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二二八事件 1997-02-25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我是世界新聞傳播學院的副教授李筱峰。今天非常的高興有這個機會,到知識寶庫這個節目來,跟各位談一談臺灣歷史上的一些問題。今天談的主題是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這個問題相當的複雜,在短短的半個小時之內要談這個問題,恐怕是不太方便的。因此,今天的主題焦點我把它放在二二八事件的背景,談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問題,由於過去的政治環境特殊,一般人不太敢,或者是不太方便去提到它。但是,隨著政治風氣的開放,這一個問題在今天已經不再忌諱,大家都可以自由的來討論。今天我來報告這個問題,也僅是我個人的看法,至於報告得對不對,還是希望各位聽眾,及各位先進多多的指教。

談到二二八事件的因素,其實要先瞭解戰後初期臺灣的一般民心的狀況。我們知道,臺灣結束了日本人五十多年的統治之後,當時的一般民心,一般都相當的高興。我個人也作過了很多的調查,可以證明我所瞭解到的,當時的臺灣人民,對於新的時代之來臨,有著相當的期待。可是這個滿懷希望的臺灣人,在歡慶「光復」不久之後,他們的熱情卻漸漸的冷卻了。

首先讓他們開始失望的,不僅是出現在基隆碼頭的那一些,衣衫襤褸、隨地便溺、隨地吐痰的軍人而已。更關鍵的是,一個駕臨在臺灣人頭上一個特殊機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出現。這個機構的出現,與當時大陸的各省,各省都設置省政府,而臺灣並未設置省政府,卻設立了這麼一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單位。而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之設計,是讓行政長官有權力發佈署令,可以制定各種行政規章;而且行政長官他也可以對當時中央在臺灣之各級機關,有指揮及監督之權。當時被派擔任行政長官的人,他又兼臺灣警備總司令。他叫陳儀,原先他是擔任福建省的省主席。在這種情況之下,當時的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長官,可以說已經是集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比起日據時代的總督府軍人總督的權利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這一個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公署,在號稱是「光復」的臺灣出現。使得當時相當期待新政府來臨的臺灣同胞,以及知識份子們,開始感到懷疑。當時連震東先生,也就是現在的行政院院長連戰先生的父親,他曾建議政府,說像這樣的一種體制,很可能會讓臺灣的人民、臺灣的同胞,產生了一種「總督府復活」的錯覺。果然,行政長官公署出現了之後,當時的臺灣民間人士,以及知識份子,就以「新總督府」來稱呼它。就在這個所謂的「新總督府」的制度之下,當時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資源,就全部的被攏斷在「新的總督」的囊中。在這種情形之下,很多的問題,就開始的發生了。特別是滿懷希望的臺灣人民,也開始的失望了。

以下就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四個角度,來瞭解當時情況。首先,從政治上來說。在政治的層面上,起先展現出來的一個情況是什麼樣子的一個狀況呢?就是大陸的人士,攏斷了當時政府機關的所有重要的職位。我特別的舉出一些例子,具體的來說明。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最高階層的二十一位官員當中,本地人只有一位。再看一看當時的行政長官公署有八個處,從處長、秘書、科長、視察、主任、股長、科員,總共這些中階的公務員,共有三百十六人,本地人只有十七人,其餘的二百九十九人都是大陸人。

這種情況,使得當時滿懷希望的臺灣人,以為是光復了,祖國來臨了,自己作主的時代來了,應該可以有表現的機會了。結果呢?抱著這樣的心情的人,看到了這樣的一種情況,他們就大失所望。甚至於認為這樣的政府與日據時代的臺灣總督府一樣,沒有啥不同。緊接著這一種攏斷的行為之外,又進一步的惡化到「牽親引戚」的情形。也就是說,當這個機關被接管了以後,主管的首長,就馬上把他的親友引進到這個機關裡面任職,並且擔任重要的職務。

這個情形,到處都可以看得到。如:台中法院的五十位職員中,有一半是院長的親戚;如農林處檢驗局一位姓葉的局長,竟把一位具有三十年工作經驗的台籍技工解職,而用他的二房姨太太來補缺。更好笑的是:高雄工業專修學校,有一位姓劉的校長,竟然聘了一位不識字的人當教員。原來,這一位不識字的人是他的岳父。像這種情形,在「光復」之前從未出現過。可是,在「光復」之後,出現了。

