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二二八事件與族群問題 2007-03-01

「莫漫逢人說兄弟,鬩牆貽笑最傷情。予求予取擅威福,如火如荼方震驚。

   浩浩輿情歸寂莫,重重疑案未分明。巨奸禍首傳無恙,法外優遊得意鳴。」
以上這首詩,是二二八事件之後,曾經參與日治時代台灣的民族運動的葉榮鐘,與林獻堂唱和的一首七言律詩。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多之後,曾經在日治時代領導民族運動達廿年的林獻堂,遁居日本不歸。林氏在《東遊吟草》中,有一首題為<次鏡邨氏鐮倉晤談有感原韻>的七律,也顯然是有感於二二八事件而發:
「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兄弟相殺戮,可憐家國付浮沉。
解愁尚有金雞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以上兩首有感於二二八事件的詩作,都以「兄弟鬩牆」來形容。當我們低吟前人詩句,感慨「莫漫逢人說兄弟」、追問「底事兄弟相殺戮」、喟嘆「欲和難追白雪吟」時,我們不得不再追究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什麼。
    二二八事件距今已屆滿六十週年,台灣自民主化以來,過去被視為敏感議題的二二八事件,雖然今天得以公開討論,但也隨著台灣社會內部政治立場的紛然、族群的分歧,或是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解釋有著迥然互異的看法。例如,二二八事件是不是一場族群的衝突與對立?族群問題是不是二二八事件的導因?抑或二二八事件造成族群的對立?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在二二八事件已經屆滿六十週年的今天,仍然莫衷一是。
    戰後初期台灣是否存在著族群的矛盾?有關族群問題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到底有無因果關係?這些歷史課題,可能因不同族群對於事件的記憶落差和認知互異,而有南轅北轍的解釋。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馬英九在一場研討會中說:「二二八事件並不是族群衝突,而是官逼民反」;即使在台籍學者中,也有否定族群因素的看法,例如學者吳乃德就認為:「中國認同者認為該事件並不是民族壓迫,甚至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不是台灣人和中國人的對抗,而是人民對腐敗政府的抗議。這樣的論斷應該比較符合歷史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比較是政治權力的恐怖,以及獨裁政治對人道的殘害。」[1]
本文以族群問題為中心,主要目的在探討族群問題與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希望能解答前述的問題。為了能掌握歷史時空的氣氛,本文採用許多當時人的回憶及見聞,其中有台籍人士,也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希望以他們的見聞,參照比對,而能貼切掌握歷史事實,進而從中獲取教育的意義,俾免受到今日政治目的之干擾,而影響對史實的認知,失去歷史教育的作用。。
二二八事件之前是否有族群問題?
    1895年滿清帝國在馬關條約中割讓台灣給日本之後,台灣掀起全島性的抗日行動;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面對著前來接管台灣的中國國民政府,台灣全島則普遍掀起歡迎與期待的熱潮,其熱烈的氣氛,顯然為中國大陸其他地區所罕見。歷經上述兩次的政權轉移,台灣人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反應。
以下試舉幾位社會精英之言動,可以想見戰後台灣社會對新來政府的期待與歡迎:
擔任法院推事的吳鴻麒,在日本投降的翌日(1945.8.16)的日記上,這樣記述著:
「早朝出北﹐台北市上與常日無異﹐唯日人皆意氣消沈﹐台人則歡喜現於顏色」
日據時代台灣的本土金融業先驅陳炘發起「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參與「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葉榮鐘,追憶當時的光景說:
「各地方仿效築造﹝歡迎的牌樓﹞,一面歡迎的對聯也陸續出現,到處國旗飄揚,喜氣橫溢,真不愧為光復的新氣象。」[2]
作家吳濁流描述當時台灣人對於來自「祖國」的接收人員,這樣敘述:「對這些接收人員,台灣人打從心底以對待英雄的方式歡迎。」[3] 吳濁流並描寫當時國府軍隊進入台北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的情形說:
「十月十七日,從祖國來了第七十軍的三千人,與長官公署的官員一起在台灣登陸,這一天的歡迎情形,真是不得了,台北市不用說,遠從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趕來的也不少。軍隊所經過的路兩旁,砌成了人牆,其中有些日本人乖乖地並排站著,使我覺得異乎尋常。學生、青年團員,還有樂隊,連謝將軍和范將軍也被抬了出來,大刀隊和藝閣也著實不少!」[4]
台南縣佳里鎮的著名文學家醫生吳新榮,在參加地方上的「國慶」慶典時,也這樣有感而發:
「在這瞬間我們感激之至,不覺流淚,不期在此一生,台灣竟能光復,我們能做一個中國人了。」[5]
花蓮名醫張七郎為了搭建歡迎國民整府的牌樓,勤練書法,其中有一對這樣的對聯:
「治世三民無慚國父;
共和五族一樣弟兄」[6]
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林茂生,也寫下這首七言律詩:
「一聲和議黯雲收,萬里河山返帝州。
 也識天驕誇善戰,那知麟鳳有良籌。
 痛心漢土三千日,孤憤楚囚五十秋。
 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7]
類似以上的史料,多不勝舉,在在顯示終戰後台灣民眾普遍將中國視為祖國,而竭誠歡迎與期待。[8] 可見終戰之初,實無族群的芥蒂與歧視問題。
然而接收工作開始之後,情況開始改觀,誠如當時來台的中央社特派員葉明勳後來的回憶所說:「政府來台接收的人員,很多以接收大員自居,言行中便有令人不屑的優越感,對滿腔熱忱以迎漢官威儀的台灣同胞,自然熱忱大減,轉為失望。」[9]
台人所遭遇的歧視與不平等
其實,台灣人「熱忱大減,轉為失望」的原因,不只是因為接收大員「言行中有令人不屑的優越感」而已,而是台灣人明顯受到不平等的歧視對待
台灣人不僅在歡迎心目中的祖國之後不久,開始面對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的局面。甚且更面對族群上的差別待遇與歧視現象。以下試舉實例來了解。
 
