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成舍我與台灣民主運動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來台知識分子的一個個案 2002-05-23

提綱

一、前言

二、來台之前成舍我早已樹立的風格

三、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

四、為人身保護與言論自由呼號

五、成舍我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六、七○年代以降的民主運動與成氏的迎拒態度

七、晚年的盲點與情結

八、兼容並包的辦校精神─也是對民主運動的貢獻

九、結論

一、前言

1949年以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知識分子當中,有一批既反對中共,但也不滿意國民黨的所謂「第三勢力」人士。退守台灣的蔣政權,是一個典型的威權體制,因此,在蔣政權威權體制下,這批所謂「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以何等態度自處?他們與統治政權當局的互動關係如何?這應該是一個具有研究價值與意義的歷史課題。

成舍我早年雖然參加過國民黨,但後來逐漸疏遠,他極力反共,但對國民黨也不全然滿意,因此,論者也每每將之歸類在所謂「第三勢力」人物當中。在中國大陸上即已名聞報業界的成舍我,於1952年春輾轉從香港來到台灣。自此,他在台灣住了三十九年,直到1991年過世。終成舍我一生的社會角色,以兩項見稱,一為辦報,一為辦學。辦報的事業,主要在中國大陸時代,先後主辦過北京的《世界晚報》、《世界日報》,南京的《民生報》,上海的《立報》,香港的《立報》,重慶的《世界日報》,以及香港的《自由人》;來到台灣之後,因囿於蔣介石的報禁政策,無法遂行複刊《世界日報》的理想。辦報不成,乃致力於辦學。雖從事辦學,而所辦之學,係以新聞報業人才之培養為主。在大陸上成舍我也曾辦過「北平新聞專科學校」和「桂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都 因時局動盪而曇花一現。來到台灣之後,於1956年創辦「私立世界新聞職業學校」,後改制「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為今日世新大學的前身。

對一位具有獨立、自由性格的人士而言,無論辦報或辦學,都需要有自由、法治的環境。然而,不論在大陸時代,或來到台灣之後,成舍我面對的,都不是具有民主成份的政治環境,因此,成舍我勢必面對一番外在政治環境的挑戰。作為一位從事新聞教育的著名報人,來到台灣之後的成舍我,以什麼態度面對長期的威權統治?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台灣曾掀起一連串的民主運動,而成舍我與這些民主運動,又產生怎樣的關係?這是本文試擬探討的問題。

此外,成舍我除了身為報人與新聞教育者之外,同時他也具備「第一屆立法委員」(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保障而不須改選的所謂「萬年」國會議員)的身分。易言之,他也同時是統治結構內的一部份,這樣的身分,對於他與民主運動的關係,或他對民主運動的態度,是否有所影響?此一問題,本文也試圖一併列入觀察。

二、來台之前成舍我早已樹立的風格

要了解成舍我與台灣民主運動的關係,有必要先了解來台之前,成舍我的表現及其早已樹立的風格。

從十歲就曾經「客串」寫過新聞稿、十六歲起就開始做新聞記者的成舍我,對於擔任記者一職,有其相當堅持的原則。他後來在評介《滄波文存》時,借題發揮,說明了這一套「獨立記者的典型」:

「在參加某一刊物工作時,無論報紙、雜誌,應注意能否符合你的抱負?這一刊物的主管,是否要明辨是非,扶持正義,為天下國家闢邪說,阻亂源。儘管記者是一項職業,辛勞有限度,報酬有標準,但如果上述兩問題的答覆是肯定的,則所謂辛勞與報酬,即將自然使你不再作任何計較。否則即日酬萬金,亦可掉頭不顧。」[1]

成舍我講這些話,應該不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文詞而已,揆諸成舍我的立身行事,他確實曾以此標準身體力行。例如:他年少時在上海《民國日報》當編輯時,有一次,「南社」書記柳亞子與社員朱鴛雛因「論詩」意見不合起爭執,柳亞子寫了一「布告」稿,函請《民國日報》社長葉楚傖刊登,企圖將朱某逐出南社。成舍我不擬刊登該布告,但葉社長決意刊登,成舍我極力勸阻無效,乃憤而辭去編輯職務。[2] 可見,成舍我在年少時代即已顯露這種「掉頭不顧」的獨立個性。

成舍我說過,他最不齒這樣的記者─「寫評論則揣摩風氣,隨聲附和,採新聞則追逐權要,爭取私利。」[3] 職是之故,他身體力行,發揮了這種「獨立記者」的個性。後來辦報,所採的精神,一如他在1924年創辦北京《世界晚報》時所揭櫫的創報宗旨─「立場堅定、不畏強暴、不受津貼」。也因此,使得他在辦報的生命史上,經常得罪統治當局或惡勢力,數度被封報館,數度出入牢房,險遭槍斃。試舉幾個事例來看─

1919年任北京《益世報》主筆時,逢五四運動發生,成舍我透過社論支持學運,其中<安福與強盜>一文,最為北洋政府所痛恨。當時報館被下令查封,幸因該報是雷鳴遠神父所創辦,在美國註冊,故僅遭封閉三天。[4]

1926年,北洋軍閥張宗昌對眼中釘的報館負責人大行整肅,先後槍斃京報社長邵飄萍、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繼而逮捕標舉「不畏強暴」的《世界日報》社長成舍我。成舍我被補後,面臨「本應立予槍決」(張宗昌語)的命運,幸因前國務院總理孫寶琦出面營救始脫險。[5]

1934年成舍我在南京辦《民生報》時,為揭發當時行政院長汪精衛的親信,政務處長彭學沛的貪污案,遭彭控告誹謗,官司結果,成舍我勝訴。但汪精衛不服,下令逮捕成舍我,將他囚禁四十天,查封其報館,且不准《民生報》再在南京復刊。成出獄時,朋友建議他向汪精衛賠罪,並表示竭誠擁護,成舍我嚴詞拒絕,留下一句傳誦一時的名言:「…惟其不怕頭破血流,才配做新聞記者。而且我十分相信,這場反貪污的正義鬥爭,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我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6]

1936年九月以後,成舍我在上海辦《立報》,經常受到上海黑社會份子的威脅恐嚇。像上海新新公司漏稅案,杜月笙曾出面向各報打招呼,全上海市的報紙都不敢登此消息,唯獨成舍我的《立報》照登不誤,報社備受幫會壓力。但成舍我嚴詞勉勵報社同仁:「在上海灘上辦報,要站住腳,必須戰勝這幫流氓,決不能讓步。」[7]

成舍我在北京辦的《世界日報》,於1937年被日本劫收後,兩易其名,直到1945日本投降後,才又復刊。1949年春,中共軍隊進入北京,《世界日報》旋遭中共查封,中共發表「文告」並透過廣播大肆批判成舍我。對於中共的批判,成舍我在上海發表聲明加以駁斥。這篇聲明,適足以反應成舍我辦報的精神,及其處事風格,茲摘錄其中數語如下,以資了解:

「…世界日報,自民國十三年﹝1924年﹞創刊,數十年間,在任何朝代之下,幾無不遭受迫害,所謂查封,先後已不下數十起,而余個人之被捕下獄,數亦相等。二十六年﹝1937年﹞北平淪陷,報社為日寇掠奪,及勝利復刊,余於署名之復刊宣言中,曾痛告國共雙方,謂共產黨若不改變政策,仍專以殺人放火鬥爭暴動為能事,則政府用兵,無法阻止。若國民黨不能痛切覺悟,徹底改革,而仍蹈故襲常,因循泄沓,貪污腐敗,則人民反抗,勢所必至。勝利以來,世界日報之每一主張,即無不遵此原則出發,即在今日,對此原則,余仍未能發現應向任何朝代之槍口刺刀下,感覺懺悔,如中共認此為「無黨無派的假面具」,則余亦寧願戴此面具以終生。」

「世界日報,不特從未接受任何朝代之任何支持,與其發生任何關係,甚至國民政府統治下各地例有之低利文化貸款,亦向所謝絕。」

「余深信天地之大,中共能摧毀余北平之世界日報,然無法摧毀余畢生獻身新聞事業發揮正義抵抗暴力之意志。」

「任何朝代,均有其製造專銜,誣衊異己之天賦特權,「國特」「匪諜」,易地皆然,此為古今中外不易之定律,而在今日為尤甚,余亦惟有嘆息政治道德之愈益衰落而已!」[8]

成舍我這些駁斥中共的言論,也同時連帶鍼碥國民黨政府。其特立獨行的性格,於此可見。

三、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

1952年,成舍我舉家遷台。此時,是國民黨蔣政權逃入台灣的二年後,是台灣人經歷二二八事件大屠殺的四年後。二二八的傷痕來不及撫平,蔣政權的威權統治又籠罩更深一層的「白色恐怖」。

國民黨蔣政權的威權統治,可從兩個面向來了解,一為戒嚴統治,一為「戡亂」體制。

1949年5月20起,台灣即開始實施戒嚴,此戒嚴令直到1987年才取消,實施期間長達三十八年。實施戒嚴,意即實施軍事統治,因此,在戒嚴之下,人民的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講學自由…,乃至出國旅遊之自由,殆受到極大限制。要組黨有「黨禁」,要創報有「報禁」。成舍我來到台灣之後,原擬復刊《世界日報》,卻因報禁而不能遂其志。

至於「戡亂」體制。1947年國民政府還在南京時,雖然公佈了憲法,並於年底開始行憲,但行憲不及四個月,1948年的4月,在南京的國民大會就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把憲法部份條文凍結,而給予總統不受憲法約束的緊急處分權,蔣介石總統的權力明顯擴大。翌(1949)年底,國民政府撤退入台灣,整個以大中國為設計的體制也搬入台灣。但本為「法」的最高位階的中華民國憲法,依然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凌駕其上,台灣自然就進入這套「戡亂」體制之下。再經由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在「動員戡亂」未結束之前,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國大代表,暫不改選,繼續擔任。這就是後來民間譏之為「萬年國會」及「老賊」的由來。成舍我曾於1947年當選北平市選出的立法委員,因此,拜「戡亂」體制之賜,來到台灣的成舍我一直身兼立法委員,直到1990年退職為止。

國民黨蔣政權撤退來台後,於1950年8月在黨內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這個改造,不是朝民主化方向進行,而是以重建蔣介石做為黨領袖的權威為目標。為了使政治權威有效建立,情治特務系統便成為重要的統治工具。1950年起,開始為長男蔣經國,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佈置適當的基礎。1950年,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透過政工系統,逐漸掌握對軍方的控制權。最後,為了整合各方情治特務系統,在1950年代中期,成立了國家安全局,統攝各情報機關(如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

蜘蛛網般的情治特務系統,配合著「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使得五○年代的台灣,出現所謂「白色恐怖」政治。「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叛亂條例」「動員戡亂時期懲治匪諜條例」等怵目驚心的法條,往往成為蔣政權進行整肅異己、翦除異議份子的工具。許多人因為政治見解不同,或者只因為說了一句當局不中聽的話,或寫一篇批評時政的文章,便被羅織入罪,惹來殺身之禍。甚至因為擁有家產而成為特務人員敲詐勒索的對象,以致家破人亡。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到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十年之間,台灣一共發生了上百件的政治案件,約有2000人遭處決,8000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900人是真正共產黨員(地下黨員)之外,其餘9000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9]

從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島上越戰方興未艾的六○年代止,國際政治的兩極對抗,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在美國的大力撐腰下,蔣政權高枕無憂,有恃無恐。國際上的支持,也強化了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正當性。也使得國民黨政府成為一個十足的軍事威權政權,也是一個十足的一黨專政的政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結果,黨組織與國家機關結成一體,使得國民黨變成一個從支配行政、軍隊、司法、立法、教育等國家機構,到支配包括金融、交通、能源、造船、鋼鐵、建築、傳播媒體等國營、省營、黨營企業的龐大體系。而國家的一切政策,都由一黨專政的國民黨來決 定,國民黨的決策,又源自於它的「中央常務委員會」(其前身為「中央改造委員會」)。而中央常務委員會幾乎完全聽命於總裁蔣介石(後來是主席蔣經國)的指揮。所以一黨專政的同時,也是個人獨裁政治。

四、為人身保護與言論自由呼號

對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及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儘管極力反共的成舍我,自亦不能苟同。早在國府撤退台灣時,成舍我並沒有隨同國民黨政府入台,而是先走避香港一陣子。當時他在香港與一批所謂「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往來相處,這批所謂「第三勢力」(其實何勢力之有?)的知識分子,包括成舍我、左舜生、阮毅成、徐復觀、卜少夫、劉百閔等人,他們既反共,卻也不欣賞蔣介石的作為,因此暫時流亡在港澳一帶沒有來台。根據雷震1950年10月赴香港與這些人士接觸時的日記稱:「午間有左舜生、成舍我、劉百閔、朱新民、程滄波、徐佛觀、許孝炎、卜少夫歡宴。他們對台北不民主,隨意捕人及限制入境證與辦理不善,甚不滿意。」[10] 這批反對共產黨,卻也對不民主的台北當局「甚不滿意」的知識分子,當時曾在香港創辦《自由人》雜誌,首任社長兼總編輯推成舍我擔任(成於翌年來台,總編輯由雷嘯岑接任)。這份刊物的言論內容,以反共和提倡民主自由為主,除銷港澳外,也進口台灣,後來進口台灣的雜誌,曾遭台灣警備總部查扣兩期[11]。…