可見當時的政治風氣之壞,已到了極點。使得當時的很多臺灣人都感覺到非常的不適應,而且當時的「牽親引戚」之風氣一開之後;還有比此更讓人不能忍受的是,同一個職位,大陸籍人士的薪水,是本省人的二倍。當時他們的理由是認為臺灣是偏遠地區,所以加薪一倍。日據時代,也有加俸的情形,可是日本人並沒有加得這麼多。所以,這種差別待遇,使得許多臺灣人覺得不公平。更嚴重的是,貪污腐化的風氣非常的盛。我用一句話來形容:「戰後臺灣政治的貪污腐化,簡直是開了臺灣人五十餘年來未開之眼界」。

當時的貪污情形,報紙上登了一大堆。從大陸上流行的所謂「五子登科」的說法在臺灣出現。「五子登科」的意思是說:接收人員,一接收之後就金子、女子、車子、房子、面子、通通都有了。用這樣的字眼來諷刺官員的貪污腐化!因為貪污的情形非常的嚴重,所以臺灣的同胞,感覺到非常的不適應。我舉一個例子,如當時由林茂生先生所主持的(民報),在民報裡面,由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短短十天的日子中,就出現了有關貪污的新聞有六次之多。平均每二天就有一則貪污案。例如比較著名的嘉義化學工廠貪污案,貪污的數目在國幣貳億元以上;貿易局的官員勾結商人,也有一億元的貪污案;台北市教育界的舞弊案,有一千多萬元的貪污。

像這些層出不窮的貪污案件,使得臺灣的同胞,感到非常的痛心。再從經濟上面來看,在經濟方面,也厲行統制經濟。當時代表統制經濟的兩大機關,一個是專賣局,一個是貿易局。專賣制度,其實在日據時代就已經有了。專賣制度如果在一個清廉的、上軌道的政府來實行的話,就有它的意義;可是,如果相反的,在一個政治很不上軌道,而且充滿了貪污腐敗的政府之下來實施專賣制度,反而是方便的提供了貪官污吏一個上下其手的剝削機會。當時的專賣局對於樟腦、火柴、煙酒、度量衡等等一大堆的東西,都納入了專賣制度之中。而貿易局的設立,也攏斷了當時全省的工、農產品之購銷。這些都是造成了當時的經濟攏斷。

特別是公營事業無限的擴大,日本人留下的二百三十七家公、私營企業,全部納入了當時陳儀手下的二十九家公司來經營。這種公營事業的無限制擴大之後,又加上剛才所提到的政治上的貪污腐敗,及外行領導內行,結果,經營不善,生產力大降。有一項統計發現,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然達不到戰前的一半。這樣的公營事業,經營不善,又無限制的擴大,因此再生產的資金短缺,影響了設備的擴充及原料的購買等等,也就無法經營下去,而向國庫借錢,已經惡化到抵債都不足。

在民國三十五年,這一年臺灣銀行的放款,有一半都是借給公營事業機構。因此,就猛印鈔票。猛印鈔票的後果,造成了通貨膨脹。當時的物價,上漲得非常厲害。聽眾當中如果有老先生,應該還會有印象。當時臺灣物價飛漲得相當的可怕。在民國三十五年年初,一個雞蛋是一塊錢,但是到了年底,就漲到九塊,一年不到漲了八倍;真的是嚇死了老母雞。再看看鹽,鹽一漲就是十八倍;糖漲了二十倍;茶漲了十倍;米則有好幾種統計,有漲五十倍的,也有漲一百倍的。當時的米及糖,其價格是非常的不合理,尤其是臺灣地區本身就是一個以產米及糖的有名地區,但是臺灣的米糖價格,卻比那一些沒有產米、產糖的地區之價格還要高,真的是很不合常理。

米荒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已嚴重到影響民生。又加上失業的人口一天比一天的多了起來。特別是日據時代,調到南洋及海南島去的臺籍軍人,戰爭結束後,他們回到了臺灣。又沒有工作可以做,經濟又那麼蕭條,又是增加了失業的人口。有項統計資料,當時在臺灣的六百萬人口當中,失業者竟然達到了四十五到八十萬人之多。因此,人人感覺到生活非常的困難,「光復」的意義也就相當的空虛。

