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李友邦的悲劇與歷史教育 兼論課綱「微調」 2014-05-30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前言

本年初,教育部對於現行中學歷史課本的課綱進行所謂的「微調」,引起社會輿論及本土派學者的爭議。「微調」後的課綱與原課綱相比較,其實已經修改了三分一以上。其中,在日治時代部分不僅特別冠上「殖民」統治(1),而且加強台灣人參與抗日戰爭的歷史。其中特別增加「李友邦等赴大陸參與抗戰」的內容。本文擬就李友邦的歷史,來檢視課綱「微調」背後的「歷史教育」的本質。

一個中學生如果只讀上述「微調」課綱所編撰的歷史課本,對李友邦的認識大概就是「台灣人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一定不可能知道這個「效忠祖國的抗日英雄」最後竟被「祖國」槍斃!其實是一個悲劇人物。

李友邦死時才四十六歳,正是壯年風發之時。況且他在死前不久,還擁有世人眼中極為耀眼的頭街──台灣省政府委員、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副主任、台灣新生報發行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主任……。這些耀眼的頭銜,並沒有讓他避免悲劇發生。1951年11月,正是台灣省政府委員任上,李友邦被蔣介石下令逮捕,四個多月後被處決!他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我們應從他的一生來觀察。

投奔「祖國」

1906年,李友邦出生於台北蘆洲(當時叫做和尚洲)。原名李肇基。1922年於和尚洲公學校畢業後,進入人人欣羨的「台北師範學校」。在學期間,參加當時由蔣清水所主導的民族運動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

18歲那一年,也正是就讀台北師範二年級的第三個學期,李友邦夥同北師的同學林木順(後來台共的創始人之一)、林添進等人襲擊台北新起町(今長沙街)日本人的派出所,因而遭學校勒令退學,日警將他逮捕,他於當夜翻牆潛逃到高雄,與林木順等人會合後,潛離台灣,奔往上海,又轉廈門,再赴廣州,最後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開始為他心目中的「祖國」效勞,時間是1924年9月。此時的廣州,正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時期,國民黨與共產黨結為「革命的夥伴」孫文讚譽列寧為「革命聖人」,蔣介石主持下的黃埔軍校以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住(11月) 並兼軍校軍法處處長(1925年4月)。李友邦就在這種環境下接受「革命的洗禮」。李友邦進入黃埔軍校不久,有一次適逢孫文來校視察,孫文發現這位來自台灣的青年普通話講得不甚流利。便介紹他每週日到軍校黨代表廖仲凱處學習北京官話,並研討革命問題。廖仲凱是國民黨左派的大將。李友邦後來與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員之因緣難分難解,可說其來有自。

此時的黃埔,正值「國共合作」的環境, 黃埔軍校二期的李友邦,曾受孫文的支助,在廣州成立「台灣獨立革命黨」出任黨主席。該黨宗旨說: 「為團結各族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勢力,使台灣脫離日本的統治而返回祖國」。(2)

與中國國民黨左翼人物結下因緣的李友邦,在黃埔軍校就讀的期間,也正是校長蔣介石還依附仍採「國共合作」路線的主席汪精衛之時。此時的蔣校長,在面對反對「聯俄容共」的黨內聲音(西山會議派)時,曾這樣公開表態,反對「反共」:

「「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者的毒計麼?總而言之,總理決定下來的主張,我們是不可違背的。如果不然,就無論你如何信仰三民主義也是假的了。」(3)

就在這一年,1925年,李友邦自黃埔軍校畢業(讀了一年就畢業,入學新生兼應屆畢業生,這種學校舉世罕見),旋被派主持由國民黨兩廣省直工作委員會領導的「台灣地區工作委員會」。這是中國最早的對台工作單位。這個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要派人回台宣傳革命,傳遞廣州當局的政情,並動員台灣青年來廣州參加廣川陣營。為此,李友邦於1926經日本返台,獲得當時台灣社運領袖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趙港等人的幫忙,為他募集了一些活動經費,並動員一批青年(如王萬得等)投入中國左翼陣營。(4)

