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在廿世紀中蛻變的台灣 2001-02-12

在迎接廿一世紀到來的此刻,心中百感交加。台灣在本世紀經歷了兩個外來政權的統治之後,終於在本世紀末,有了政黨輪替的機會。然而,這半年來,在舊勢力及其盤據的媒體的掣肘與圍攻之下,原本經濟基本面不該受影響的台灣,卻因信心基本面大受影響,造成股市大跌,又因國際經濟景氣下滑,台灣更難逃牽累。在經濟不景氣當中,統派媒體更加藉機天天恐嚇台灣人民說,我們將面臨「黑暗的時代」,非趕緊接受「一個中國」不可。因此,面對新世紀的到來,許多人確實有前途茫茫之感,然而,回首廿世紀,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一句話,卻在我耳邊響起-「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也是一個光明的時代。」


回首廿世紀的台灣歷史,我們發現廿世紀是台灣蛻變的時代。台灣在十九世紀末葉結束了滿清異族的統治,換來另一個異族(日本)的統治。但是,新帝國主義的日本,比起舊帝國的滿清王朝,更具近代性格,這是台灣在不幸中的大幸。在進入廿世紀的前兩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起用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開始有計畫地推動各項近代化建設。在跨入廿世紀的門檻之前,台灣就開始幾項重要的基礎建設,例如-1899年,台北自來水道工事已經竣工;同年,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台灣銀行,正式創立,奠定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而縱貫鐵路工程,也在這一年開始動工。甫進入廿世紀之初,不僅代表衛生改善的下水道工程開始進行,後藤新平任內,更完成了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度量衡以及貨幣的統一;對於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交通事業,也加緊建設或擴充。長達405公里的縱貫鐵路於1908年4月全線通車;在大陸上的滿清政府尚未倒台,中華民國還未誕生的1911年,世界三大登山鐵道之一的阿里山登山鐵道也已經完工;產業方面,廿世紀的最初十年,六家新式的製糖會社也相繼成立,使製糖提昇為近代化的工業生產;工業發展用的電力,也在廿世紀初開始開發,台灣首座水力發電所-台北深坑的龜山水力發電所於1903年開始興建,兩年後開始供電;台灣的財政,到了1904年以後,已經可以自力更生,無須再由日本本國中央補貼。


總之,進入廿世紀的台灣,開始脫胎換骨。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廿世紀的前半期,台灣已經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体系、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


其中尤以基礎教育的普及,影響至大。拋開「帝國臣民」的意識型態不論,本世紀起才開始出現普及全島的現代新式教育,確實讓台灣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1943年,台灣的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達71.3%(山地更高達86.4%),這個數字,中國在二十年後才勉強達到。除了識字率的提高之外,台人透過新式的現代教育,接受近代西方文明、基本科技,以及新的思想觀念,改變了舊有農業社會的體質,不僅過去農業社會以旬、朔望為生活作息的方式,開始改變成星期制的作息,過去承繼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陋習,如不衛生、不守時、不守信、無法治觀念等,也透過教育而有了相當的改善。因此,台灣社會逐漸從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過渡到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雖然我們知道,日本在台的經營,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政策,但是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亦即殖民地的剝削網路),必須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因而打通了以往台灣因溪流切割、交通落後所造成的隔閡,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全島一体的台灣意識的萌芽。過去渡台開墾的移民,因來自不同原鄉,由於語言、風俗、習慣等差異,自然形成各籍分類聚居、依籍貫劃分地盤的現象。又因台灣河川多東西走向,形成天然障礙,南北交通不便,許多地方的開發,皆依大陸對渡口岸為主,所以來台的漢移民及其後裔,仍抱持著原鄉祖籍的認同,難以形成台灣全島的意識。過去這些沒有台灣全島意識,卻分別帶著不同「原鄉認同」來到台灣的移民(及其後裔),由於生存競爭,進而衝突械鬥。在清代211年間發生過約60次的械鬥。這種械鬥,到了廿世紀由於全島台灣意識的萌芽而消止。


儘管日本在台灣的50年內有相當的建設,但其本質是剝削和壟斷的,除親日的台籍買辦之外,台灣人普遍受到歧視,因此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日本領台期間的前20年,發生過20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1930年,山地的泰雅族更掀起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不過,這些武裝抗日事件,大多為傳統式的農民暴動,或改朝換代的易姓革命,而不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


直到1920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日本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興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1920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拉開二○年代各項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動;有代表台灣人民之喉舌的《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刊物的相繼發行;1921年,蔣渭水結合青年學生及台灣各地社會領袖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成為往後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 的大本營。1927年,「文協」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老幹部另組「台灣民眾黨」。1930年台灣民眾黨又分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而農工運動團体方面,有「台灣農民組合」(1926.6)「台灣工友總聯盟」(1928.2)。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此外,尚有許多小團体,也在二○年代出現,不一而足。概言之,1920年代的上半期,是台灣社運團体萌芽發展的時期,下半期則是各社運團体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階段。雖然團體甚多,立場不一,從右派的自治運動,到左翼的階級運動,但都代表著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各種心聲,包括自治的要求或獨立的願望。雖然不能完全如願以償,但起碼到了1935年,台灣總算有了選舉地方議員的機會。這是台灣人民有史以來第一次行使投票權,固然選舉與被選舉權限制很多,但對於當時大陸上正在國共內戰烽火中顛沛流離的中國人來說,應該是一項奢侈的經驗。