成舍我於1952年遷居台灣,因格於報禁,辦報不成,乃於1956年創辦「世新」。由於致力於新聞學校的創建,又因手邊已無自己的刊物,因此他此時透過文章發為議論者不多。不過由於他身兼立法委員的身分,曾有幾次關於人身保護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質詢,轟動輿論界。而這些質詢發言,出自一位特立獨行的名報人之口,對國民黨執政當局,也不無震撼效果─

就在成舍我奔走籌建世新的1955年春,成舍我向行政院提出一份洋洋灑灑的質詢─<「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 [12]。關於「人權保障」部份,成舍我首先從軍法局長包啟黃因貪污勒索遭處極刑的案子切入,質詢說:

「…一個操生殺大權的軍法局長,任期那麼長,,經辦案件那樣多,雖賴政府賢明,在惡貫滿盈以後,終於明正典刑,人心大快。不過以前由他經辦的案件,政府是否曾因此引起警惕,有所檢討?君主時期,國家殺一壞蛋,像劉瑾、魏忠賢、和珅之類,一定同時就將被這壞蛋毒害的人,平反昭雪。包啟黃地位雖比不上劉瑾、魏忠賢、和珅,至少總是「無法無天,有條(即金條)有理」,貪污弄權的壞蛋之一,則毫無疑問。幾年來被他冤枉毒害的,死者縱不可復生,生者卻必須平反。民主國家的刑事被告,在發現法律事實有重大錯誤以後,雖經判決確定,也儘有非常補救的辦法。我不知道政府對此有無準備?」

以成舍我對政治的敏銳認知,他當然知道在當時「白色恐怖」的政治環境中,許多整肅異己的行動,是蔣介石假手軍法局等情治單位所進行的,而非純然是軍法局長個人上下其手。但成舍我藉著軍法局長被明正典刑之便,提出此一敏感問題,避免直接批到蔣介石逆鱗,而又能對當時濫捕濫殺、侵犯人權的政治環境提出呼籲,可謂用心良苦。在質詢中,成舍我特別對反共的著名報人龔德柏的被捕失蹤五年,以及立法委員馬乘風被捕三年,卻「不審、不判、不殺、不放」的兩件案子提出質詢。關於龔德 柏的案子,成舍我質詢說:

「他〔龔德柏〕於三十八年隨政府隨撤退來台後,三十九年三月八日,忽然失蹤。從那時算起,再過三天,就整整滿了五年。這五年中,他的老婆兒子,都從來沒有見過他一面,老婆兒子生死存亡,他也無從知悉。他的老婆急到把頭髮禿成光頂,一家大小,啼饑號寒。這五年中,他究竟犯的什麼罪?關在什麼地方?誰都不知道。但似乎誰都知道,這五年中,他沒有受審,沒有判罪,沒有槍斃,卻也總沒有回家。此外又似乎誰都知道,龔德柏這個人,只在此島中,雲深不知處。有人說,因為他一生信口罵人,人緣太壞,沒有朋友替他奔走,所以儘管失蹤了五年,不審、不判、不殺、不放,主辦這個案件的人,也就覺得放心,不會引起何種反響。…誠然,他人緣不好,朋友不多,不過,我相信,龔德柏沒有人緣,龔德柏卻有人權,龔德柏縱無朋友支援,像這樣不審、不判、不殺、不放,卻可以激起天下公憤。龔德柏今年已六十六歲,聽說最近身體很壞,且曾幾度絕食。如果他是匪諜,政府早就應予以槍斃,如果他不是匪諜,相反的,且是一位抗日反共愛國家愛民族的老鬥士,就早應使其恢復自由。」

成舍我的這段質詢,左舜生讚譽說「總算言人之所不能言,也是人之所不敢言」[13]

關於同樣拖延未審達三年之久的立委馬乘風案,成舍我援引「戡亂時期監犯處理條例」的規定,質詢說:

「…馬乘風無論是尚未起訴,或尚未判決,也早應該有資格享受「視為撤銷羈押」的浩蕩國恩。老百姓對著立法委員,總常常很歡喜說,你們是老百姓的人權保障者,如果我們的身體自由,都得不到合法保障,我們真不知道老百姓這類的話,是頌揚還是諷刺?」

成舍我在立法院的這段發言,便轟動了當時整個立法院。據《自由人》雜誌唐煌年的報導說:「那次四十五分鐘的質詢,會場肅靜的空氣,和一陣一陣的掌聲,一段一段的嘆息與喝彩聲,尤其他提到龔德柏案所說:『不審、不判、不殺、不放』幾句話時,旁聽席上有人流淚。提到馬乘風案時,他剛說出馬乘風三個字,會場接著雷動的掌聲。」[14]

除了以上兩件非軍人而牽涉軍法的具體案件以外,成舍我又質詢「軍法犯究已保釋多少?」,他質問當時的行政院長俞鴻鈞說:

「戡亂時期監犯處理條例,經總統明令公佈,業已半年,施政報告中告訴我們,普通監獄,依照條例,准予釋放的人犯,截至去年十二月止,為一七六九名,但軍人監獄,被保釋的,究竟有多少?報告中未經提及。據說有許多合乎條例的軍法人犯,依照條例呈請保釋,卻以條例以外的種種原因,一拖再拖,迄無下文。難道立法院所通過,總統所公佈的法案,下級機關,竟還可以打折扣?…」

在這篇質詢中,更引起轟動的是「言論自由」部份。成舍我針對1952年內政部公布的「出版法施行細則」中兩項重大侵害言論自由的規定提出質詢。該施行細則第廿七條使得政府可以禁止人民辦新雜誌和新報紙,第十九條使得政府對不滿意的雜誌報紙可以封門一年,甚至一年以上。成舍我在質詢中不客氣指其違反母法出版法之立法本意,並且違憲。並舉世界各國不同之例,以對照這些規定的荒唐。

成舍我反駁出版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說:

「因節約紙張及印刷原料,就可禁止新的報紙雜誌出版,這真是天下奇聞。…造成配紙制度的那些情形,台灣都不存在。台灣白報紙產量,每年約二萬五千噸,以目前全省二十七家日報每月共配紙三百四十六噸計,全年只四千一百廿五噸,僅佔總產量六分之一。…有人說,台灣報紙雜誌,已經太多,政府限制新報新雜誌出版,並非絕無理由,殊不知報紙雜誌,為推行民主政治的必需品,為人民的精神食糧,和一般商品不同。…一國報紙雜誌,發行的數字越多,越證明其文化發達。…」

至於對出版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部分,成舍我提出這樣的批判:

「至依據出版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停止報紙雜誌的發行,可以長達一年或一年以上,換言之,即等於政府有權可以封閉報館雜誌,這絕對不是出版法的立法原意。…出版法第卅七條第四項,對報館最重處罰,雖有定期停止發行一項,但內政部絕不應因此在施行細則內,擴大其定期停止發行的期間至一年,尤其內政部還有權將停刊期延長至一年以上。所謂「一年以後再延長」,究竟延長至什麼時候?三年、五年、十年、百年?施行細則上並未確定。老實說,這就是無期停刊。…現代的報館雜誌,已全部企業化,…一有過失,行政機關即有權將其停刊一年或一年以上,試問這個報館,每月幾十或幾百萬元的支出,幾百或幾千職工的生活,如何應付?又正因為現代報館雜誌企業化,其組織多為股份公司,報館為法人,其地位與任何其他法人機關相等,報紙出了毛病,負責人應受懲罰,但不影響報館的存在。正如內政部下錯了一項命令,只應處罰下命令的內政部長,絕不能將內政部封閉一年或一年以上。英美等民主國家,只處罰報館負責人,不停止報紙出版,這個理由,是十分明顯的。…行政機關可能變相的封報館封雜誌,這才使大家懷疑,台灣是不是有言論自由。」

成舍我進一步指出「極權國家,對外越遭挫折,對內越加緊壓迫;民主國家,對外越挫折,對內越加強民主」。

成舍我這篇質詢長稿,在當時執言論界牛耳的《自由中國》雜誌刊出,受到相當的矚目。而他的質詢提出之後,據聞,蔣介石相當不悅,曾對人說,「現在立法院內有一個人不愛國」,此人指的當然就是成舍我。

上述的質詢,發表於「白色恐怖」雷厲風行的50年代中期,自有其意義。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說,成舍我在任期長達四十餘年的立法委員任內,類似這類擲地有聲的質詢,並不多見。而在成千上萬的「白色恐怖」受害人案件中,成舍我為何僅挑龔德柏等幾個案件發言?是否因為龔德柏係成舍我當年一起辦《世界日報》的伙伴,才仗義直言?而有關言論出版自由的質詢,也因本身出身報業言論界,才有感而發?這樣的質疑,不能說無理,然而揆諸當時的政治環境,成舍我正積極致力於新聞學校的發展,如果他全神放在 為「白色恐怖」而戰,恐怕學校早就無疾而終,而本身恐怕也要為「白色恐怖」又添一案例了。

五、成舍我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在國民黨政權的「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下,要推動民主化運動是相當艱辛的。台灣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大屠殺、大整肅之後,一般本地的知識分子或社會精英,都已成驚弓之鳥,大都噤若寒蟬。因此,50年代的前半期,台灣的在野民主運動呈現沈寂的狀態。直到1960年「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才使台灣的民主運動,帶入高潮。

「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主要由兩股力量的結合形成。其一是,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來台的部份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自由中國》雜誌為中心的言論集團;另外是,台灣本地的社會精英,透過50年代中期的地方選舉所產生的地方政治人物。這兩股力量的結合,成為50年代後期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

雷震、胡適等人創辦的《自由中國》,原以批判共產主義、為政府宣揚民主自由形象起家。成舍我曾有一篇長文發表在《自由中國》,對中共的宣傳手段嚴厲批判,試舉數段來看看:

「中國的報紙經過長期演進,好容易由替皇帝宣達政令的邸抄朝報,進步到人民的輿論,而現在中共,卻又整個倒退,將人民輿論,回復為邸抄朝報」「內容千篇一律,自首至尾,百分之百都是說教式長篇大文,或公報式法令規章。」「中共每一謊言的發佈,都自認為宜於宣傳的最好資料。宣傳Propaganda一字,導源於羅馬教皇格雷哥利十三世,原意只在將羅馬教義,灌輸於虔誠的教徒。但格雷哥利十三世,以消滅法國新教徒,造成一五七二年八月廿四日巴沙洛莫Bartholomow大屠殺紀念著稱,所以我們今天提到宣傳起原,不由便連帶引起一種對迫害異教思想的憤怒。「宣傳」這字,多少在先天方面,挾有不祥成分。不過無論如何,並沒有代表說謊。到了列寧、史太林、希特勒、墨沙里尼這一般魔王下凡,「宣傳」才突被他們大量運用,與「特務」「集中營」鼎足並立,成為集權國家的三寶,於是由「灌輸教義」引申為「不惜以種種方法,轉變對方意志,俾合於宣傳者目的」。因此誇大與說謊,遂亦滲雜於宣傳方法之中。中共以說謊為宣傳,實得自乃祖乃宗…」「宣傳網與廣播網所發表的資料,當然一字一句,都必須經過中共主管宣傳人員的精心審核,這對於「肅清反動思想」,不僅要「一網打盡」,實可算「雙管齊下」。[15]

這份抱持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反共起家的《自由中國》半月刊,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國際靠山日漸穩固之後,漸漸將論政的方向,從原先對中共、蘇俄的批判,轉移到對台灣內部問題的反省與檢討。主持人雷震,原本出身國民黨權力圈,卻因《自由中國》的言論,與蔣介石漸行漸遠,最後終被開除黨籍。尤其到了1956年正逢蔣介石七十大壽,《自由中國》推出「祝壽專號」以後,《自由中國》對時政的批評愈來愈激烈,針針深入現實政治的問題核心。從1957、58年間七個月之內,提出長達十五篇「今日問題」的一系列社論,到1959、1960年間的「修憲問題」、「政黨承認問題」,言論節節昇高,步步踏觸國民黨當局的禁忌,也遭來一次又一次的圍剿。

這股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中國》的言論力量,到了1957年起,開始與透過地方選舉而起的台灣本土社會精英結合。包括李萬居、吳三連、郭國基、郭雨新等所謂「省議會五虎將」在內的地方人士,其所舉辦的「選舉改進座談會」,提供了兩股力量結合的契機,配合幾年來《自由中國》雜誌對組織反對黨的鼓吹與呼籲,使得組織新政黨的運動在1960年的年中,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從是年6月中旬起的兩個多月之間,「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在全島各大城鎮舉辦,並公開宣布將成立「中國民主黨」,以打破一黨專政之局。並計畫「中國民主黨」於9月底正式成立。不料,9月4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之名,逮捕雷震等《自由中國》雜誌社共四名人員。由於「雷震案」的爆發,終始新的政黨胎死腹中。

在以上這段艱辛的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成舍我的態度如何?根據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張忠棟指出:

「…這時﹝按1957年中﹞雷震去看王世杰和余井塘,兩人都表示了對大局悲,認為蔣總統已經老了,沒有辦法改。另外成舍我、齊世英、蔣勻田、王世憲、夏濤聲、王師曾等屢次和雷震討論,想結合海內外的反對人士,就整個政局上書或表達集體意見。」[15]

「面對國民黨圍剿的壓力,雷震沒有絲毫的退縮。他反而毫無避諱的和民社、青年兩黨的朋友增加來往,討論組織反對黨的可能性。有時他把一些比較開明的朋友如成舍我、齊世英、陶百川等人,以及地方領袖人物如吳三連、楊金虎、高玉樹等人,也拉在一起吃飯聚餐。…」[17]

