治當局神聖化的所謂「法統」,遭到《大學》雜誌的挑戰。國會一但在台澎金馬地區全面改選,則代表全中國之說勢必瓦解,因此《大學》的言論,無疑具有要求政府本土化的意義。《大學》雖無明顯的台灣獨立的言論,不過,一般論者則以「革新保台」來形容其政治立場。


蔣經國開始主政的七○年代起,台灣開始有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選舉帶動「黨外」的民主運動。在七○年代結束以前,「黨外」民主運動的陣營正在整合之中,其間除幾次的選舉活動及幾次政治事件(如中壢事件、余登發被捕案、橋頭示威、許信良停職案…),促成其運動的契機之外,幾本雜誌的創刊─《台灣政論》(1975.8)《八十年代》(1979.6)《美麗島》(1979.8)─也是他們發為輿論力量的重要媒介。綜觀此時的黨外活動及其言論,其訴求除繼續《自由中國》及《大學》雜誌時代的訴求之外,更進一步,台灣的主体意識更加彰顯,「台灣人出頭天」「台灣人民萬歲」的口號已脫口而出。本土意識的抬頭,使得統治當局最後採取強制手段,終而爆發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


在美麗島事件的大審中,統治當局認定「美麗島」人員是在從事「台獨」的「叛國」行動。被告的答辯,則有婉轉的解釋,例如林義雄辯稱:「台灣的前途應由居住在台灣的一千七百萬人-包括本省人及外省人-共同決定。那是根據我所信仰的民主理想當然的結論,這絕不是什麼台獨意識,一千七百多萬人也可能共同決定馬上反攻大陸。」;施明德則提出「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的說法。[63]


美麗島事件後,時序進入八○年,黨外民主運動注入辯護律師、受難家屬,以及新生代等新血,運動反而更加擴展,也使得台灣的政治環境日漸解凍。到了九○年代初,台灣獨立的言論已不再成為禁忌。


六.七○年代以後島內獨立自救的聲音


繼彭明敏1964年的<自救宣言>提出「一中一台」的主張之後,1971年坐滿十年政治獄的雷震,在國家認同上有了大幅度的轉變。甫出獄的雷震,於1972年元月上書蔣介石總統提出〈救亡圖存獻議〉,主張更改國號叫「中華台灣民主國」,他在建議書中說:


「我門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64]


這是當時島內難得的台獨聲音,且發自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不過因為未對外公開,在當時沒有產生影響。


1977年8月16日,美國國務卿范錫訪問中國北京的前夕,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發表了一份<人權宣言>,表示:


「面臨中共企圖併吞台灣之際,基於我們的信仰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將來應由台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我們向有關國家,特別向美國國民及政府,並全世界教會緊急呼籲,採取最有效的步驟,支持我們的呼聲。為達成台灣人民獨立及自由的願望,我們促請政府於此國際危急之際,面對現實,採取有效措施,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65]


長老教會的人權宣言引起執政當局以及大中國民族主義者相當大的疑慮,反駁及攻擊的文字相繼而來。由於長老教會歷史悠久,人多勢眾,並沒有受到更進一步的政治懲罰。


除長老教會的宣言之外,在政治高壓下,一般言論仍不敢倡言台灣獨立。七○年代以降的「黨外」民主運動,除民主憲政、人權法治的訴求之外,也挾雜著本土意識,但尚未提昇到明確標榜「獨立」的國家認同層次。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運動明確提到「自決」的主張(1983年的增額立委選舉,「黨外」的共同政見是「民主、自決、救台灣」)1987年,民主進步黨成立後,提出的共同政見第一條即說:「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体住民,以普遍且平等方式共同決定。」此後,主張台灣獨立的聲音,在島內漸漸浮出台面。1987年8月30日,在「台灣政治受難者聯宜會」成立會上,蔡有全、許曹德主張明白揭櫫「台灣應該獨立」,而遭逮補判刑,引起民眾示威抗議,並提出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言論自由」。1988年,民進黨「四一七決議案」提出「四個如果」,有條件地主張台灣獨立。


1989年,有兩件事件的發生,刺激台灣獨立言論的高升及其支持者的增加。其一是「大陸籍」的台灣獨立主張者、《自由時代》雜誌總編輯鄭南榕,因刊載學者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而遭國民黨政府當局起訴。4月7日,鄭因為拒絕當局的拘提,在其雜誌社內引火自焚而死,震驚台灣社會;另一件大事是,二個月後的中國北京,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軍隊在裝甲車開道之下衝進天安門,對天安門前爭取自由民主的學生民眾,展開血腥屠殺。