1937年以降,中日戰爭爆發,日本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試圖改造台灣人。1945年8月,大戰結束,也結束日本在台五十年統治。半世紀的日本統治,台灣人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台灣社會的近代化,都起了相當的變化。一般論者認為,此時的台灣與大陸的中國落差極大,台灣在各方面大約進步三十年。


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原以熱烈心情歡迎新政府,不意新來政權卻以征服者心態臨駕台灣,且官場貪污、牽親引戚、全面壟斷、經濟蕭條、物價暴漲、米糧短缺、失業激增、軍隊擾民、治安惡化...,經過一年半的蹂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終而爆發二二八事件,台灣社會精英被屠殺殆盡,民心潰決。這次「統一」,對台灣造成的傷害,實在難以估計。但新的台灣意識再次凝聚,成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濫觴。


二二八事件的兩年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流亡來台,在台灣建立學者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雖然「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厲行「白色恐怖」統治,但台灣卻也一方面避開了共產中國的蹂躪,獨立於北京政權之外,在台灣原有的海洋文化的歷史性格下,發展自己的經貿工商,成就了所謂「亞洲四小龍」之一的經濟成果,使得台灣在全球192個國家當中躍居為第14左右的貿易大國。到了八○年代,高科技產業興起,台灣更成為電腦資訊的生產大國。


經濟工商的發展,必然帶動政治改革的要求,促進民主運動的發展。在長達三、四十年的「戡亂」体制與「戒嚴」統治之下,海內外有識之士奮起推動台灣的民主運動,五○年代有《自由中國》雜誌的言論,及「中國民主黨」的組黨行動(1960)。七○年代有《大學》、《台灣政論》、《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的衝擊,並以「黨外」透過選舉推動民主運動,歷經中壢事件(1977年底)、美麗島事件(1979年底),浴火重生,終於在1986年突破戒嚴禁令,成立「民主進步黨」,為台灣政治史邁入新里程。在民主運動的激盪之下,蔣家政權的威權統治終於在蔣經國晚年逐漸解体。


時序進入廿世紀的最後十年,台灣終於有了更上一層樓的民主轉型,不僅國會在九○年代初得以全面改選,到了1996年也出現台灣史上的第一次民選總統。而各項自由人權的保障與落實,也普受世界的肯定。美國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 House)發表2000到2001年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台灣被列為「自由國家」,與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等國並列同級。而對岸的中國則名列「不自由國家」的倒數第二名,與盧安達、喀麥隆等國同級。台灣與中國的落差,於此又見其一斑。


除了民主化的潮流之外,廿世紀的最後十年,台灣也逐漸掀起本土化與獨立建國的浪潮。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雖然早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不久即展開,島內的獨立自救聲音,則在白色恐怖當中受盡箝抑。然而,隨著台灣國際外交處境的艱難、中共政權對台灣的威逼,民間的台灣獨立自救的聲浪,終於在進入九○年代之際逐漸明朗。一九九一年的九八大遊行,提出加入聯合國的主張。「台灣」的國號以及憲法草案,也經由民間的制憲行動而提出。基於台灣主體性思維的台灣歷史文化的重新詮釋,也逐漸展露。


從歷史潮流的發展來看,台灣內部族群之間,理應逐漸形成台灣命運共同體,成為建構台灣的國民主義(Nationalism)的基礎。然而,在九○年代的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浪潮中,台灣內部仍有一群所謂「外省人」,似乎顯得惴惴不安。雖然有一群落地生根的新住民,突破眷村的藩籬,組成了「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1992),但是所謂「外省人」當中,仍有許多人拒絕「土斷」。這群過去「蔣家政權的依附族群」,在總統民選後,更難容忍本土化潮流,土生土長的李登輝總統,成為他們反對本土化潮流的靶標。尤其是廿世紀的最後一年,土生土長的民主進步黨人陳水扁當選總統,他們更極盡攻訐之能事。遺憾的是,也有一些世居台灣數代的人,也與他們互通聲氣,極力在自我破壞台灣的獨立自主的地位。當然,這是過去壟斷教育資源的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沒有台灣主體意識,只有大中國情結」的教育的總發酵。這股反台灣主體意識的舊勢力,與被列為「不自由國家」中國,將發揮裡應外和的作用。我們很擔心,台灣在邁入21世紀之際,這群過去「蔣家政權的依附族群」會變成「中共政權的前仗隊伍」。


回顧廿世紀這一百年,台灣與中國在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分隔的,其間只有4年的時間(1945.10-1949年底)台灣是在中國的統轄下,而那4年當中,台灣不是受到二二八事件(1947)的腥風血雨的洗禮,便是受中國的內戰和經濟崩潰而被拖累。與中國分隔上百年的台灣,有其獨特的條件與生存法則,她雖經歷過兩個外來政權的統治,卻仍充滿著活力與朝氣。回首過去,認識歷史,我門沒有理由在迎向21世紀的時候失去信心與鬥志!


 (作者李筱峰 /世新大學教授,台灣歷史學會理事)


 【本文原載2000.12.29 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