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近百年台灣民主運動概要 2000-06-01

日本治台五十年,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日本領台期間的前二十年,發生過二十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一九三○年,山地的泰雅族更掀起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不過,這些武裝抗日事件,大多為傳統式的農民暴動,或改朝換代的易姓革命,而不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直到一九二○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以及日本所謂「大正民主時期」民主主義風潮的影響,興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一九二○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拉開一九二○年代各項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動;有《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等刊物的相繼發行;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結合青年學生及台灣各地社會領袖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例如,一九二六年「文協」在全台灣舉辦了三百十五次的文化巡迴演講,聽講人數達十一萬兩千九百多人,啟迪民眾影響不小。「文協」成為往後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老幹部另組「台灣民眾黨」。一九三○年台灣民眾黨又分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而農工運動團体方面,有「台灣農民組合」(一九二六.六)「台灣工友總聯盟」(一九二八.二)。一九二八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此外,尚有許多小團体,也在一九二○年代出現,不一而足。簡單言之,一九二○年代的上半期,是台灣社運團体萌芽發展的時期,下半期則是各社運團体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階段。直到一九三○年代初期起,隨著戰爭局勢的逐步緊張,日本當局開始採取高壓手段,這些社運團体才紛紛式微。

二、戰後初期的政治與二二八事件

二次戰後,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原以熱烈心情歡迎新政府,不意新來政權卻以征服者心態臨駕台灣,且官場貪污、牽親引戚、全面壟斷、經濟蕭條、物價暴漲、米糧短缺、失業激增、軍隊擾民、治安惡化...,經過一年半的蹂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終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事件中,台灣人提出民主改革的要求。然而卻遭到無情屠殺,台灣社會精英犧牲殆盡,民心潰決。這次「統一」,對台灣造成的傷害,實在難以估計。但新的台灣意識再次凝聚,成為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濫觴。

三、蔣政權的本質及白色恐怖政治

1949年年底,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敗退來台,在台灣建立學者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

從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島上越戰方興未艾的六○年代止,國際政治的兩極對立,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在美國的大力撐腰下,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策順理成章地進行,也自有其一套延續政權的「政治謎思」(Political myth)。這套政治謎思,有其合理化的情節:蔣氏以民族命脈之所繫自況,然其政權被中共推翻,而中共在建黨及建國的過程中,得力於蘇聯俄共甚多,因此,中共便順理成章成為「甘做蘇俄帝國主義之鷹犬」的「漢奸」。因此,為了國家民族,為了解救同胞,就必須「效忠領袖,消滅共匪,打倒俄寇」。總之,蔣政權退守台灣的前十幾年間,這套加諸台灣人民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是以蔣介石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互為表裡。「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既然是蔣介石維護其政權的理論基礎,便不容許懷疑和挑戰。如果有誰敢質疑這個神聖的「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他便是「匪諜」或是「為匪宣傳」。為了國家民族,全民必須檢舉匪諜,肅清匪諜。

歷史上任何一個惶惑不安的政權,必然採取高壓手段來整肅其心目中的異議份子,以收殺雞警猴、震懾人心之效。蔣介石為了在台灣建立穩固的統治,透過兩套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法制來進行,一為戒嚴法,一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49年5月19日,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還在大陸上面對共產黨革命之際,省主席陳誠在台灣頒布戒嚴令。這個戒嚴令,於翌日5月20日清晨起生效,於是台灣進入軍事戒嚴時期。戒嚴令頒布的半年後,蔣介石政權敗退來台,戒嚴繼續實施,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的各項自由,受到嚴重箝制,因此有黨禁、報禁、出國旅行禁…。戒嚴延續了38年之久,直到1987年才解除,成為世界實施最久的戒嚴令。

在戒嚴統治的同時,又配合著所謂的「動員戡亂」,使得台灣籠罩在十足的威權體制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公佈於1948年5月9日,當時蔣政權還在南京,距行憲不到5個月,就透過這個條款,凍結了憲法的部份條文,其最主要的作用,在擴充蔣介石總統的權力。蔣介石敗逃來台後,在「動員戡亂」的「臨時」體制下,不僅過去在大陸上的許多法律制度成規,一成不變套在台灣身上,而且各種嚴峻惡法,紛紛出籠,例如「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成為整肅異議份子的工具。