「外省人」壟斷權位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雖然名義上給台灣人參政的機會,而實際上卻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為藉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台灣人排斥在中高級職位之外。
省參議員郭國基曾經在省參議會第一次大會第二次會議中指出,現在台灣自行政長官以下各處長各縣長各市長之中,僅有三位縣長是台籍人士(台北市長游彌堅、新竹縣長劉啟光、高雄縣長謝東閔),其餘二十餘人全為「外省人」。[10]
1946年底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上層的官員,從行政長官、秘書長、處長、副處長到主任秘書共21名高層人員之中﹐只有1名台籍人士。[11] 他是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遭處決。
在長官公署的316名中層官員當中﹐台省籍人士只有17人﹐其餘299名都是「外省人」[12]
  從以上資料顯示戰後中國大陸人取代了戰前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而佔台省高級公務員中之絕大部分。再根據1946年11月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發表的統計,台籍官員比例更小,在簡任及簡任待遇級的官員(共計327人)當中,台籍官員僅占0.82%;在荐任和荐任待遇的官員(計2639人)之中,台籍人士也只佔6.63%而已。[13] 從省署這項統計看,「光復」後台灣人的政治地位顯然沒有光復。 無怪乎監察委員何漢文在調查報告中指出:「服務機會不均等﹐如各機關高級人員以外省人居多﹐而台灣同胞每多屈居下僚﹐所得待遇高低尤不公允。」[14]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一個月後,上海出版的《新聞天地》刊登署名「梁辛仁」的文章─〈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就對上述的現象發出了「良心人」的聲音:
「光復之初,台胞歡天喜地。何以故?因為他們以為解放了,解放的意味是自作主人。他們想:政治該自由了,經濟該好一點了。詎事與願違,中國統治一開始,在台人眼中,就是另一殖民地統治方式,不過日本人換外省人而已。」[15]
作者梁辛仁進一步指出,在這個酷似總督制度的長官制度之下,台灣的重要人事位置幾乎全為「外省人」所壟斷。他說:
「政府到的全班人馬,雖點綴著幾個重慶去的台灣人,然大權緊握在外省人的手裡。這幾個親近政府的台灣人,不久便被人民唾棄為『半山』。(純外省人叫唐山,或阿山。)實際『半山』並未被政府大用 — 台北市長黃朝琴調去做商工銀行董事長,新竹縣長劉啟光調去做華南銀行董事長,高雄縣長謝東閔左遷民政處副處長閒缺,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連閒缺也保不住,一紙命令就被免職了。……馴至通台語的閩南人,也受到排斥。財政處處長張延哲,處理台灣財政問題,著有聲譽,一調調到秘書處處長,上下夾攻,動彈不得。高雄市長連謀,一走了之。……看了這節人事浮沉錄,外省人固與日本人相類。重慶去的台灣人如此,土著台灣人更休想抬頭了。」[16]
中國記者唐賢龍在二二八事變後不久,也檢討指出台灣省行政長官制是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制的復活。他說:
「台灣同胞滿以為台灣應該同國內其他各省一樣,要採取,行省制的。但孰料自公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這種特殊的制度以後,很多敏感的台灣同胞,都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台灣總督制,於是,街談巷議,私相傳授,他們更直覺得的,確認這是一種台灣總督制的復活,是一種與其他各省同胞有殊的不平等的待遇!其失望與沮喪的情緒,日積月累,更導成今日民變的主因。」[17]
同樣為台灣人抱不平的言論非常多,例如二二八事件的三個多月前,重慶的《新華日報》也刊登文章指陳行政長官制度簡直就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試引其中一段來看:
「台灣的『接收』,已經一年多了。可是碰到台灣人,你談起他的境遇,幾乎沒一個不搖頭,張著一雙陰沉得怕人的眼睛望著你。一位即將赴南京開全國商聯會的代表黃XX﹝按:黃媽典﹞告訴記者說:『日本投降,台灣民眾無一個不歡欣雀躍,覺得有了種種希望。目前呢?真有說不出的苦痛,民眾都悲傷失望得很』……以台灣的行政機構來講吧,據他們的談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與日本的總督屬並沒有甚麼區別,只不過官員換了一換,名目換了一換。而且自長官公署各處、會,一直到縣級科長以上的官員,都是國民黨當局從國內以裙帶關係帶去的,或者由南京當局直接間接委派去的。台灣人仍舊像是日本殖民地時代一樣,只供役使、當小差的份。」[18]
    不僅重要權位被「外省人」壟斷,而且許多單位充斥著「牽親引戚」的現象。《民報》的新聞就曾報導,台南、台中、花蓮等地方法院的職員,多的是院長的親戚,其中台中法院的五十名職員,有一半以上是院長有親戚關係。[19]
又例如,農林處檢驗局局長葉聲鐘上任之後,把一位具有三十年經驗的台籍技正范錦堂弄走,然後以自己的江蘇籍的二房姨太太謝吟秋來補技正的缺[20]
再例如,高雄一所專修學校的劉姓校長,竟以他的不識字的岳父充任教員。[21] 這種現象即使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也不致發生。
台灣人對於這種親親引戚的作風甚為反感,所以在國府接管台灣的約一年後,《民報》的一篇社論終於忍不住痛陳:「牽親引戚、營私舞弊的腐敗政治,台胞已討厭了,封建性包庇政治是更討厭的。」[22]二二八事件發生的一個半月前,《民報》社論更按耐不住而再痛切批評:到了
「因為本省沒有封建基礎,所以從外省搬入的壞種子,亦不易生枝發葉,成為一個組織;現在我們所見的,不外是封建『作風』而已。而這個作風,在慣於法治生活的本省同胞,卻惹出了非常強烈的反動。牽親引戚,結黨成群,以一個機關為地盤,無論是非曲直,『打折手骨卻屈入不屈出』,這就是封建作風了」[23]
 