1926年底,李友邦原本入日本早稻田大學,但因「台灣獨立革命黨」在廣東的抗日運動被日本在中國領事館的特務偵破,李友邦名列通緝名單,日本不能久留,乃逃往上海,轉往杭州。1927年李友邦自杭州返廣州,加入成立於該年3月10日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5)。 這個團體, 無疑的,因受當時廣州局勢及時代思潮的影響,具有左傾的思想背景。(6)此團體成立的一個月後,旋遭遇食局丕變。一年多前才宣稱反對「反共」的蔣介石 (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一夕之間開始「反共」!於4月中旬開始大規模捕殺共產黨員,名日「清黨」。在肅殺氣氛中,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無法生存,會員紛紛走避,李友邦也潛離廣州,仍繼續秘密從事政治活動。1929年10月10日,李友邦在上海遭日警逮捕,但後來獲不起訴處分。獲釋後,李友邦在杭州某軍(可能是左翼軍隊)工作。1932年又在杭州遭國民黨右派逮捕,關進浙江陸軍監獄,受嚴刑拷打,以致右腳被打斷而傷殘。(7)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關係改善,所謂「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國民黨號召抗戰,釋放政治犯,因此李友邦於1937年獲釋出獄。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正式爆發,李友邦到浙江金華,決定以「台灣獨立革命黨主席」名義進行活動,號召台胞參加抗戰。1938年9月修正「台灣獨立革命黨」黨章,明文「本黨宗旨為團結台灣民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叫而歸返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之新國家」。李友邦的所謂正「台灣獨立」是針對日本說的,但獨立於日本之外的台灣,最後則是要併回中國。(8)以今日的標準看,這門子的「台灣獨立」的最後目標竟是讓台灣不要獨立。

透過「台灣獨立革命黨」李友邦進一步籌組對「祖國」竭智盡忠的「台灣義勇隊」,提出「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口號,號召當時在閩浙一帶的台灣人參加。

參與抗日

「台灣義勇隊」於1938年秋成立於浙江金華。這是台灣人第一個參與中國抗日戰爭的武裝隊伍。次年2月,國民政府正式將台灣義勇隊整編歸第三戰區指揮,李友邦晉階陸軍少將。同年,李友邦又策劃成立「台灣少年團」直屬義勇隊,又在浙江金華成立「第一台灣醫院」。繼而於1940年於衢州成立「第二台灣醫院」;1941年在浙江蘭谿成立「第三台灣醫院」;1942年在福建建陽成立「第四台灣醫院」。台灣義勇隊的工作任務,除了「對敵工作」(如從事廣播文宣)、「生產工作」(如製造醫療及軍火所需的樟腦油)等之外,醫療工作是重要的項目。參加義勇隊的人數,剛開始約有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9)

1940年4月15日,李友邦在金華又把停刊了13年的「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台灣先鋒》復刊。在復刊第一期上面,李友邦在<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一文中,為「台灣獨立」作了如下的解釋:

「什麼是台灣獨立呢?台灣的獨立是在國家的關係上,脫離外族(日本) 的統治,是對現在統治著台灣的統治者而言。作為被壓迫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下的台灣民族,他們是要向其統治者鬥爭,以爭取能夠自己處理自己,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利,被鎖緊地壓迫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的台灣民眾,迫切的需要的是這個。…但『回長(唐)山去啊!』從前是,現在也還是台灣五百萬民眾的口頭禪,「長(唐)山指的就是中國,要歸回中國的熱情,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作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敗類而外,這已成為一般台灣民眾的要求,所以台灣要歸返中國。」(10)

「台灣獨立」與「歸返中國」這兩個意義完全相反的語詞,竟然在當時李友邦的筆下可以併湊在一起,讓令人彷彿在看一部「黑白的彩色卡通片」。

中國抗戰初期,在華南地區活動的台灣人的抗日團體,除了李友邦的「台灣獨立革命黨」之外,尚有謝南光(春木) 組織的「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張邦傑的「台灣革命黨」另外尚有「台灣國民黨」、「台灣光復團」等團體。1940年3月,這些團體聯合成立「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 後改名「台灣革命同盟會」。李友邦是該會的主要發起人,並當選該會的三位主席之一(餘為謝南光、張邦傑)。該會宗旨為「本會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以集中一切台灣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與祖國協力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

1942年,台灣義勇隊擴大為「台灣義勇總隊」,直屬中央軍委會政治部,李友邦又晉陸軍中將,這一年內,他領導下的台灣義勇總隊對日本佔領下的廈門,展開三次軍事行動:6月17日,「台灣陷日紀念日」,攻擊日本廈門興亞院,造成日人巨創,並在廈門市散發反日傳單;六月三十日,突擊虎頭山日本海軍油庫;同日在日本人成立的廈門市政府成立三週年紀念會擲手榴彈, 造成敵人傷亡。(11)