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必須透過嚴密的特務系統來推行。1949年成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肅清在台共黨(外加政治異己)的機構。1950年起,蔣介石開始為長男蔣經國,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佈置適當的基礎。50年代中期,成立了國家安全局,統攝各情報機關 (如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 )。這些如蜘蛛網般的特務系統,發揮了「白色恐怖」的作用,在「肅清匪諜」的理由下,許多人因為政治見解不同,或因批評時政,便被羅織入罪,惹來殺身之禍。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到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10年之間,台灣一共發生上百件的政治案件,約有兩千多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900人是真正共產黨之外,其餘九千多人是冤案、假案的犧牲者。

綜觀在白色恐怖下的政治案件,概可分為以下幾種性質:

一、對親中共的左翼運動的打擊。例如,1949年6月的鹿窟事件;同年發生鍾浩東等人的基隆中學案;同年底爆發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案…。

二、對台灣獨立運動及主張者的整肅。例如,1950年5中的黃紀男、廖史豪等人的台獨案、1961年的陳智雄案、1962年的「台灣共和國傳單事件」…。

三、對山地原住民自治運動的整肅。例如樂信瓦旦(林瑞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湯守仁等山地精英的遇害。

四、對民主運動的壓制。例如製造雷震案,使籌組中的反對黨胎死腹中。

五、政治權力的鬥爭。例如製造孫立人案,消解了孫立人的兵權。

六、情治特務單位之間的鬥爭。例如李世傑案…。

七、文字獄。如柏楊、李敖等許多作家的下獄。

八、情治特務人員為了爭功領獎製造的冤案假案。這類案件多不勝舉。

這些層出不窮、罄竹難書的白恐怖案件,是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下的產物。

四、五○年代的民主運動

1949年底,雷震、胡適等人創刊《自由中國》雜誌,這份刊物,成為5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機關刊物。

1949年,在中國大陸上的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情勢逆轉,輾轉播遷多處。在剩下半壁江山的危局中,一部分國民黨人和社會上層的自由主義者─雷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有感於思想鬥爭的重要,認為要從理智上建立反共信念,非有一個宣傳民主自由的言論機關不可,於是乃倡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尤其,在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準備放棄蔣政權,處於外交失勢之下,這份宣揚民主自由的反共刊物─《自由中國》,對於政府的國際形象的改善,或有正面的功能。所以,在籌備期間,雷震曾訪見下野中的蔣介石,並獲蔣的首肯答應設法資助。他們原先預定在上海出刊這份刊物,以為可以影響共產黨統治下的人心。不料長江的天險被中共的金條打通了,中共勢力渡江南下,國府節節敗退,最後撤退入台。《自由中國》也因此在台北創刊,時間是1949年11月20日。然而,隨著韓戰的爆發、美國對中共採取圍堵政策、第七艦隊協防台海、美援的恢復、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中日和約的簽訂…國際局勢的變化逐漸有利於台灣的蔣政權的穩定,因此《自由中國》雜誌的存在,對於蔣政權而言,其意義就不顯得那般直接而急切了。隨著台灣內部的政治、經濟的變化(包括黨化政策),這份抱持民主自由的理、以反共起家的知識分子刊物,漸漸將論政的方面從原本對中共、蘇俄的批判轉移到對台灣內部問題的反省與檢討。

1951年6月出刊的4卷11期《自由中國》,發表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針對政府金融管制引起的一宗情治人員貪污案件加以抨擊,首次遭到黨政軍三方面的壓力。1955年1月的《自由中國》刊登一篇名為<搶救教育危機>的讀者投書,指責救國團破壞學校正常體制,另外一篇討論國民黨黨紀的投書,終於使得出身國民黨核心的雷震,遭國民黨開除黨籍。

自此,《自由中國》的言論節節升高,到了1956年10月31日以後,更邁進一個新的階段。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總統的70歲大壽。蔣氏向全國表示「婉辭祝壽、提示問題,虛懷納言」之意。於是《自由中國》推出「祝壽專號」,請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徐道鄰、陳啟天、陶百川、蔣勻田、夏道平、雷震等多名知識分子,分別為文對蔣總統及國民黨提出檢討和建言。例如,胡適發表<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要蔣氏試試「無智、無能、無為」六字訣,意思希望他不要太專斷﹔徐復觀寫<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一文,以人格心理來分析蔣氏的性格﹔雷震發表<謹獻對於國防制度之意見>,強調軍隊要超出黨派關係之外。這一期(第15卷第9期)雜誌出刊後,銷路大增,印至七版,連續發行數月。但是由於「祝壽專號」甘冒大不韙,引起國民黨及軍方刊物有計畫的批判,攻擊《自由中國》「思想走私,為共匪統戰鋪路」。國防部總政戰部還特別印行一本《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冊子,在軍中分發。國防部所指責的所謂「毒素思想」包括有:主張言論自由、軍隊國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及批評總統個人。