講到這裡,我想到,有人假設說,如果當時不是陳儀來臺灣接管,而是由別人來接管的話,臺灣會不會避免這場二二八大衝突?我想,這個問題,不是陳儀個人的問題,而是兩個不同的社會之間的差異問題。換一句話說,也就是當時臺灣的社會,與大陸的社會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大的差距。而這一個差距的產生,是歷史的因素所造成。也就是說,在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之下的臺灣,與大陸已經發生了相當大的文化落差,與生活水準。臺灣的生活與文化,已經遠遠的超越大陸的水準。如果更往上溯源,臺灣在清朝統治的最後二十年,從劉銘傳主政起,臺灣的近代化腳步比起大陸的各個地區,已超前一步。由於兩者之間的歷史軌跡不同,而使得兩者之發展互異。因此,戰後初期的臺灣,其社會狀況與大陸地區已經有截然的不同。這個不同也不僅只是生活水準的不同而己,在價值觀念上,也產生了相當大的歧異。所以說,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因素之外,在文化水準以及社會生活的價值觀也是應該考慮進去的。

換一句話說,這一場二二八事件的衝突,有其背後的文化衝突。這樣講,可能會有人不太同意。其實這樣子的一個觀點,就是陳儀他本人也都感覺得到了。舉一個例子來說,在西元一九三五年,也就日本統治臺灣的第四十個年頭的時候,他們在臺灣舉辦了一個「始政四十年」的博覽會。這個博覽會,主要的目的是在吹噓日本人在臺灣的建設成果。所以也就邀請了世界上各個主要國家的重要人士來臺灣參觀。當時代表中國,來臺灣參觀這一個博覽會的人,就是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陳儀參觀了之後,他曾經講了一句話:「臺灣同胞,能夠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生活,實在是很幸運」。此話初聽起來很難接受,似乎不知道自己是誰,很沒有民族主義的觀念。可是,當陳儀他想起,在他治理之下,福建同樣大部份講閩南話的同胞,比起了居住在臺灣,也是大部份講閩南語的族群之臺灣同胞,兩者之間的生活差距如此的懸殊,在他的心中已經瞭然。

如果聽眾之中,認為陳儀的話說得還不夠清楚。在此,也可以另舉梁啟超的例子,梁啟超,他也有同樣的觀點。我們知道梁啟超他是在西元一九一一年,辛亥年的那一年,他應臺灣的林獻堂先生之邀請,來到了臺灣遊歷。他來臺灣,除了應邀而來之外,他也想藉此瞭解臺灣的情形,他曾提出了十個問題想要瞭解,其中一個問題,他發現:臺灣在清朝統治的時候,其歲入每一年也只不過是六十萬兩銀元而已,到了劉銘傳時代最多也只不過是增加到了二百萬兩而已。可是,沒有想到,在日本人統治臺灣不到十年,歲入就達到三千八百萬兩,甚至於是梁啟超來到臺灣的那一年,西元一九一一年,歲入已經達到四千三百萬兩。日本人來台第六年,臺灣的財政就可以獨立,不必仰賴中央補給。日本到底是用什麼方法治理臺灣,使得臺灣有這樣的成果?梁啟超想來臺灣一探究竟。

其實,也並不是日本人他們特別的厲害。我們也都知道自從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的五十多年,在這五十多年之中,對岸的中國年年都在動亂之中。我們就從割讓臺灣的西元一八九五年起,看看五十年內中國的動亂情形:西元一八九八年,列強瓜分中國,清廷戊戍政變。西元一九○○年之後,義和團之亂引起了八國聯軍。西元一九○四年,日俄戰爭。從西元一九○○到西元一九一二年之間,革命運動一直都在進行之中,到處風起雲湧。直到民國出現了以後,又是袁世凱專政,袁世凱專政了五、六年之後結束。結果是情況反而更遭糕,又進入了軍閥割據的局面。到了西元一九二八年,號稱是統一,統一出現了不久,又為了裁軍問題發生了所謂的中原大戰,中原大戰打得更是悲慘,中原大戰結束了,又進入發生了所謂的「五次剿匪」。一九三六年發生了西安事變,國共內戰停止,緊接著,又是八年抗戰。

簡單的回顧這五十年,從割讓臺灣,到「光復」臺灣。對岸的那個「祖國」,都在動亂之中。從一項統計中發現,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七年,在短短的十七年當中,中國大陸上有一千名以上的軍閥,發動過一百四十次以上的戰爭。就以四川省一省來說,從民國元年到民國二十四年,在四川省境內,就發生了四十次以上的戰爭。在這樣動亂的一個國家,政治如何進步?社會如何提昇呢?教育如何普及,經濟如何發展呢?