外省官員帶來的腐敗政風
除了壟斷權位、牽親引戚的現象之外,讓台灣人更痛心疾首的是外省公務員帶進來的官場陋習、貪污舞弊的政治風氣。前述「梁辛仁」的文章,在上海出版的《新聞天地》替台灣人說出心中的感慨:
「到台灣作官的外省人,本事是否高人一等呢?我不能否認其有幹練之才,但在台胞眼裡,卻一無是處。因為貪污舞弊不免,官僚習氣不免,行政無效率,技術尙空談。只見公文來,公文去。紙面計劃一堆,開口理論一套,實際做事則甚低能。」[24]
而香港《青年知識》雜誌,更把當時來自中國的接收官員形容為「一群帶有強烈掠奪性的親戚同鄉等關係結合成的封建集團」,並且不客氣指出:
「他們以「新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用元朝對待南人一樣的態度,對待台灣同胞。他們又從內地帶來了「執法者違法」的精神,營私舞弊,劫收中飽,腐蝕台灣的政治經濟。同時更受獨裁和內戰的影響,征糧征實征兵,接二連三加重台灣同胞的負擔,台灣人民察覺到他們所歡迎的人,很快地便踐踏到他們的頭上,使他們透不過氣來,他們埋怨地說:『盟國對日本的懲罰,不過投落了兩顆原子彈,可是對台灣卻是來了一群貪官污吏』。[25]
    中國大陸來台記者唐賢龍,對於當時來自中國大陸的腐敗政風,也有相當不客氣的指陳:
「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中略〕台灣在日本統制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26]
唐賢龍在其著作《台灣事變內幕記》中,對於當時台灣官場上的貪污腐敗,有具體而深入的報導,為我們了解二二八事件之前的外省官員帶來的貪腐風氣,留下珍貴的史料。他為了「希望國人能明瞭台灣政治的腐敗,更進而洞悉台灣的真相」,歷歷如繪地舉出幾件台灣社會家喻戶曉的重大貪污案,其主角包括台灣省行政長官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貿易局長于百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任專賣局長任維鈞,以及轟動全島的台北縣縣長陸桂祥, (以及縣府的那把怪火─把貪污舞弊的相關資料藉縣府失火之由燒毀)。再者,唐賢龍細數與專賣局有關的貪污案,計發現專賣局總局、台南分局、台中分局、嘉義分局、新竹分局及嘉義分局所屬之嘉義酒工廠、屏東酒工廠等各單位,都曾在接收時或業務上有營利舞弊等情事。而以上所舉,已經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但是唐賢龍認為這些「不過是幾千件貪污案子中比較重大的而已」。在唐賢龍的《台灣事變內幕記》中,他仍意猶未盡舉出所謂的「其他次要」的舞弊案,主角包括台北台灣紡織業公司(直屬工礦處工礦企業公司)文書主任、台灣水泥公司高雄水泥廠販賣部主任張德羌、台南鹽業公司總經理周樹嘉,及事務課長唐海平、現任貿易局長于瑞熹…。
唐賢龍以記者之筆,對於前述層出不窮的貪污案件作了具體的敘述之後,作了這樣的結論:  
「在台灣,無論你跑到哪裡,像這一類的新聞,差不多隨時都可以從各色各樣底台灣人的口中傅出來。而在貧乏的報紙上,亦偶而間或可以透露一點點線索來。總之,在台灣,凡屬業務上的機關,如各公司、工廠等,祗要是有機可乘、有油可揩時,幾乎無日無貪污的情事,無處無貪污的人物。」
而這些「幾乎無日無貪污的情事,無處無貪污的人物」,清一色都是來自中國的大陸籍公務員。他們代表著外省族群讓台灣人去感受,而令台人產生反感。誠如唐賢龍最後在結論所言:
「在貪污處處聞,貪污時時有的「劫收」中,又怎樣教台灣人民不起反感?因為,台灣老百姓不是木頭,更不是傻瓜,他們也有一雙眼睛、一雙耳朵、一張嘴、一雙手啊!等到眼睛看黑了,耳朵聽厭了,嘴巴喊啞了時,他們自然會起來動手的。這是台灣﹝二二八﹞事變的第三個主因。」
 