《自由中國》自從推出「祝壽專號」之後,對時政的批評愈來愈激烈,針針深入現實政治的問題核心,從1957、58年間7個月之內,進一步推出連續15篇的「今日問題」的系列社論:緒論<是什麼,就說什麼>一文,執筆者是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在文中,對於打著「國家利益」「基本國策」「非常時期」「緊急事態」「非國即共」的理由,背後卻是「政黨即政府」「政府即國家」的觀念,提出批判;第二篇社論<反攻大陸問題>,執筆者也是殷海光教授,他依「公算」來分析,認為在短期內能反攻大陸的「公算」不大,因此不要凡事都以「等反攻大陸之後再做」為藉口;第三篇以後的社論,依序是<我們的軍事>、<我們的財政>、<我們的經濟>、<美援運用問題>、<小地盤大機構>、<我們的中央政制>、<我們的地方政制>、<今天的立法院>、<我們的新聞自由>、<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我們的教育問題>、<近年的政治理想與作風>,最後以<反對黨問題>做為這一系列社論的結束。

經過這一系列討論,《自由中國》不僅已深入檢討中央政治,構想改造的藍圖,而且對台灣地方政治也開始表示關懷。中國大陸來台知識份子,介入、研究本地的政治發展問題,意義非比尋常。此時的《自由中國》知識份子們對台灣各方面問題已建立整體性的觀點,亦即由人事、政策層面,轉入結構及社區認同等層面。

1959、1960年間的「修憲問題」、「政黨承認問題」,言論節節昇高,步步踏觸執政當局的禁忌,也遭來一次又一次的圍剿。其中有關「修憲問題」,各方在醞釀修憲,或修改臨時條款,以便讓蔣介石能夠繼續連任總統之際,大唱反調,反對蔣介石破壞憲政常軌而連任,《自由中國》從歷史毀譽、憲政精神、團結反共的前途,多方闡述反對意見,完全不理會「群臣勸進」的中國官場文化。在國民大會集會的前夕,仍忠言逆耳提出<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的社論。但《自由中國》維護憲政精神的努力,終究沒有如願。1960年3月21日,蔣氏終於在為他新增訂的臨時條款(第3條)的護送下,突破憲法限制連任的規定,順利當上第3任總統。而這群孤臣孽子的悲劇,似乎也註定要發生了。

《自由中國》雜誌原先是一群中國大陸來台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結合,他們純屬書生論政,又格於方言,因此沒有群眾基礎。但是他們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敢於對時政痛下鍼砭的言論,對於當時台灣的部分本土精英──那些曾經直接或間接接受過日據時代民權運動洗禮、曾經在終戰後熱切期待參與「祖國」政治、而卻在二二八事件後對政治感到失望的本地的知識分子──而言,是相當具有共鳴作用的。因此,《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與台灣本土的部分精英分子的結合,也就水到而渠成了。

1957年4月下旬──《自由中國》出刊「祝壽專號」的約半年後──台灣舉行第3屆縣市長及省議員的選舉。第二次競選彰化縣長的石錫勳(日據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理事),以及郭發(日據時代《台灣民報》老記者)和王燈岸(日據時代文化抗日分子)三人計畫在選舉前夕籌組「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研究選務,並仿日據時代的文化巡迴演講舉辦眾座談會。經70高齡的郭發奔波聯絡結果,中部地區的候選人首先相會,共推彰化縣長候選人石錫勳、台中縣市長候選人楊基振、台中市長候選人何春木三人為發起人。是年4月11日,終於在台中召開第三屆臨時省議會及各縣市長候選人關於選務改進的座談會,提出五項議案。同時共推民社黨和青年黨為本建議案向政府交涉的代表。會中並決議,本屆選舉完後,由李萬居負責盡速召開一個選舉檢討座談會。該次選舉,台中市的郭國基、台南縣吳三連、高雄市李源棧、宜爛縣郭雨新﹕雲林縣李萬居、嘉義縣許世賢,當選省議員。這便是後來「省議會五虎將」及「五龍一鳳」稱號的由來。