半山炙熱

1945年八月中旬,日本無條件投降,大戰結束。李友邦特派台灣義勇總隊副總隊長、台籍上校軍官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台中人,日治時代曾任「台灣農民組合」本部工友,因日警通緝,逃往中國,黃埔四期畢業。) 於9月3日搭乘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柯堯上將的飛機返台,開始與當時全島各地的活躍人士(如王添灯、林日高、連溫卿、張信義、潘欽信等) 聯繫。當時全島各地的地方活躍人士基於維持地方秩序的考慮,紛紛在各地方上組織維持治安的組織。經過張士德的聯繫串聯,這些地方上的組織。紛紛納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體制之下(「三民主義青年團」誕生於中國抗戰初期。1938年3月,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漢,決議為健全黨的組織,鞏固黨的基礎,將預備黨員制取消,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以蔣介石為團長)。因此,終戰甫過一個月,各地便紛紛成立「三青團」的分支組織,隸屬於全省性的「三民主義青年圈中央直屬台灣區團」。(12)而李友邦也於是年12月8日攜妻返台,順理成章被派任為三青團台灣區團的幹事長,成為三青團在台最高負責人。由於三青團也參與當時國府的接收工作,在地方頗有影響力, 因此,作為三青團在台最高負責人的李友邦,也自然成為終戰初期台灣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可說是戰後自大陸回台的「半山」份子中的頭號人物,民間甚至有人以「台灣王」來稱呼他。而隨夫來台的嚴秀峯,亦在三青團台灣區團出任要職,擔任第四科科長。嚴秀峯原籍浙江,1941年(時年20歲) 與李友邦結婚,在台灣義勇隊裡,也有一段奮鬥的歷程。

回到台灣的李友邦,旋即於12月17日在台灣廣播電台向全體青年團廣播。在廣播詞中,李友邦開頭就說:

「親愛的青年同胞,兄弟早年因不甘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黑暗統治,忍心離開了可愛的桑梓,於今快要二十年了。我長期在慈祥而富有吸引力的祖國懷抱裡,領域警過去這兒所感受不到的特別生動的生活,無形中擴大了我國人的人生意義範疇,尤其是二十多年來中國革命歷程的折磨,與八年餘抗戰的艱鉅,使我更深刻地認識祖國的偉大, 國父和蔣主席的值得崇敬和信仰……」他又呼籲台灣青年:「……不要祇是毫無意識的慶幸光復,而是應該時時想起怎樣報答祖國!怎樣報答國父和蔣主席予我們新生的恩惠……」 (13)

台灣的「光復」並沒給台灣帶來「新生」,「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行攻院長官陳儀於事件中曾要求李友邦向台胞廣播,但李友邦未答應。在事件中,各地三青團的負責人團員,有多人涉事,或被捕、或遇害。事件中,李友邦也莫名其妙被解送南京,禁於南京羊皮巷「天獄」歷經三月餘。這次不幸可能出自陳儀的手段。幸經李妻嚴秀峯奔走,始獲釋返台。

1948年9月,三民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國民黨合併,台灣省黨部改組,原省黨部主委丘念台請辭,於1949年5月起, 由台灣省主席陳誠接任省黨部主委,李友邦在陳誠的力邀下出任省黨部副主委。

此外,李友邦又於1949年4月18日起出任台灣新生報董事長。同年年底,國民黨在大陸軍事失敗,撤退來台。國民黨起用自由色彩較濃的吳國楨接任省主席。吳國楨大力延攬台籍人士改組省政府。李友邦亦被延攬為省府委員。

命喪「祖國」

正當李友邦的政治生命如日中天之際,突然晴天一聲霹靂──1950年2月18日,李妻嚴秀峰忽然以「參加匪幫組織」之名被捕,判刑15年。李妻被捕的一年四個月後,李友邦的劫難也臨頭。

李友邦是在什麼情況下被捕?曾經參與蔣政權特情工作的谷正文將軍,在其回憶錄中,有一段李友邦被捕的親眼目睹記,容我不厭其煩引錄如下:

『民國40年11月中,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改組,主任委員蔣經國轉調他職, 遺缺由鄧文儀接任,交接典禮於革命實踐研究院大會堂(即令之中山樓前身)舉行,蔣介石親自主持講話。(中略)會堂裡坐滿了各層的文武官員,我[谷正文]的官階較低,坐在後區。第一排第一位是蔣經國,第二位是鄧文儀,然後才是李友邦。