同工不同酬
本省人與外省人待遇並不平等,同一級職同一工作,外省人的薪俸比本省人多,甚至高出一倍。這種差別待遇的差距,比日據時代日台人之間的差距還大。曾擔任報社記者的吳濁流,回憶當時所受的差別待遇的感受說:
「在日據時代,嚐過那種比日本人要低六成的可憐的差別待遇的記者,光復後又同樣要接受這種命運,那當然要比日據時代感到更痛苦了。」[27]
曾經服務於鐵路局擔任副站長的簡文發,也回憶說,在大陸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六百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四百元?擁有十幾年鐵路局工作經驗的台籍副站長。[28]
 
語言歧視與「奴化」之譏
初來接管台灣的陳儀認為「臺灣與各省不同,它被敵人佔據四十九年。在這四十九年中,敵人用種種心計,不斷地施行奴化教育。不僅奴化思想而已,並禁用國文、國語,普遍地強迫以實施日語、日文教育,開日語講習所達七千餘所之多,受日語教育者占台人之半數。所以,臺灣50歲以下的人對於中國文化及三民主義差不多沒有瞭解的機會,自然是茫然,這真是十二萬分的危險。收復以後,頂要緊的是根絕奴化的舊心理,建設革命的心理,那就為主的要靠教育了。」[29]。因此,陳儀一到台灣之後﹐即以台灣人不懂國語國文為由﹐排斥台灣人,許多台灣知識份子因此而被拒於公職之外。所以當時的省參議員郭國基要求政府要登用本省人材,「絕不容以台胞不解國語國文為理由,拒絕登用台省人,此種看法不僅無理由,且侮辱台胞無過於此」[30]但是實際上,這樣的質詢並無濟於事。
中國國民黨接管台灣不久﹐就開始推動「國語」運動﹐禁止台灣人使用自己的母語﹐並將之貶低為「方言」。同時於1946年10月廢除報紙日文版。
國民政府認為台灣受日本「奴化」甚深﹐對「祖國」文化不了解﹐所以要積極清除台灣社會的日本色彩。透過「國語」的學習﹐以便了解中國文化。令人不解的是,台灣的鶴佬話(福佬話)?客家話﹐與被列為「國語」的北京語﹐同屬漢語系。日本人禁止這些漢語系語言﹐目的是要清除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沒想到中國政府來了之後﹐竟然也以禁止這些漢語系語言來清除日本思想﹐真是不可思議。當然﹐國民政府禁止的語言﹐還包括原住民語。
這種「國語政策」的推動﹐以「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帶動。國民政府於1945年10月接管台灣後﹐於隔月即派員來台準備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該委員會終於在1946年4月2日正式成立。成立之後,首先頒布標準「國音」﹐同時於各縣市設立「國語推行所」?講習班﹐積極推展國語運動。
 在推行國語政策的過程中重要機制之一是透過教育體系﹐尤其以師範教育為首要。1946年3月25日行政長官公署頒布的「台灣省三十五學年度小學教員暑期訓練實施辦法」中規定﹐國語?國文?歷史不及格者﹐即取消其任教資格。但是如果國語文及格﹐其他科不及格﹐但平均及格者﹐仍發給結業證書。[31]
在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年來到台灣擔任行政院救濟總署台灣分署視察的汪彝定﹐目睹事件前的台灣社會狀況,對台人有幾分「同情的諒解」。他認為在接收台灣初期﹐政府曾犯的大錯﹐最明顯的有兩個:「一是放任內地來的公務員以形同霸佔的方式封房子﹐另外一個便是對語言文字問題的處理。」對於後者﹐汪彝定坦然指出:
「我國政府接收後對方言文字的態度要負全部的責任。……當時若不許台灣人說日語?用日文﹐甚至不許說台灣話﹐就差不多等於剝奪了他們在公共場合發表意見﹐接收資訊﹐甚至討論問題的權利。剛愎的陳儀採取禁日語?閩南語這樣的政策﹐甚至運用絕大的政治力量來推動﹐其招致知識分子的怨懟﹐毋寧是十分自然的事。……來接收的官員又不曾以會一點閩南語為條件﹐甚至沒有一點興趣想學閩南話。這種情況下﹐來接收者懷挾著一份戰勝國人民的驕傲﹐以強大公權力﹐硬性以與在大陸完全不同的態度處理方言問題﹐這個政策的錯誤性﹐今天才看得明明白白……再往深一層說﹐相較於中國當時的文化水平﹐日本文化早已青出於藍。嚴格禁止日文?日語的使用﹐除了造成台灣人的不便之外﹐更有封鎖自己資訊來源的反效果。[32]