反觀當時的臺灣,雖然是淪入了「異族的魔掌」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之下。我們也知道,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人民,是受相當的不平等待遇的,但是,我們也不可諱言,這個統治臺灣的日本異族,不是一般的異族,而是剛剛經過了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之後的異族日本,他來統治臺灣,儘管是以殖民的方式統治,但是,他們也在臺灣投下了相當多的建設。臺灣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的五十多年之間,剛好是直接的避開了動亂的祖國。而又間接的透過了日本明治維新吸收了當時的世界文化。由於這個緣故,再以原來的臺灣,早就具有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使得臺灣與當時的中國社會之發展有了相當大的不同。尤其是,生活水準相差得非常的大。

這樣講,也許是太籠統。但是,如果我們要比較兩個地區的生活水準之差異,從用電量來比較,則就可以清楚的瞭解。在這裡,我不妨就以用電量的統計數字,來作比較,看一看兩地之間,到底是相差了多少。以及兩個社會之間,其不同的差距到底是誰進步,誰落後。在西元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的時候,臺灣的人口是大陸的百分之一?二,可是使用的電量是大陸的百分之二十三的發電量;在西元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的時候,臺灣的人口是大陸大後方的百分之二?一,使用的電量,是百分之四百四十二!如果以每一人的使用量來計算,則西元一九三二年,臺灣每人的使用電量,是大陸的十一倍;一九三六年的時候,是大陸的十七倍;一九四三年,是大陸的二百三十三倍;一九四五年是大陸的五十倍。像是這樣的用電量比率,我們就可以發現兩地區的平均水準,已經是有了很大的差距與不同。因為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多作比較,就僅以耗電量的比率為例說明。

除了生活水準的差異之外,更重要的是觀念的不同。所謂觀念價值的不同,包括了我剛才所提到的。另外在政治上來說,日據時代的日本政府,他們是很清廉的,貪污的狀況很少。可是國民政府來了之後,貪污變成了是官場文化。這樣的文化,與臺灣同胞的感覺,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特別是表現在生活上面的觀念,更是有許多種種的不同。當陳儀來臺灣以後,向民眾廣播說,我們公務員有三件事是不可做的「不欺騙、不偷懶、不揩油」。當時他說的「不偷懶、不欺騙」臺灣人聽得懂;但是「不揩油」,臺灣人根本聽不懂,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做不揩油?一片茫然、霧煞煞,聽都沒聽過,因為自家有花生油、醬油、煤油、豬油、就從來不知什麼是揩油。後來大家互相詢問,知道了以後,才奔相走告,所謂的「不揩油」就是不可以收紅包的意思。

可見當時的臺灣人,在他們的印象當中,還不知道官府辦事是要收收紅包的。因為他們的文化水準,認為官員替百姓辦事,本來就是義務,根本就不可以收紅包,也不必送紅包的。而且,這些行政官員必然是如此不收受紅包的,這是當時一般人的常識。萬萬沒有想到國民政府的官員,竟然會有如此的惡習,那會有這種陋規呢?所以就認為一位行政長官,他怎麼可以說出這樣沒有常識的話。而這麼沒有常識的話,以前在臺灣並沒有如此的惡習,他竟也提出來說真是太沒有水準了,真太匪夷所思了,駕臨我們頭上的政府,他是一個怎樣的政府?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從這一方面的觀念之差距就可瞭解兩者之間的水準,是相差得如何的懸殊。這一個觀念,也就是說日本人統治了臺灣五十多年之後,臺灣人也已經養成了像日本人一樣,有很多的良好習慣,以及有很高的生活水準。在這裡,我們也不必諱言。日本人也把過去華人那一種不守時、不守法、馬馬虎虎、不衛生、沒有效率等等的不良習慣,改良了相當的多。而臺灣人,在這一方面表現出來的,就與大陸上的人,有了相當的不同。尤其是在生活觀念上,以及在生活形態上,已經相當的日本化了,以及具有濃濃的日本風味。

但是從大陸來的這一些軍人,或者是公務員等等這一批人,他們來到了臺灣,看到臺灣地區頗富有東洋風味,他們覺得好像是進入了異國,踏上了別人的國家一樣;而且又是剛剛經過了八年抗戰的對日本作戰,尤其是他們的仇恨心,看到了日本人很不舒服,本身就已經有了那種心情的人,他們來到了臺灣,又發現了這裡盛行東洋味,彼此之間,心中就產生了許多的不和諧。