成舍我早年曾參加中國國民黨,但他的特立獨行的自由風格,使得他在大陸時代就與黨部距離很遠,社會上都當他是無黨無派人士。成舍我在雷震積極籌組新政黨的時候,支持雷震,且在許多人不太敢接近雷震、紛紛走避之際,支持新的反對黨運動。張忠棟敘述說:

「成舍我是無黨無派的立法委員,也堅決反對過出版法的修正,曾謂當年軍閥時代,張宗昌最壞也不過槍斃記者邱﹝邵﹞飄萍,還沒有要關報館的門。他要參加反對黨,當然沒有國民黨人的顧慮,同時他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雷震曾經大力幫忙,替他找亞洲基金會的補助。因此雷震的組黨活動積極展開之後,他﹝成舍我﹞都參加各種聚會座談,最後一些朋友離開了,他仍是少數和雷震一起奔走的外省人之一。…雷震組黨最後的重要人物,除了齊世英、夏濤聲和成舍我之外,就是吳三連、高玉樹、李萬居、郭雨新和楊金虎等人,其他表明願意參加新黨的,幾乎也清一色的是本省人士。」[18]

從以上敘述,可知成舍我對於組織新反對黨的運動,相當關心,在幾次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的參加名單中,都可發現成舍我名列其中。又據前《自由中國》雜誌經理馬之驌的回憶,雷震曾透漏,成舍我在「中國民主黨」籌備過程中參與頗為積極,曾有意出任該黨的中央委員(召集委員),後因內部有人考慮他正主辦新聞學校,恐徒增壓力,以致未列名其中。[19]

不過,儘管成舍我對組黨運動曾熱心關切,但他的行事顯然比雷震小心謹慎,他甚至曾經勸過雷震不要操之過急。這從雷震入獄後,成舍我到獄中探望雷震時的一句話可以看出。成舍我對雷震說:「一個新聞記者,一個搞政治的人,坐牢正是一種光榮的資格,一種資本,我以前屢次警告你,在那樣搞下去,一定會坐牢,你不聽話,那你是求仁得仁。」[20]

雷案爆發後,震驚海內外。成舍我不避時諱,與胡秋原聯名[21]發表一篇聲明,呼籲勿以軍法審判。試節錄其中一段來看:

「…據此案情,並參照官方發表之小冊,可知雷君之被捕,純因其言論文字被指為涉嫌叛亂,此外並無叛亂事證。即使今後續有追加或另有發現,然其被捕之理由及被捕時公佈之事證,僅為《自由中國》半月刊中之言論文字,則為不爭之事實。此為懲治叛亂條例施行以來,軍事機關以該法制裁言論文字問題及依軍法拘捕當事人之第一案。此例一開,今後於並非叛徒所為之言論文字問題,皆可不依出版法或普通刑法處理,而得逕以軍法從事,則每一報紙每一雜誌之發行人編輯人,均有隨時隨地遭遇同樣情事之可能。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講學自由及新聞自由,自必遭受嚴重之損害,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22]

聲明中,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之請命,一如成舍我過去的呼籲。然而,以成舍我對政治之閱歷,必然知道雷震案是一樁政治整肅的案件,絕非一般的法律案件。而且這一整肅行動的源頭,係來自最高層峰的蔣介石。既然如此,則成舍我甘犯層峰,與當局橫法論理,豈非枉然?然而,這似乎也是剛直如成舍我,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無奈吧!

除了發表聲明之外,為了有效營救雷震,成舍我也參與簽名一份請求總統特赦雷震的陳情書。雷震在其獄中日記,亦記錄此事,1961年1月12日的日記,雷震這樣記著:

「閱報《聯合報》、《中央日報》,見有名流簽名請總統特赦我,謂我對國家及國民黨均有貢獻,胡先生亦簽了名,其餘為成舍我、夏濤聲、蔣勻田、葉時修、陳慶華、曹啟文等。」[23]

又2月6日的日記,雷震也這樣寫著:

「今晨看《聯合報》有『由知名人士簽請總統特赦雷震的陳情書,短期內當呈蔣總統,在簽名簿上簽名的人士包括胡適、夏濤聲、成舍我、胡秋原等五十餘人。陳情書寫得非常委婉,文中未涉毀「法」的問題,僅懇請總統體念雷震過去對國家的貢獻,予以特赦。』」[24]

這份上書總統請求特赦雷震的文件,是由誰起草?根據《時與潮》週刊的報導,「這個文件是由某名報人立委主稿」[25],在當時符合「名報人」和「立委」兩條件的,非成舍我莫屬。果真如此,則成舍我為雷震案的奔走,可謂用心良苦。

六、七○年代以降的民主運動與成舍我的迎拒態度

雷震案使「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中挫,而進入60年代之後的政治氣氛,便呈現一片低迷。雖然仍有少數地方政治人物透過地方議會,發出微弱的聲音,但顯然無法凝結成集體性的民主運動。此期間,亦有一些零星的個人,在進行一些政治訴求的行動,卻都不得結果,只平添「白色恐怖」案件的記錄而已。而此時的成舍我,顯然對這些層出不窮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沒有再發出像質詢龔德柏案那樣的宏亮聲音。

時序進入197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的前後,蔣經國準備接掌政權之際,以《大學》雜誌為中心的一群青壯年知識份子再度發出集体性的政治改革呼聲。他們的言論重點,除了民主改革,法治人權的提倡之外,最具突破性的言論是,倡議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一向被國民黨統治當局神聖化的所謂「法統」,遭到《大學》雜誌的挑戰。

蔣經國開始主政的70年代起,透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修改,台灣開始有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選舉帶動「黨外」的民主運動。在70年代結束以前,「黨外」民主運動的陣營正在整合之中,其間除幾次的選舉活動及幾次政治事件(如中壢事件、余登發被捕案、橋頭示威、許信良停職案…),促成其運動的契機之外,幾本雜誌的刊行─《台灣政論》(1975.8)《八十年代》(1979.6)《美麗島》(1979.8)─也是他們發為輿論力量的重要媒介。綜觀此時的「黨外」活動及其言論,其訴求內容,包括開放黨禁、開放報禁、解除戒嚴、司法獨立、人權保障、言論自由、地方自治的落實、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教育及軍隊國家化等等。除繼續《自由中國》及《大學》雜誌時代的諸多訴求之外,更進一步,台灣的主体意識更加彰顯。本土意識的抬頭,使得統治當局最後採取強制手段,終而爆發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

美麗島事件後的「黨外」運動,由於有美麗島被告辯護律師群以及受刑者家屬加入,透過幾次選舉活動,使得「黨外」陣營益加壯大,終於在1986年9月28日組成「民主進步黨」,向厲行黨禁達四十年的國民黨統治當局做歷史性的挑戰。