5月18日,全省各地前來的無黨籍和民青兩黨候選人齊集台北市蓬萊閣,召開選舉檢討會。《自由中國》的雷震,亦參加這次會議,並發表演說。這次的選舉檢討會,決議由李萬居、石錫勳等與會的78人為發起人,籌備設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曾兩度向政府當局提出申請,但未獲准成立。當時《自由中國》在選前起的16卷7期(4月1日)曾刊登朱伴耘的〈反對黨!反對黨!反對黨!〉等文章。而胡適也於5月間返台,於5月27日在《自由中國》社發表「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講,呼籲結合知識分子與民主人士組織新的政黨,因此「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申請遭到批駁,或許是因為這種結社被認為是在為組織新政黨舖路亦未可知。不過這種聯想,並非錯誤,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組黨運動確實是循鎮選舉的改進座談會而進行下去的。

前述的第3屆地方選舉起,《自由中國》雜誌便開始對地方自治、地方選舉的問題大加討論。而本書前述的「今日的問題」的一系列社論,也自是年6月起陸續發表,有系統地全面檢討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新聞等問題,而以「反對黨」問題作為終結,認為「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自由中國》積極推動反對黨運動,與青年黨的機關報《民主潮》和李萬居的《公論報》互相呼應。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雖未能合法成立,但全省無黨派的人士深覺其在野的力量有保持的必要,便以「民主人士聯誼會」的名稱相聯繫,到了1960年的地方選舉來臨時,又改稱「選舉改進座談會」作全省性大規模的組合。

1960年又逢地方選舉,是年2月,地方選舉的前夕,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吳三連、許世賢、楊金虎等人,召開了一次選舉問題座談會。雷震和青年黨領袖夏濤聲、民社黨主席蔣勻田都出席參加。地方選舉後的5月18日,無黨籍人士和雷震及民青兩黨人士共72人在台北市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會中激烈批評選舉舞弊。郭國基在會中慷慨陳詞,「希望把民青兩黨整個全部解散,和台灣一般民主人士共同來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發揮民主的力量。」與會人員原來無立刻組黨之念,經郭國基的一席話的刺激,大家遂激動地計畫要籌組一個新的政黨。當天會議,作成四點決議,包括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會。這一組織的成立,配合幾年來《自由中國》雜誌對組織新黨的鼓吹與呼籲,使得組黨運動進入緊鑼密鼓的新階段。一連串的活動也就密集展開。從以下接二連三的活動,可以窺知組黨運動的積極態勢:6月15日選舉改進座談會發表一千餘字的聲明,宣佈1.選舉改進座談會正式成立,在不分省籍、不分黨派的原則下,遴選五十五個委員;2.團結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並與民青兩黨協商,立即籌組一個新的政黨,為真正的反共、真正的民主而奮鬥,務使一黨專政之局,永遠絕跡。6月26日,選舉改進座談會召開第一次委員會,推出十七名召集委員。並推雷震、李萬居、高玉樹三人為發言人。繼而開始一連串全省各地的巡迴座談會──從7月中旬到8月底之間,先後分別在彰化、台中、嘉義、高雄、中壢等地舉辦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宣佈新的反對黨即將成立。估計與會的地方人士約400餘人。

新政黨籌組的風聲一出,統治當局黨政軍所控制的各種媒體,齊起而攻,《自由中國》雜誌也不甘示弱予以還擊。 9月1日,選舉改進座談會發表一篇緊急聲明,除了對組黨人士近日內所受到的干擾提出控訴外,並堅決聲稱:「由於組織新黨的運動已經是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一致的願望,而在國內是由下起來的潮流。我們現在對於新黨的政綱、政策、黨名及黨章等都已有了初步的定案,預定在九月底以前即可宣告成立,我們敢斷定這不是任何干擾所能阻止的。」

組黨運動到此已呈勢不可止的地步。然而,就在9月1日《自由中國》發表由殷海光教授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而聲稱組黨是任何洪流所無法阻擋的三天後─9月4日─台灣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逮捕雷震、主編傅正、經理馬之驌,及會計劉子英4人。

雷震被冠上「為匪宣傳」(散佈「反攻無望論」)以及「知匪不報」(雜誌社的會計劉子英被指為匪諜,雷震被指控沒有檢舉他)兩項罪名,於10月8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自由中國》的編輯傅正,經理馬之驌,處感化三年。被設計為「匪諜」的劉子英處12年徒刑。