無可諱言的,台灣人經過日本長達半世紀的統治,在言談舉止、待人處世各方面,已有相當程度的「日本化」。特別是在「皇民化運動」時期,許多年輕人已經十足日本風味。這些濃厚的東洋氣息,看在剛剛打完八年對日抗戰、受盡「日本鬼子」欺凌的大陸人士眼?堙A顯得刺眼而不自在。由於對東洋日本氣息的反感,因此也連帶對感染日本氣息極濃的台灣人另眼看待。結果,許多大陸人視台灣人受了日本的「奴化」,動輒以「奴化」加諸於台人。最引起反感而鬧得滿城風雨的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長范壽康於1946年4月29日在台灣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的演講中,公開指責台省人排擠外省工作人員是「完全奴化」。引起省參議員郭國基的強烈質詢,認為這是對台灣同胞的侮辱。[33]
這種視台灣人受日本「奴化」的觀念,直到二二八事變後,官方仍以「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為理由來解釋事變發生的肇因。茲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一段官方言論來看,即可明瞭:
「日本統治時代因施行奴化教育,對於我國極盡蔑視破壞之宣傳,台胞之年事較輕者(中等學校學生及小學教員為多)對於祖國歷史、地理及一般情形,既茫然不知,而於日人長期先入為主之惡意宣傳,則中毒甚深,彼等大都懷有成見,認為中國一切文物制度,人才學術,均無足取,平時所言皆日本語言(一般青年說日語比台語為熟練),日常生活亦模擬日本方式,幾已死心塌地希望永遠為日本臣民。影響所及,遂使一般青年,殆不知有祖國文化與中國民族傳統精神之偉大,更不知此一時代係何潮流。」[34]
    被指為「奴化」的台灣人,自然不能心服。畫家王白淵就有一段如下的不平之鳴:
「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台胞受過日本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我們以為這是鬼話,除去別有意圖,完全不對。那麼,中國受滿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現在女人還穿著旗袍,何以滿清倒台後,漢人仍可當權呢?台胞雖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並不奴化,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於淺薄,過於欺人。」[35]
二二八事件一週前的《民報》,更索性在社論上對「奴化」一詞作了一個反諷的解釋:
「自祖國來臨的大先生們,時常說我們奴化,當初我們很憤慨,不知道指什麼為奴化,現在我們已經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禮義廉恥於度外,才能夠在這個『祖國化』的社會?堨穻s。」[36]
歧視性的語言政策,與「奴化」、「祖國化」的反唇相譏,使得台人與外省人之間的芥蒂更為加深。許多原本在二戰之後勤學中國話的台灣人,又開始回去講日語、唱日本歌了。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一個多月,《民報》社論就反映出這種現象:
「因為台灣離開祖國五十一年,做了祖國的犧牲品,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所學習的日語日歌,都是被強制的。試看光復初時,台胞們滿悅之餘,誰也厭說日語,至於日歌實無從而聽。迨後由內地來的同胞,不肖多於賢達,而又佔了優越的地位,以致台胞們大形失望,終至內外省人的感情隔膜,日趨深刻。於是反動的,緩和了對日本人的惡感,不客氣地說日語、唱日歌,這是台灣現在的實況,很值得憂慮的。」[37]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二二八事件之前族群之間的歧視與偏見已經明顯存在
 