從民主進步黨成立的1986年起,台灣進入一個解凍的時刻。許多禁忌紛紛被突破,蓄積已久的社會運動潛力,正如開閘之水,奔流而出,街頭運動此起彼落,令人目不暇給。總統蔣經國有感於「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他的政策也不得不變,終於在1987年7月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

蔣經國於解嚴的翌年病逝,李登輝繼任總統,台灣民主運動的潮流依然浩浩湯湯,沛然莫之能禦。其間,尤以要求「結束萬年國會」「老賊下台」的呼聲,響徹雲霄。行政院終於在1988年11月7日通過「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職條例」草案,立法院於翌(1989)年元月26日通過此條例。是年3月1日起,開始受理這批過去號稱「法統」所繫,卻被民間譏為「老賊」的老代表的申請退職。成舍我於1990年辦理退職,退職的翌年─1991年4月1日,成舍我病逝台北,20天後(4月21日),國民大會通過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綜觀70年代以降的民主運動,正逢成舍我生命史上的最後二十年(73歲─94歲),成舍我在最後的二十年裡,所面對的台灣民主運動的內涵,開始產生既「迎」且「拒」的矛盾心情。

美麗島事件前後的「黨外」運動的訴求有很多面,其中與《自由中國》時代一樣的一些訴求,諸如言論自由、人權保障、開放報禁、開放黨禁、勵行憲政等內涵,成舍我是絕對肯定的。因此,以這方面的內涵為訴求的運動,成舍我曾從旁關心或支持,例如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雜誌創刊五週年時,時年87歲的成舍我,也親自蒞臨酒會祝賀。當時任職該雜誌社的筆者,親眼目睹在《八十年代》雜誌的捐款名冊中,成舍我亦列名其中。可見,成舍我此時對民主運動仍持著關切與期待。

然而,對於後來運動的某些訴求及運動型態,成舍我明顯感覺不安,而有排斥的心情。他所排斥的,蓋可分為以下三端:

其一、對於國會全面改選的要求(即所謂「老賊下台」),不以為然。

其二、對於後來日益明顯的台灣獨立的傾向,不以為然。

其三、對於越來越激烈的街頭抗爭(所謂「暴力」)行動,不以為然。

對於以上三種不以為然的心情,可以從成舍我在雷震逝世十週年時(1989年),應邀所寫的一篇紀念文看出來。成舍我這篇紀念雷震的文章,題目叫做「執政黨今日是否會痛惜三十年前未准許雷震組反對黨?」,他以古貶今,言下之意,明顯地對當前的反對黨相當不放心。試舉其中一段來看看:

「今日為雷氏逝世十週年紀念,四十九﹝1960﹞年九月四日被捕,亦將三十年,如果四十九年雷氏未被捕,相反的,且准其籌組之中國民主黨,正式成立。相信今日活躍之中國民主黨,一定是信奉國父遺教,遵守憲法,勵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不會放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主張台灣獨立,他不會放棄法統,而高呼驅逐三個國會中的「老賊」,他必實踐他所宣布的組黨主旨「在積極方面,促成政府的進步,消極方面,防止政府的腐化」。他似乎並無野心,於爭取公平合法的選舉以外,立即煽惑群眾,不擇手段,以各種非法暴行,奪取中國國民黨整個政權,相反的,且可能於政黨林立時,因歷史及政策關係,成為國民黨黨友之一。」「恢宏大度、有卓識遠見的國民黨領導者,在雷氏逝世十週年的今日,正值最近兩年來,洶湧蓬勃的民主狂潮,已新起了若干反對黨,他們所給予執政者的攻擊咒罵,及各種暴行威脅,是否會痛惜,三十年前,未核准雷氏組織中國民主黨,現既無法對得起雷氏於地下,惟有共祈雷氏在天之靈,本其組織原旨,默佑國民黨進步而不腐化,早日完成中興大業,以三民主義,真正民主、自由、均富,統一中國。」[26]

七、晚年的盲點與情結

從上述成舍我對民主運動的三點排斥來看,晚年成舍我其實有其盲點與情結。本節試冒昧略作評論。

關於不同意資深民代退職乙節:

成舍我係資深立法委員,在這個特定身分上,他成為民主運動中被改革的對象,與他一向支持民主運動的立場恰好易位而處,其心中之矛盾,可想而知。況且,民間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聲浪中,對於未退職的資深民代,以侮辱性的字眼─「老賊」來形容,受此侮辱而能頷首接納者幾希?成舍我非神明聖人,自也有其情緒在。

然而,成舍我誠然無法突破其本身的盲點,仍自陷於所謂「法統」的迷思中。民主政治的常識告訴我們,世上未有不經人民改選長達四十餘年而猶謂之「民意代表」者,民主國家更沒有以不經人民定期改選的所謂「代表」所建立之「法統」。

如果較諸成舍我的摯友陶百川來看,陶百川也屬資深民代,是職司風憲的監察委員,他於監察院內,懲貪糾瀆、辯冤白謗,不遺餘力,深獲民間愛戴,有「陶青天」之譽。但他卻在62歲那年(1965年)即萌退意,惟辭職不成,到了72歲時(1975年),終於毅然決然辭掉監委職務[27]。相形之下,成舍我到了93高齡,還擇「法統」而固執,未免情結太深。

再者,若就成舍我擔任資深立委的最後三十年任內的質詢與發言來觀察,從1970年到他退職為止的將近三十年間,他總共提出的質詢只有七次,而其中有三次是連署別人的專案質詢,而連署人數分別有201人、167人及36人之多,且內容與民主政治無直接關係。因此嚴格說,這三十年間成舍我個人真正提出的質詢發言,只有四次。這四次質詢的內容,先後是:1974年4月13日,在教育、法制委員會提出有關私立學校法草案的質詢,指出該草案獎勵性質少,取締、管制及懲罰性質多[28];1975年11月15日,在教育委員會發言,從不良青少年問題談起,談到「國父思想」課程,及軍訓教育問題。主張應由政府或執政黨編印大專「國父思想」標準本。成舍我這一建議,與當年《自由中國》時代殷海光主張廢除以一黨黨義來箝制思想的「三民主義」課程,簡直不能同日而語[29] ;1976年4月8日,在教育、法制委員會聯席會上,就專科學校法修正草案發言,建議廢除三專制[30] ;1984年10月12日的施政總質詢時,再度為報禁問題提出質詢,成舍我說:「別的東西都可以飽和,唯獨報紙和教育是沒有飽和的。」「任何一個國家,除了共產國家不許報紙自由出版之外,哪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三十年不許有一個新的報紙出版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也無怪乎人家要責備我們民主自由不夠了。」[31]

以上的質詢,真正與民主運動有關的,只有對報禁政策的批判,其他不僅無直接關係,甚至有開民主倒車的統一「國父思想」教材的建議。可見,晚年的成舍我,確實有其保守的一面。