鄭南榕的自殺,刺激許多人去思考台灣獨立的問題;六四天安門前的屠殺,使得許多台灣的人民對中共政權益感疑懼,對「統一」開始憂心。是年年底的立委選舉中,有三十二名民進黨籍的候選人,組成「新國家連線」,提出「建立東方瑞士國」的主張,國民黨政府當局雖揚言要予以制裁,但選舉結果,三十二名候選人當中當選二十名,支持台獨主張的選票計有一百三十萬張。這種民意基礎,使得所謂「法律制裁」之說沒有下文。


自1988年到1991年之間,出現「海外黑名單闖關回國浪潮」。許多在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而被國民黨統治當局放逐在外的人,紛紛闖關潛回台灣,許多人陸續被捕入獄,如羅益世、陳昭南、郭倍宏、許信良、王康陸、李應元、張燦 …。


時序進入一九九○年代,公開主張台灣獨立的言論及團体大增。上百名大專院校的教師組成「台灣教授協會」,公開提出「台灣主權獨立」的宗旨。1990年10月12日民進黨通過決議案,提出「事實主權」的認定,確認「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91年5月9日,參加「獨立台灣會」的陳正然等四名青年學生遭國民黨政權當局逮捕,引起大規模民間及學界的街頭抗爭。1992年3月8日,林雙不等一群中小學教師組成「台灣教師聯盟」,深入台灣各鄉鎮宣揚台灣獨立建國理念。同年的8月23日,黃秀華、郭樹人、廖中山、林向愷、陳師孟、張忠棟、鍾佳濱、徐馨生等約六十餘名所謂「外省人」,成立「『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表示在台灣獨立建國的行列裡,「外省人」不該缺席。[66]]


七.統一運動的聲音


台灣獨立的聲浪日漸高漲的同時,台灣島內也有一些強烈的「中華民族主義者」結成團体,力倡兩岸統一,反對台灣獨立。1988年4月4日由陳映真、王曉波等人成立的「中國統一聯盟」,是最典型的團体。


李登輝繼任總統,並接任國民黨主席後,台灣社會容納更多的台灣獨立的聲音,國民黨也被認為有「台灣化」的傾向。因此引起國民黨內部以「外省人」為主体的「反台灣化」勢力大感不安,導致國民黨內有所謂「主流」與「非主流」之對立。這種對立,在1992年春修憲會議當中有關總統是否改為公民直選的討論時,一度進入白熱化。1991年底,一群反對台灣獨立的人士組成「中國人反獨護國大同盟」。他們在某次座談會對於國民黨「主流派」的作為,曾提出如下的批判:「堅決反對國民黨內部分人士背叛國父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修憲主張;強烈譴責少數國民黨國代勾結台獨份子企圖推動「公民直選」行為;堅決反對公民直選…」[67]


儘管李登輝一再表示「反對台獨」,呼籲要正視「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事實,但是仍無法取得部分「外省人」及所謂「非主流」的信任。1992年及93年初,民間要求軍人閣揆郝柏村下台的聲浪極高,也激發了部分外省人及退伍老兵走上街頭,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李登輝下台。過去在蔣氏政權時代最「效忠領袖」、最擁護國民黨的一群「外省第二代」如趙少康、郁慕明、周荃、王建暄等人,結合過去也最反對民主運動的「本省青年」如李勝峰等人,組成了「新國民黨連線」,提出「驅逐獨臺,打倒獨裁,打倒金權,平均地權」的口號,以示與李登輝主導的國民黨主流派有別。同年8月中旬,「新國民黨連線」在國民黨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夕,宣佈另外組成「新黨」,他們重申「反對獨裁、反對金錢、反對台獨」的口號。1994年5月8日,許歷農、馮滬祥等過去蔣氏政權的極端擁護者,組成「新同盟會」,發表宣言指出:「台灣地區所顯露的各種現象,使我們面臨著:國家分裂的危機,地域隔閡的情結,憲法存廢的關頭,文化衰落的徵兆。」因此,他們重申追求國家統一,反對分裂國土…的決心。