軍樂隊開始吹奏進行曲,這是蔣介石由後台進場前訊號。在軍隊紀律的要求下,樂手們把每一件樂器所有金屬部分擦得晶亮,因此,暸亮的進行曲顯得更有精神。通常,蔣介石在樂曲結束,由司儀「恭請」之後,才會出現,可是,這一次,他卻在樂曲進行到一半時便自行登台了。他繃著一張臉,我看過他許多次生氣的樣,這次最難看。「出去,出去! 」他左手扶著講台,右手往旁邊猛揮,也不知道他要叫誰出去。

「指揮,把他們帶走。」經他補充命令之後,大家才知道他受不了樂器的光亮,不過,即使樂隊退場之後,台上仍有一樣閃閃發亮的東西揮之不去,那就是蔣介石自己的禿亮的頭頂。

「他又要罵人了,今天誰是倒楣鬼?」我心裡暗想。 蔣介石飲了一口茶,然後執起新任委員名冊,頓了頓。這一連串動作產生了相當的震攝效果,台下每個人都屏息凝神,靜待他開口。「李友邦。」這是他的第一句話。李友邦應聲肅立起來。聽到這三個字,我心裡不免為李友邦暗自叫苦,按道理,如果蔣介石有意省略精神講話,則他第一個唱名的對象應該是新任主委鄧文儀,而不是繼任的副主委李友邦,從一出場他便把氣氛弄得有點肅殺,究竟,他又要玩什麼把戲?


「李友邦,你能騙得過別人,就可以騙得過我嗎?你太小看我了,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奸匪嗎? (蔣介石習慣將共產黨稱為奸匪)」從背後,我看不到李友邦的表情,但在這個情況下,可以想見他那滿臉的鷺愕與恐懼。

「憲兵,帶走,帶走! 」蔣介石一邊說著,一邊以手勢派命坐在前區第二排的憲兵司令吳奎生(吳東明之父)將李友邦架了出去。然後,蔣介石開始訓話: 「你們什麼人(蔣經國)叫他當副主委,你們通通不認識敵人,敵人就在你身邊,你們卻不知道他就是奸匪,像你們這樣麻木不仁,怎麼會成功,你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奸匪就在你身邊......」前前後後,他一共訓了將近一個小時話,沒有草稿,而且,除了吸飲茶水外,很少停頓,他的確很會罵人,最後,他替自己的講話下了一個結論, 「你們要知道,丈夫是奸匪,太太不一定會是奸匪;但是,反過來,太太是奸匪,則丈夫就一定是奸匪。」(14)

了解中國現代史的人一定不難知道,要論身邊出現許多「奸匪」的人,蔣介石絕對不輸人。當年身為黃埔軍校校長、不准人家「反共」的蔣介石,他的身邊不盡是周恩來、葉劍英這類「奸匪」嗎?如果李友邦該抓,則應先抓蔣介石了!但是專制獨裁的「領袖」永無錯誤,而且他還可以身兼檢察官(或軍事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或憲兵)捉人!

可憐的李友邦,這位為他的「祖國」犧牲奉獻的李友邦,口口聲聲要台灣青年「報答蔣主席的恩惠」的李友邦,最後竟然死在「祖國」的懷抱裡,死在「領袖」的恩惠中。1952年4月22日,李友邦背負著「參加匪幫,掩護匪諜,意圖非法顛覆政府」的罪名(15),被槍決!執行死刑當天的凌晨3時許,重病在身的李友邦,被用擔架押至新店郊區,未經法定程序,執行槍決。(16)

李友邦案其實是政治權力鬥爭的例子。其權力鬥爭的背後,與蔣介石執意要培植兒子蔣經國以便鞏固蔣氏政權有關。如果我們也將隔年(1953年)爆發的省主席吳國楨被鬥倒的個案(此案又涉及蔣、美關係)及孫立人案也納入一併觀察,更可了解個中原委。

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上的敗象已經顯露無遺,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準備不再支持專制腐敗的蔣政權。蔣政權退守台灣之初﹐國際聲望更是跌入谷底。為了拉攏美國﹐蔣介石特別排出有「民主先生」之譽的留美博士吳國楨﹐繼陳誠之後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也派留美回來具有美式作風的孫立人將軍出任陸軍總司令。這樣的安排,無疑是蔣介石做給美國人看的民主櫥窗﹐以便贏回正準備放棄蔣政權的美國人的心。吳國楨於1949年12月21日上任台灣省政府主席之後﹐延攬多位台灣人入府﹐23位省府委員中有17名台籍人士。這17名台籍委員當中,後來有三人(李友邦、林瑞昌、林日高)都在白色恐怖中遭槍決。吳國楨繼而在1954年初遭整肅,流亡美國;同年孫立人職務遭架空,翌年爆發孫立人案。