關於反對台灣獨立:

成舍我認為如果雷震當年的反對黨獲准成立的話,「他一定不會放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主張台灣獨立」。其實,成舍我有所不知,雷震後來是正式主張台灣獨立的。雷震在坐滿十年的政治黑牢出獄時(1971年),目睹台灣在國際外交處境的挫敗,考慮台灣將來在國際社會上的生存發展,於1972年元月上書蔣介石總統,提出〈救亡圖存獻議〉的萬言書,其中第一項即建議更改國號叫「中華台灣民主國」,他在建議書中明明白白指出:

「我門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31]

雷震這個主張,是不折不扣的台灣獨立的言論。與成舍我的「想當然耳」的了解,大相逕庭。

不論是今日的中國,還是古代的中國,都沒有近代的人權與民主法治。台灣與中國相較,無論在人權指數、民主程度、法治基礎,乃至生活水準,多方面都遠勝中國。台灣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這一切勢必受到摧折。因此,台灣住民追求獨立發展,防止中國專制霸權的侵吞與壓迫,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與尊嚴的生活,也符合聯合國憲章有關住民自決的精神。所以,從這個層面看,台灣的獨立運動,其實也是高層次的民主運動。這其中,並沒有所謂「省籍」的族群分化的意含。套句柳宗元「封建 ,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的句型,也可以如此說,「台灣獨立,非某族群之意也,勢也。」即使所謂「外省人」,一樣可以和各族群團結一起在台灣建立新國家,成立於1992年的「『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便是一個具體的說明。可惜成舍我未及目睹這個方興未艾的潮流。

話說回來,成舍我生於中國大陸,長於中國大陸,功成名就於中國大陸,他到台灣時已五十五歲,必有割捨不掉的故國情懷,這是可以理解的。他所創辦的世新校園內,有一副惦念著「中興復國」的對聯,雋刻在校園內的「長青亭」的柱上─『國難方殷壯志不隨雙鬢白 / 中興在望孤忠永共萬山青』,這是否正說明著成舍我的故國情懷。他在為世新合唱團十週年紀念的題字,也這樣寫著─『做中興鼓吹 / 揚大漢天聲』,充分流露著大漢族意識。這種故國情懷與大漢族意識,使得大中國民族主義,往往勝過民主自由主義的意識,這也是他們那一代來台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普遍心結。畢竟像雷震這樣能衝決網羅、洞矚先機的知識分子,只能說是異數中的異數。

關於不同意街頭抗爭:

台灣從解嚴前後,到90年代初,街頭的群眾抗爭事件層出不窮,成舍我視之為「煽惑群眾,不擇手段,」「非法暴行」「給予執政者攻擊咒罵,及各種暴行威脅」。

成舍我一向崇尚「紙彈亦可殲敵」[33]的哲學,對於政治的腐化,他儘管口誅筆伐,或痛陳規勸,或「默佑國民黨進步而不腐化」,但他反對用激進的手段抗爭。然而,歷史告訴我們,紙彈往往為敵所殲,報館常常在改變專制政權之前,就被專制政權查封了。這種經驗,成舍我應該膚嘗身受的。尤其,當一切的管道,包括新聞媒體、教育、軍隊、警察、特務、司法等等,皆為統治者所控制保持時,反對的聲音無從宣洩,則激越的抗爭必然隨之而來,所謂「清議亡而干戈至」。如果「口誅筆伐」、「理性建言」、「痛陳」、「規勸」,乃至「默佑」,真能感動統治者的話,雷震也不至於會身陷囹圄,反對黨也不至胎死腹中。

從歷史觀點看,解嚴前後到90年代初期,台灣的各種激進的街頭抗爭事件,確實對促使統治當局改變,發揮了催化的作用。再說,如果較諸世界其他許多國家的抗爭,甚至武裝革命,台灣的群眾運動,誠屬溫和型的運動。

成舍我在壯年時說過:「若國民黨不能痛切覺悟,徹底改革,而仍蹈故襲常,因循泄沓,貪污腐敗,則人民反抗,勢所必至。」[34] 在保守的統治者,與激進的民眾之間,成舍我的晚年顯然對兩者有著有不同的心結。

八、兼容並包的辦校精神─也是對民主運動的貢獻

儘管成舍我的晚年趨向保守,然而,他創辦世新所發揮的「兼容並包」的一貫辦校精神,確實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有著間接的貢獻。誠如資深新聞記者陸鏗對他的形容:

「能團結使用各種不同立場、觀點的人。」「談到政治立場,則是左、中、右、獨,無所不有,反映了成舍老的博大胸襟。談起「兼容並包」來,在教育界要推蔡元培先生;在新聞界就不得不推成舍我先生了。這從世界新專聘請一些對國民黨持不同政見的學者擔任教授也反映出來。」[35]

從世新的校史上,我們可以發現世新的教師群中,有許多國民黨統治當局心目中的「異端」份子,成舍我毫無忌諱地接納他們。

例如:因台大哲學系事件遭解聘的王曉波、陳鼓應;辦《大學》雜誌,曾經大力鼓吹國會全面改選的陳少廷;與國民黨決裂,投身「黨外」運動的張俊宏;也是「黨外」運動的異議份子黃煌雄;因雷震案一起被捕的馬之驌、傅正;因孫立人案受累的黃玨;白色恐怖時代無故坐獄,卻遭政大解聘的吳盛木;坐過政治獄的胡學谷;曾經經歷汪精衛政權,來台卻備受排擠的姚大中;被構「匪諜案」的崔小萍;在淡江帶動社會主義風潮而遭解聘的王津平;被指控「為匪宣傳」的曾祥鐸;寫文章遭退學、求職遭干擾的李筱峰…。他們皆為成舍我所接納,進入世新,或專任,或兼任。

難得的是,堅決反共的成舍我,他的學校卻接納不少左翼人士;反對台灣獨立的成舍我,也接納了台獨份子;曾經被汪精衛下獄的成舍我,也接納具有汪政權經歷的人。這正是成氏自由獨立的人格特質的表現。

今天,台灣在經過一番政治轉型之後,許多學校裡有左、右、統、獨的各種立場的教員,已不足為異,但是這種現象在世新早已是司空見慣的校風,也是世新在台灣社會口碑中的一大特色。這不能不說是成舍我對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中的間接貢獻。

成舍我敢於接納這麼多當局心目中的「異端」,是否會面臨情治單位的壓力?據云,警總曾對成舍我所聘用的人有意見,輒向他照會,成舍我回答說:「你們若有意見,請下條子﹝公文﹞來,我就照辦。」警總當然不便下公文來落人把柄。這是成舍我對付情治單位干擾的一劑妙方。但他敢於如此有恃無恐,正因為他辦學不求人。誠如資深記者陸鏗所說的:「他一生辦報、辦新聞教育最自豪的事就是沒有接受過任何方面的津貼與資助。因此,可以抵制任何勢力的干擾。」[36]