九○年代起,過去的「反共」聲音顯然已被「反台獨」的聲浪所取代。過去的右派勢力,和五○年代以降的左翼人士,顯然有合流的態勢。甚至以往標榜「反共」的人,在國家認同上,也與北京當局有了接近的立場。這種接近的立場,中共當局也明顯感覺出來,1991年11月2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答覆美國華盛頓時報前總編輯狄包契格列夫的訪問時稱:「台灣是中國整体的一部分,如果他們想變成獨立的共和國,那是我們不能容忍的事。當然,我們已注意到台灣當局像行政院長(按指郝柏村),不贊成分離主義,只有一個中國的觀點,他們與我們一致。」江澤民所言不虛,其立場的漸趨一致,可以再從以下事例看出:1993年10月,蔣緯國在舊金山接受親北京的《僑報》(西部版)專訪時說,他對鄧小平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舉雙手贊成」,並表示「對鄧老先生的所作所為,十分尊敬」。[68]過去極力標榜「反共」的政戰大員王昇,也開始有和中共方面接觸的言行;1994年月,一群過去極擁護「反共」政策的老兵,致函鄧小平求救;1994年10月1日,有耿榮水、張一熙等數名「統派」人士赴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


「反共」的意識型態已逐漸在中華民族主義下瓦解,而整合到「統一」派的陣線裡頭。很顯然的,這是對島內台灣獨立聲浪的總反應。


肆.結語


綜觀台灣百年來的政治運動中所顯現的國家認同,可謂紛岐而多變。不僅有「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的變化,甚至也有「見水是山」「見山是水」的弔詭。在這紛歧與多變的國家認同之中,我們若以當前的「統」「獨」課題─即台灣與中國之間該「合」或「分」─來作參考架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百年前的「台灣民主國」,雖號稱「自立為國」,卻仍在「遙戴皇靈」「戀戴皇清」「氣脈相通,無異中土」。獨立只是抗日的手段,其目的不在真正建立新國家。


日據時代前二十年內的武裝抗日行動,有「統」也有「獨」,但絕大部分都不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有的還陶醉在「大清皇恩」之中,有的仍跳不出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易世革命」的窠臼。


日據中期,二○年代的社會運動雖然已經發展出台灣人意識,不過在一些「祖國派」「待機派」的運動者心目中,台灣人意識仍包含著「漢民族意識」、「中華意識」的內容,他們一廂情願地以「漢民族」的種族認同,和「中華」的符號認同,來作為與日本人區別的指標,而不在乎台灣社會與中國大陸社會之間的岐異;反倒是左翼的台共,在二○年代末期,即跨步先行,提出「台灣民族論」的觀念,喊出「台灣共和國」的名號。不過,此時不管是「統」(合)還是「獨」(分),他們都有共同的抗爭對象─日本殖民統治者,所以「統」(合)「獨」(分)之間並不形成截然對立的立場。揆諸二○年代政治運動陣營間的路線爭執,主要在於意識型態之爭(「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重點之爭),而不是台灣與中國的「分」(獨)、「合」(統)之爭。蓋當時的運動者們所考慮的,充其量只是如何擺脫日本殖民統治,至於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台灣應該歸屬中國,抑或獨立為國,似乎就不是當時的運動者所在乎(或急切要解答)的課題。試舉文化協會的吳麗水醫師的一段話,正可以做為這種心態的抽樣代表,1926年,吳曾這樣說: 「我認為將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會如此:中國不會採用帝國主義,也不會把台灣當做殖民地。台灣解放成功之後,台灣會獨立。萬一由於種種原因,兩地人民認為成立中台聯邦或者認為可以進行合併之時,那必須由台灣全體人民的自由意志來決定。在台灣解放的過程裡,中國由於其地位,應給台灣以充分的協助。」[69]這種「想當然耳」的一廂情願,正說明他們這種「不在乎統或獨」的心情。由於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台灣各政治運動陣營的共同抗爭對象,使得「統」「獨」有了共同的交集點,而糢糊了彼此的界線。無怪乎學者黃昭堂有這樣的評論:「他們雖然主張台灣獨立,他們的台灣民族觀與日本民族的境界非常鮮明,但是與中華民族卻混淆不清。」[70]


非常弔詭的是,大戰結束後,過去部分夢縈「祖國」的人,在祖國原形畢露後,幻夢乍醒。而經歷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