外省軍隊紀律敗壞
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後,社會治安嚴重惡化。其因除了失業人口激增,造成盜賊四起之外,駐台軍隊紀律之敗壞,更有以致之。
當時外省軍隊紀律的敗壞,見諸於時人的回憶錄,不勝枚舉。以下信手舉些當時人的回憶來看:
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國府軍隊登陸基隆港時﹐親自跑去基隆碼頭迎接﹐卻留下了以下的印象:
「…我也和別人一起擠在港口歡迎國軍﹐當時日本憲兵站成一排等在船頭﹐大家看到一群黑黑髒髒的阿兵哥穿著草鞋?揹著紙傘﹐腰間繫著網袋從船上走下來時﹐全部的人都傻住﹐那些阿兵哥走起路來還會口匡噹口匡噹作響﹐原來是放在網袋裡的鍋子?碗筷互相碰擊發出來的聲音﹐看看一旁的日本憲兵﹐整齊的制服?綁腿和皮鞋﹐那些國軍就像乞丐一樣!大家的心都冷了半截﹐派這種兵來「接收」台灣﹐將來台灣還有前途嗎?」[38]
    當時擔任士林鎮長的郭欽智,後來也回憶說:
「跟隨而來的軍隊都是雜牌軍,不僅訓練不佳,軍紀也不好,軍人欺負老百姓的事件頻傳。大陸來台接收的軍隊在能力、紀律、外觀上都令滿懷期待的台灣人希望落空了。台灣人雖然不願受日本人統治,但日本人非常守法且執法嚴格,因此對於大陸來台軍隊的散漫尤為反感,….」[39]
戰後在台中擔任空軍三廠的台籍少尉軍官李碧鏘也指出:
「戰後來台的外省人軍憲警動不動就拿槍對民眾說:『槍斃你!槍斃你』,視人民如草芥般的毫無人權觀念是非常可怕的。」[40]
戰後任職於台北市政府財政局的陳榮弓巨,甚至認為軍紀敗壞是釀成二二八事件的主因,他說:
「那時候外省兵素質及軍紀不好,欺負百姓情事時有耳聞,致百姓心中長期的不滿一點即燃,才留下這些歷史的悲劇。」[41]
以上的回憶,皆出自台籍人士。其實,即使外省軍官也不得不承認當時軍紀的敗壞。以下試舉兩者以便參照,一者是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的回憶,一者是隨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的見證。
這位全台憲兵勤務最高負責人高維民,回憶[42] 說:
「廿五日接收之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
高維民接下來的回憶,更提供我們栩栩如生的史料:
「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堙A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有人看,騎了就走。……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堥S人,跑進去就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
?t  在二戰後隨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也有類似的回憶: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是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籠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43]
張拓蕪說,當時的七十軍,民間稱之為「賊仔兵」。其實以「賊仔」稱呼,尚稱客氣。因為,許多軍人除偷竊之外,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更令人痛心。國府接管台灣的一年後,《民報》的社論就以〈要預防年底的危機〉為題,指出:「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44]。而上海的《大公報》,亦有鑑於此,曾為文呼籲:「國軍在台紀律又很差,滋生是非,甚失人望。政府不可置無用之軍,賈怨於人民。在台國軍似應予縮編,減至最少限制。」[45]然而輿論的呼籲,顯然無法讓欺民擾民的軍紀改善,更無法挽回逐漸失去的台灣民心。
 
征服者的優越感
本文前頭曾引述戰後來台的中央社特派員葉明勳所敘述的,來台接收大員言行中有令台人不屑的優越感。曾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直屬黨部執行委員的丘念台,也明白指出:「派台政軍良莠不齊,不免有以征服者態度相臨之輩。」[46]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1天後,南京的《中央日報》的一篇方塊文章也明白承認說:
「他們﹝按指台灣人民﹞在解放之初﹝按指二戰結束後﹞,對於祖國主權之恢復,內地同胞之蒞臨,是以最熱烈的情緒接待,也以最大的希望期許。而我們的省地官吏既未能盡除日人的疵政,又未能保持日人若干優良傳統,同時少數不肖份子在行動表現上或許以征服者自居。」[47]
國府接管台灣的五個月後,北平(當時還叫北平)的《民主周刊》就對接管台灣的軍政人員所表現出的「征服者」的態度,提出警訊。該刊一篇題為〈台灣的隱憂〉的報導,這樣說:
      「關於接收的舞弊和黑暗,我只願說一句:反正和別的地方一樣,真使人懷疑到底是中國真缺乏好人,還是政府裡缺乏了好人? 接收人員那種耀武揚威的戰勝者姿態,和一個侵略者在別人的土地上有什麼兩樣呢?他們似乎忘記了台灣是自己的土地,那裡的人們是自己的同胞,他們已被日本剝削了五十年,現在該是讓他們喘一口氣的時候了。 我真擔心不久又有類似北平『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更糟殃』的童謠呢!」[48]
    中國記者唐賢龍更在後來檢討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時,描述到台灣人的「自尊心」對抗中國軍政人員的「優越感」。試看他一段有關「自尊心與優越感對抗」的描述:
「一些職位未必十分重大,而能力又未必特殊驚人的不大不小的官吏,卻自命不凡,處處以「征服者」的態度自居,而瞧不起台灣人。又因為他們與台灣人接觸的機會甚多,於行動言語間,時時會流露出一種高傲的優越感,予一般台灣人的印象最壞。至於那些貪官污吏們,平日更是作威作福,儼然像小皇帝一樣,認為所有的台灣人,都是奴隸馬牛,這與日本在統治時代,常自誇為「優秀民族」而將台灣人視為「劣等民族」之心理正如出一轍。難怪很多台灣人都敏感地認為:這與日本在統治時代的情況並沒有什麼兩樣,而誤解為凡是由內地去的外省人,大都是一種「新的統治者」。故外省人的這種優越感,幾乎使得每一個具有自尊心的台灣人,都普遍地引起強烈的反感…」[49]
 