九、結論

在中國大陸時代辦過多種報紙,飽嚐各種政治勢力的箝制,甚至生命險遭不測的成舍我,是一位具有獨立性格的知識分子[37]。中共在大陸上建國後,反共的成舍我輾轉從香港來到台灣。然而,國民黨的威權政治,顯然也非成氏所能全然同意。長期的戒嚴與報禁政策,使得這位報人無法創報,乃轉而創辦新聞學校。但是國民黨政權的「戡亂」體制,又讓成氏來台之後,一直擁有資深立法委員的身分。

在國民黨威權政治下,台灣掀起過幾波民主運動,成舍我與台灣民主運動之間,有著微妙的關係,而且有階段性的不同。

50年代末期,以雷震為首的《自由中國》雜誌的大陸籍知識分子,結合了透過地方選舉而起的台灣本地政治人物,在1960年掀起組織「中國民主黨」的運動。在這一波民主運動中,成舍我曾從旁支持,經常與雷震討論時局,也出席組黨前的幾次座談會。甚至在組黨過程中,成氏也曾有意擠身新政黨的要津。雷震被捕後,他設法營救,發表聲明,出面陳情,表現不避時諱的性格。

70年代起的「黨外」運動,逐漸邁入老年的成氏只做有限度的支持,其中如開放報禁、言論自由的要求,成氏仍相當肯定。但是民主進步黨成立前後,激進的街頭運動,和運動中有關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以及日漸升高的台灣獨立意識,顯然不為成氏所接受。一個崇尚民主自由的人,不能接受國會全面定期改選的訴求,委實令人訝異。成舍我反對資深老代表退職的動機,是否因為其本身正是資深立委之故?本文誠然不願以這種「維護既得利益」的「動機論」來解釋,蓋以 成氏過去特立獨行、不畏權勢的言行來看,報館遭查封、生命受威脅,他都不願屈服,何以會為了立委職位而戀棧不捨呢?本文認為,主要的原因,在於成氏的觀念中,仍有著相當濃厚的代表大中國的「法統」觀念。跟其他許多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雷震是一個例外),大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結,顯然勝過於對民主自由的熱衷。了解這個情結,也就可以解釋成氏為什麼也不能接受台灣獨立建國的理念。

在各階段的民主運動中,儘管成氏採取親疏不一,迎拒有別的態度,但成氏終究不能算是運動中的要角。畢竟這位辦報不成的名報人,來台之後的主要的社會角色,是以創辦新聞學校為主。在困厄的環境中,要讓學校順利發展,勢必不可能在民主運動上太過拋頭露面,即使在立法院的民主殿堂上,成氏也發言有限,相當節制。更何況,在辦學的過程中,成氏還要抵擋來自情治系統的干擾,接納許多統治當局心目中的「異端」份子,這不能不說也是成氏對台灣民主化過程的一大貢獻。

[1] 成舍我,<如何塑造一個獨立記者的典型>,載《傳記文學》43卷1期,1983.7月號,台北。

[2] 詳見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1986.10,台北,經世書局),頁144。

[3] 成舍我,<如何塑造一個獨立記者的典型>。

[4] 詳見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頁145、150。

[5] 詳見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頁181、182。

[6] 詳見龔德柏,《龔德柏回憶錄(第二集)》(1970,台北,大立書店),頁163;或參見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頁211-217。

[7] 詳見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頁235。

[8] 成舍我駁斥中共查封世界日報公告之聲明,原載1949.3.1上海《申報》《新聞報》,轉引自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頁193、194。

[9]見《遠望》雜誌,25期,1989.12,台北。

[10] 馬之驌,《雷震與蔣介石》(1993,自立晚報出版部),頁29。

[11] 詳見《自由中國》21卷8期社論<從「自由人」被扣說道「自由人」停刊>,1959.10.16。

[12] 成舍我,<「人權保障」與「言論自由」>,載《自由中國》12卷6期,1955.3.16

[13] 見楊有釗,《龔德柏先生評傳》(1984,台北新店,世界和平雜誌社),頁407。

[14] 轉引自王建邦,<請政府切實保障人權>,載《自由中國》1958.12.1。

[15] 成舍我,<中共將亡於「宣傳」-「以詐騙的中國,安能以詐騙治之」>,載《自由中國》5卷8期,1951.10.16。

[16] 張忠棟,《胡適‧雷震‧殷海光》(1990.12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頁131。

[17] 張忠棟,《胡適‧雷震‧殷海光》,頁132。

[18] 張忠棟,《胡適‧雷震‧殷海光》,頁142-143。

[19] 馬之驌口述,李筱峰訪問,1998.7.27,電話訪問。

[20] 引自文德,<雷震‧胡適‧中國民主黨─記近代台灣民主運動的一段歷史並悼念雷震先生>,載《八十年代》1卷3期,1979.8。

[21] 本來這篇聲明也有陶百川聯名,後因陶百川有其他管道與層峰交涉,未列入聯名。

[22] 陶百川,《困勉強狷八十年》(1984台北,東大圖書公司),頁217-220。

[23] 見傅正主編《雷震全集》36「獄中十年」(1989,台北,桂冠圖書公司),頁13。

[24] 同前註引書,頁41。

[25] 《時與潮》週刊,1961.2.27,台北。

[26] 成舍我,<執政黨今日是否會痛惜三十年前未准許雷震組反對黨?>,載傅正主編《雷震與我》,台北桂冠圖書公司,雷震全集之一,1989.3.1。

[27] 詳參顧惠林,<陶百川何以再萌辭意?>;黃永成,<懇請陶百川先生本著為民服務之初衷勿言辭職>,載《大學》雜誌79期(1974.11),及<陶百川致大學雜誌主編函>,載《大學》雜誌81期(1975.1)

[28] 詳見《立法院公報》63卷37期,頁13-20。

[29] 詳見《立法院公報》65卷21期,頁36-41

[30] 詳見《立法院公報》65卷46期,頁35-38。

[31] 詳見《立法院公報》73卷82期,頁31-34。

[32]雷震,<救亡圖存獻議>,1972.1,手稿影本。

[33] 這是成舍我在《大公報》上面的一篇文章題目。

[34] 成舍我駁斥中共查封世界日報公告之聲明,原載1949.3.1上海《申報》《新聞報》,轉引自馬之驌《新聞界三老兵》,頁193、194。

[35] 陸鏗,<泰山北斗 新聞巨人—敬悼老報人成舍我先生>,載《傳記文學》85卷5期,1991年5月,台北)。

[36] 陸鏗,<泰山北斗 新聞巨人—敬悼老報人成舍我先生>。

[37] 程滄波形容成舍我是「中國自由史上一位獨立的記者」,詳見,程滄波,<中國自由史上一位獨立的記者─成舍我先生>,《報學》季刊,2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