由上觀之,李友邦案其實就是這一連串權力鬥爭下的政治整肅的一環。這是中國宮廷政治文化的現象。

歷史教訓

李友邦是戰後台灣社會上的所謂「半山」人士。他和一般的「半山」人物一樣,對於中國「收復」台灣極為熱衷。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當時的台灣社會菁英沒有足夠的資訊以資了解中國的政情。否則,當不至於在終戰後有飛蛾撲火式的「迎接祖國」之舉,而引來一年四個月後的二二八大屠殺。在當時,最有機會與條件了解中國政情的,唯有這批留居中國供職於黨政軍特的「半山」人物。然則,許多投身在國民政府陣營的「半山」人物,不但沒有替台灣人可能面臨的局面提出預警,卻反倒是汲汲營營為中國「收復」台灣大聲疾呼,為著台灣早日「投入祖國懷抱」而疲於奔命。(17)李友邦就是這樣的一位「半山」人物。估且不去計較其對台灣的功過影響,但綜其一生的生命史,也足夠讓後人借鑒深省。

李友邦為了抗日,投奔她心目中的祖國,參與中國的對日抗戰行動。他在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所發表的〈台胞未忘祖國〉一文中,這樣說:

「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中國)著手不可,欲致力於台灣革命運動,必先致力於中國革命之成功。」「保衛祖國,收復台灣」「我們現在所最盼望於台灣同胞的,是要他們努力從事本身革命工作外,更應儘可能協助祖國抗戰,謀取最後勝利,而對於祖國同胞,則望其乘此時機,以最大的努力,援助台灣革命,使此別來四十餘年之兄弟,能復共集於一堂,同心協力建立三民主義之新中國,享和平之福於久遠。」(18)

然而事後證明,李友邦所謂「若要救台灣,,非先從救祖國著手不可」的論述是有待商榷的。因為這個祖國的來臨,並沒有「救台灣」,反而帶來台灣的逆退與二二八的慘案。李友邦也在二二八事件中遭下獄數月,更於四年後的白色恐怖中遭處決。

李友邦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絕非只是他特殊的個案,而是當時台灣社會菁英們的共同命運。史例不勝煩舉,例如在日治時代參與民族運動,終戰之初籌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的陳炘,一年四個月後也死於「祖國」槍下;在花蓮市籌建歡迎的牌樓,歡喜「迎來旗幟慶重新」的花蓮名醫張七郎,結果並沒有「慶重新」,反而一家父子三口喪命;在日治時代幻想著「祖國我慾乘風歸」的林獻堂,卻在「祖國」來臨之後,亡命異國,客死他鄉…。

再以和李友邦同樣到廣東參加「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同志張月澄及張深切兩人為例來看。在日治時代就把自己的房子讓給「祖國」做中華領事館的張月澄,投奔中國參加對日抗戰回台後,也難逃二二八的劫難,其子張超英回憶說:(19)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台籍菁英要人能夠幸免,最後我的父親也被抓走了。」

雖然最後總算死裡逃生,但張月澄經歷二二八事件之後,「祖國夢」破滅了!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張月澄發覺同時代的台灣知識菁英朋友一一蒙難,消失無蹤時,他對生命的熱誠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20)

同樣和李友邦、張月澄回到「祖國」參加「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從事抗日運動的張深切,在二二八事件時也險遭逮捕,他逃亡在南投中寮山中躲藏數月,也從此沈默不語,祖國的夢日漸遠去,擲筆不再著作。

即使投奔到另外一個「紅色祖國」的左翼人士,也幾乎難逃被整肅的命運,謝雪紅、楊克煌等人的下場,皆歷歷在目。

結語

歷史的理解應該多面且宏觀,歷史教育也該如此。

然而,觀察李友邦以悲劇結束的一生,再對照這次教育部的歷史課綱「微調」下的李友邦,僅擷取李友邦赴中國參加抗日行動的經歷來寫,明顯只是「選擇性」的編寫歷史。「台人參與祖國對日抗戰」顯然符合中國國民黨的「政治正確」的需要,因此就特別擷取這個片段寫入課本,但是李友邦最後遭「祖國」處決,則隻字不提。其實這段「為『祖國』賣命,卻遭『祖國』奪命」的歷史,才是台灣人更該記取的歷史教育。