台人對外省人的歧視
面對著上述的處境與遭遇,台灣人心目中的「祖國」的地位大大跌落了。對於來自「祖國」的外省人的印象,也產生極大的變化,進而以「阿山」、「豬」等輕蔑之詞相稱。
在日治時代任職總督府殖產局,於戰後任職農林處的張聯欣,回憶這段台灣人心理轉變的歷程,說:
「當時部份台灣人很高興回歸祖國,歡迎國民政府前來接收,但看到前來接收軍隊穿草鞋、背雨傘、扛鍋子的模樣,讓受日本統治50年,各方面建設、制度已逐漸上軌道的台灣人,感到十分失望,不久,就輕蔑稱外省人為『阿山』,後更稱之為『豬』。」[50]
 
「祖國」變成「阿山」
外省人的優越感引起台灣人的反感,也因此,台灣人對外省人心存芥蒂而以「阿山」稱呼了。中國記者唐賢龍毫不避諱地說出了這個存在於族群之間的現象:
「其實,外省人固然看不起台灣人,而台灣人又何曾瞧得起外省人呢?在台灣,每當我走到街上時,我常常聽到有很多台灣人指著其他的外省人,叫「阿山」!…照字面上解釋:「阿山」是「唐山人」的意思,正如英美和南洋一帶的華僑,他們常稱祖國為「唐山」是一樣。但在這裡,「阿山」一詞的含義,卻又並不如此簡單,而是可以體會出更多方面的意義的。首先,「阿山」是含有「非本地人」的寓意,蓋即指外省人也,以示與台灣人有別,這是第一層意思。而另一方面,「阿山」又是指「特殊階級」而言,在這種簡單的字裡行間,他們已經含有一種「仇視」意味,……;此外,「阿山」復含有「蔑視」的成分,…它代表著落伍、自私、貪污、土頭土腦、不開化、不衛生、不守秩序,以及其他若干不可理喻的寓意。……。最後,「阿山」還帶有「洋盤」,「冤大頭」的意思。總之,「阿山」是一切壞名詞的總稱,是一種不友善態度的表示。…因為台灣人具有這種強烈的自尊心,而外省人又抱著如此特殊的優越感,由於這兩種不同的意識互相對抗結果,遂使台灣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關係益形惡化。」[51]
另一位中國來台記者王思翔,也清楚指出戰後台灣民心從「祖國」變成「阿山」的心理轉變:
「台灣人民熱烈希望光復能給予他們民族的解放和民生的改善,而他們所得到的是人為的『民族』壓迫和加倍的痛苦!於是,從一個頂點轉到另一個頂點,即從歡迎到憎恨。他們為那些以佔領者自居的外省人,加上一個尷尬的渾號─『阿山』。「阿山」這個名詞,據說原來並不含有惡意:可是此刻,它已經成了貪污、獨裁、枉法、欺詐、荒淫無恥─一切壞事的同義語。「阿山」,是台灣經濟、政治的破壞者,他們更破壞了台灣人民所重視的法律和公共秩序等等,他們在貧困與飢餓的台灣人民面前,以強取豪奪所得過其荒淫無恥的生活。……在人民的談吐中和輿論上,出現了地方性的激烈言論,正如一般被壓迫民族所有的狹隘民族主義者然。台灣人民用一種忿怒的、伺機報復的眼光,嫉視著以主人自居的『阿山』」。」[52]
以上兩位中國來台記者對於台灣人改稱外省人為「阿山」的報導,不難看出原本歡迎「祖國」的台灣人的心理轉變。而比「阿山」一詞更等而下之的形容,是用「豬」來形容大陸人,就更加不堪入耳了。
 