一方面,臺灣同胞感覺到很無奈的,又是什麼呢?因為臺灣的同胞,所期待的祖國,應該是很強盛的國家,怎麼會是這樣的一個破爛攤子呢?而更讓臺灣同胞無奈的是,就是當時軍隊的軍紀。當時的中國軍人,在臺灣人的心目中,既然能夠戰勝日本陸軍的軍人,一定是非常可觀的。因為日本的陸軍,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相當富有戰鬥力的,相當強盛的軍種。能夠戰勝這麼強盛軍種的中國軍人,一定十分的偉大,非常的不得了才對。

但是,大陸來的軍人,讓臺灣人看了非常的失望。不要說他們穿得衣衫襤褸,因為這一些都還是小事。而是這一個軍隊的軍人他們所表現在生活上的一些紀律,非常的差。例如:上岸以後,就到處吐痰,小便,坐車不買票、不排隊,任意的從窗戶爬進、爬出,佔位子,趕別人的位置,搶位子等等讓人無法忍受的事,都在公眾場所,任意為之;到了民家,家門未關的,隨便就進去,有榻榻米的房間,穿著鞋子也任意踩踏,看到了什麼東西,任何物品都要,用偷、用搶、用騙的,都要拿到手;看到腳踏車也偷,因為日據時期,腳踏車都是不設鎖的;甚至於到餐廳去吃飯,看到了女服務生,就調戲,不從還不行,拔刀、拔槍示威以求就範,………。例子太多了,實在不必再舉了。每一次軍隊換防,該地區雞、鴨、狗、豬,常常遭殃,常常不見。其軍紀之壞,由此可見。

所以,當時的臺灣同胞,不但是失望,而且簡直是絕望。已經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我是台南縣的麻豆鎮人,在此我舉出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以概其餘。這個個案是這樣的:有軍人來買棺材,沒有想到幾天之後,軍人又抬回了棺材,要退貨。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只是裝了連隊上的軍人之死屍去埋,而僅埋葬屍體,棺材又拿回來退貨。臺灣人感覺像這種情形,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怎麼會劣等到如此的地步?甚至於有軍人到店家買五十元的東西,卻要求老板開立一百元的收據,說是要報帳,不久之後,這個剛買去的東西,改由另外的一個軍人拿回來,說是要退貨。退貨就退貨,老板說可以呀,於是要退還五十元給軍人,但是這位軍人卻說,收據是一百元,硬要退回一百元,否則就報復。老板平平白白的損失五十元。像這一種情形,「光復」以後層出不窮。而且,到處都是一再的在發生。這些事,在日據時代,沒有發生。沒有想到在「光復」以後,卻是一再的出現!

懷有滿腔熱忱的臺灣同胞,在面對了如此惡劣的新環境時,真的是灰心到了極點。因此,在一九四六年的這一年,在臺灣社會上,到處都發生了一大堆的糾紛。特別是當時的軍人,他們公然的穿著制服,到處去偷、去搶,到處去開槍、去示威,種種事端,都是令人恨得咬牙切齒。我曾經作過調查與訪問,也曾問到了台南市的一位婦女,她講了她親眼看到的一位軍人,躲在巷子口,利用黃昏以及晚上的時候,女性經過巷口,就伸腳把她拐倒,甚至於是懷有身孕的婦女,也毫不留情的予以拐倒,然後,伸手搶物並污辱。講得眼淚都掉下來了。這就是我們所盼望的祖國軍隊與軍人,滿腔熱情歡迎來臺灣的人,他們的習性竟是如此的劣化,真是太令人心寒。所以,在民國三十五年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很多的社會動亂。

其實,以歷史學的眼光來看,這些社會的動亂,即有可能演變成以後的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大規模衝突;只是,因為當時發生的動亂,僥倖得到妥善的處理,或者是動亂發生在偏遠的地區沒有擴大。可是在民國三十六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緝私煙的這一項事件,是發生在臺灣的首善之區,也是發生在全省最熱鬧的地區,消息傳遞的比較快。所以才爆發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嚴重局面。這個事件也就發展成為所謂的:「二二八事件」。

今天,因為沒有時間可以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詳細經過。所以我僅將二二八事件發生的背景,作了一個簡單的介紹。這個背景,就是當時的臺灣社會,與大陸的社會,是個差距相當大的社會,因為長期的隔閡,勉強的合併而發生了相當大的衝突。我想,這是我個人從文化上,以及社會面的觀點,來作這樣的一個說明與解釋。以上的解釋,是否合理,敬請各位聽眾朋友大家一起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