這種選擇性的教材,無助於對歷史的多面理解,不能發揮歷史教育的作用,質言之,只是「借死人講自己的話」而已,這是在利用歷史,而不是從歷史得到教育。黑格爾曾挖苦說:「人類從歷史得到的唯一教訓是,人類沒有從歷史得到教訓。」此言不是在強調歷史沒有意義,而是在反映人類不懂歷史。不懂歷史即罷,如果為了既有的「內定結論」來利用歷史、操弄歷史,用充滿著神話、偏見、歪曲、斷章取義的教材來「教育」學子,而致產生誤導,那就是「反教育」了。

再者,歷史教材固然不該為了意識形態做選擇性的取捨,然因篇幅有限,不可能毫無選擇,巨細靡遺,因此教材的選擇必不可免。質是,教材選擇除應多元而宏觀之外,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例如事件影響的深淺、規模的大小、遠近的關係等等。萬不可捨影響深者,而取影響淺者;不可捨規模大者,而取規模小者。


以李友邦參加中國抗日的「台灣義勇隊」而言,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並無結構性的影響;在台灣史上,也沒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若論規模與時間,這個運作約六年多的「台灣義勇隊」,人數只有原先的42人,後來增加到700多人而已。這樣的時間與規模,如果拿二二八之後在日本、美國、歐洲發展出來的台灣獨立運動的許多組織(如「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來相比,長期在海外為台灣人發聲時間長達五、六十年,參加人數成千上萬,而且成員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幾乎是清一色的知識份子﹐幾乎全屬海外留學生知識份子」「全世界根本看不到這種幾乎每人都是碩士和博士的革命團體」 。海外台獨運動與組織不僅影響國際政要,也對台灣島內的民主運動發揮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如此天淵之別,如果李友邦的「台灣義勇隊」必須寫入課本,則台灣獨立運動的諸多組織與團體就更應該大書特書了?然而卻隻字不提。這顯然不合比例原則。

於此可知,這樣的課綱「微調」,只是在替中國國民黨進行政治宣傳而已,那絕對不是教育!


(1)李筱峰,〈台灣史哪個階段不殖民?〉,《蘋果日報》,蘋果論壇,2014.1.29。

(2)李友邦,《台灣革命運動》,福建龍巖:台灣義勇隊發行,1943.4.20。

(3)1925年9月13日,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選舉大會講詞。載《蔣校長東征訓話集》 (1927,廣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需處印行), 頁141-148。 (4)李友邦,《台灣革命運動》。

(5)黃英哲,〈「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初探〉,《史聯》雜誌第2期,中華民國台灣史蹟研究中心出版,1983.1。

(6)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王詩琅節譯,《台灣社會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

(7)嚴秀峰,〈抗戰時期的台灣義勇隊〉,《中外》31卷6期184。

(8)李友邦,《台灣革命運動》,福建龍巖:台灣義勇隊發行,1943.4.20。

(9詳參嚴秀峰,〈台灣義勇隊與抗戰〉,《台灣史研究會會訊》第2期,1987.8.10;王曉波,〈李友邦與台灣義勇隊初探〉《台灣史與台灣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8;林忠,《台灣光復前後史料概述》,台北:皇極出版社,1985.1;李友邦,《台灣革命運動》,福建龍巖:台灣義勇隊發行,1943.4.20。)

(10)李友邦,〈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台灣先鋒》復刊第一期,1940.4.15,中國金華

(11)嚴秀峰,〈抗戰時期的台灣義勇隊〉,《中外》31卷6期184。

(12)鍾逸人,《辛酸六十年》,台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6。

(13)李友邦,〈青年運動與青年團〉,《台灣青年》,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籌備處編印,1945.12。

(14)谷正文口述回憶錄(許俊榮、黃志明、公小穎整理)《白色恐怖秘密檔案》,台北:獨家,1995。

(15)《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國家安全局出版,1959.4。

(16)曾心儀,〈黨政軍特聯手殺李友邦〉、〈李友邦遺體綁了許多紗布〉,收於《李敖千秋評論叢書》82號,台北:天元圖書公司,1988.8.31。

(17)李筱峰,〈半山人物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李筱峰,《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北市:玉山社,2007。

(18)李友邦,〈台胞未忘祖國〉,王曉波編《台胞抗日文獻選編》1985.7.台北帕米爾書店。

(19)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頁98。

(20)張超英,《宮前町九十番地》。

(21)司馬文武,〈波瀾壯闊詠史詩〉,載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