「狗去豬來」的謔喻
過去,台灣人厭惡日本人的歧視待遇,罵日本人為「狗仔」。戰後,他們發現他們所熱烈歡迎的祖國,原來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因此就稱來自大陸的「外省人」為「豬仔」。至於何以稱狗?何以稱豬?「台灣文化協進會」編輯的《台灣文化》有一段這樣的解釋:
?捸u本省人把日本人叫做狗,是因為狗是兇惡的動物,日本人很兇惡的壓迫本省人,如狗很兇惡的咬人一樣。但是狗能替主人守門防賊,所以叫他們做狗。本省人起先很尊敬外省人,後來看透了一部分外省人的行為,有點像豬,因為豬是『不潔不淨』」、『光食而不做事』的動物,『不潔不淨』就是貪污,『光食而不做事』就是『做事不負責』,『沒有責任心』的意思,平心而論,像這樣的外省人,實在不少」[53]?怴C
二二八事件時的民兵「廿七部隊」的部隊長鍾逸人,在其回憶錄上說到,3月2日在台中的「市民大會」上,當有演講者講到:「如今他們阿山不但不感謝我們,卻處處擺著高姿態恥笑我們、侮辱我們。大家都看到『為拯救我們台灣人』才抗戰八年的『阿山』,此刻是應該來珍惜他們八年抗戰的成果─台灣,還是應該來蹧蹋我們台灣人?」時,立刻就有民眾呼應台上的演講者,激動地高叫:「不管他們待我們如何,反正我們不把他們當做人,他們是ブタ(豬),只有ブタ,才會忘恩負義」。接著怒罵「ブタ」之聲,此起彼落,連續數分鐘。[54]
上海《新聞天地》上面署名「梁辛仁」所發表的文章─〈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民變的分析〉也說:
「在外省人眼裡,又看不起台灣人,因為他們不能寫中文,不能講國語,不懂黨義,不諳推托騙及其他一切官場習慣。外省人看台灣人有點日本氣,台灣人看外省人同屬一類—『四腳的』,所差只一個是『狗』,一個是『豬』。(這話普遍流傳,在公開應用。)因此人事感情越來裂痕越深越大,已經很難縫合了。」[55]
二次戰後台灣社會流行的一句話─「狗去豬來」,表達中國人取代日本人成為台灣統治者之後,台灣人內心的失望與不滿。
 
台灣人開始對外省人的差別對待
被台灣人稱為「阿山」或「豬」的外省人,也開是受到部分台灣人的差別待遇。誠如中國記者唐賢龍以下所報導的:
「在台灣,假使你要被人稱為「阿山」時,無論你買東西,或理髮洗澡,有些狡猾的台灣人,總要乘機敲你一下,使你多付出一兩倍的價錢。」[56]
香港《青年知識》雜誌署名「史堅」的作者也替台灣人民打抱不平說:
「由於內地人對台灣人的歧視,台灣人由憤恨而起了報復。到過台灣旅行的人,他可以告訴你,當你到一家旅店開房投宿的時候,假如你說的是日本話,那便會受到殷勤招待。要是說中國話,便會嚐一嚐閉門羹。」[57]
 
本文觀察至此,無庸置疑的,本地人與外省人之間的心理鴻溝已然形成。族群問題明顯已存在於二二八事件前的台灣社會。誠如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約兩周之後,「史堅」在香港的《青年知識》雜誌上面所分析的:
「一個外國新聞記者曾經指出,台灣當前的問題,可能由政治問題發展到民族問題。的確,台灣人民目前雖然不能單獨成為一個民族,但在受人歧視之下,他們是可能蛻變成一個民族單位的。歷史上許多民族支派,都是這樣逼出來的,例如獨立革命時的美國。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人民對祖國又一次大大的失望。二二八事變終於迫成了…。」[58]
    所以,認為二二八事件不是省籍矛盾、族群衝突造成,而純粹只是「官逼民反」所致,這恐怕是不敢面對歷史事實的心態。充分的史料告訴我們,族群的問題,絕對是釀成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背景與因素之一。由於族群的問題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背景與因素,我們才能解釋為何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許多憤怒的民眾會一見到大陸人就毆打的緣故。
 
事件中的族群衝突
    二二八事件因1947年2月27日的延平北路查緝私煙血案而點燃,翌日抗議的民眾聚集到行政長官公署前,卻遭到長官公署陽台上的軍隊以機槍掃射,至此事態一發不可收拾。出現憤怒的台灣民眾痛打外省人的情形。
台民怒毆外省人
 
毆打外省人出氣
根據當時擔任記者的作家吳濁流的敘述:
「當排頭逐漸接近長官公署之際,突然從長官公署的屋上機槍開火了。同時有兩三個人倒在機槍的掃射中。民眾只好後退,潛入城內。於是憤激到頂點的民眾,不分皂白,一看到外省人便打。」「為了防止外省警官拿出武器,青年人就進入市內的警察署街收武器。」「這個事件的產生至為單純。那是本省人已經無法信賴外省警察,而對他們持有武器感覺非常危險不安所致。」「任何一個本省人都無法安心而本能的感覺到有自衛的必要,於是青年不約而同地起來接收武器,想自動地來維持自安。」「總之,給外省人拿槍是一件頗危險的事而由他們取而代之的這種想法。」[59]
    長官公署陽台上面機槍向民眾掃射時,附近的臺大醫院裡正好住了一位作家鍾理和,當時因為肺病住進臺大醫院的鍾理和,親身見聞了這場騷動。他在2月28日當天的日記上有一段這樣的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