由於雷震案的發生,不僅《自由中國》雜誌遭查封,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也因主客觀因素而不得不中止。這一段「本省人」與「外省人」為台灣的民主政治攜手奮鬥的可貴經歷,遭到統治者的無情打擊,實在令人扼脕。台灣的民主運動因此跌入谷底,直到60年代末期,才又有「黨外」民主運動的崛起。

五、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展開

二二八事件後,劫後餘生的知識分子在海外興起了台灣獨立運動。

名作家李喬在談到<二二八在台灣人精神史的意義>時說:「台灣人經二二八的洗禮,心痛惶惑之餘,精神領域中的『文化祖國』虛位化了,卻可能『創造』自己的文化認同﹔台灣人對於『國家』產生根本的迷惑了,然而卻也深化確定了『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進而凝成動力─建造屬於自己的國家。」經過二二八事件「洗禮」的台灣人,是否真如李喬所說的已經凝成建造自己國家的動力,或有不同的解釋,不過,二二八事件之後,確實在海外展開了台灣獨立運動。

二二八事件引來一場大整肅,許多劫後餘生的知識份子亡命海外。這些亡命海外的知識份子,在國家的追尋上,分成兩個路線發展:有的人開始尋求台灣的獨立自主,先後在日本、美歐組成台灣獨立運動的團体;另外有少部分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如謝雪紅),則投入中國大陸,並於1949之後,加入紅色中國的陣營。當然後者人數不多,且大多在文革中遭整肅,對台灣內部夠不成影響。至於前者,隨著海外留學生的激增,而有相當持續的發展,最後與80年代台灣內部的民主運動互相呼應匯流,對台灣的政治演變,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

被稱為「海外台獨運動初期最著名的領導者」的廖文毅,於二二八事件之後,因遭通緝而亡命香港,1947年(民國36年)9月,他在香港九龍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當時的主張是,台灣先暫置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之下,由聯合國託管,再由公民投票決定台灣該隸屬中國,或獨立。後來由於在香港活動不易,1950年2月廖文毅等人轉移到日本東京,並於1951年糾合吳振南等人在京都成立「台灣民主獨立黨」,標舉台灣獨立的旗幟。1955年9月和次年2月28日又先後在東京組織「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及「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從1959年到1961年之間,廖文毅數度赴瑞士、香港、菲律賓、美國等地,進行政治宣傳活動。他希望透過美國、日本的外交力量來支持台灣的獨立。但是由於廖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創立之時,正值台灣國民黨政權的國際地位已經穩固,美日兩國均未便公開支持。

 

 

 

 

 

 

 

 

 

 

 

 

 

 

 

 

 

 

 

 

 

 

 

 

 

 

 

 

 

 

 

 

 

 

 

 

 

 

 

 

 

 

 

不過許多看破國民黨政權而流落海外的知識分子,紛紛投入廖的陣營中。他們當中,有部份人遭國民黨海外特務綁架強擄送回台灣處死。例如曾經協助印尼獨立的陳智雄,被派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東南亞巡迴大使,他於1959年在東京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強擄送回台灣,陳智雄後來於1962年被槍決。國民黨曾開出承諾他出任省府參議的條件利誘他,要他放棄台獨,否則以槍斃威脅,陳智雄不受利誘,選擇了後者。他被槍決前,大喊「台灣獨立萬歲!」這是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為台灣獨立運動犧牲的烈士。

60年代以後,在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組織逐漸分歧發展,1960年的2月28日,王育德在東京成立「台灣青年社」,許多當時的台灣留學生,如黃有仁(昭堂)、許世楷、金美齡等紛紛投入。後來辜寬敏應邀參加,並於1965年將之改組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原初與廖文毅攜手的醫師吳振南,於1963年另組「台灣獨立評議會」﹔其他,還有左翼的團體如郭幸裕的「台灣建國委員會」、朱世紀的「台灣文化會」,史明則結合幾個團体於1967年4月成立「台灣獨立聯合會」,次年解散,再創「獨立台灣會」。

1965年5月14日,廖文毅接受國民黨的遊說,放棄在日本的台獨運動,回到台灣。國民黨當局遊說他的條件是,如果他放棄台獨回來,不僅可以發還被查封的上億財產,可以與他闊別18年、雙目已經失明的老母相見,而且還會替他安排相當的地位﹔如果不願接受的話,就要將他刻正關在獄中已被判死刑的姪兒廖史豪,以及部下黃紀男立刻槍決,另外被判處徒刑12年的大嫂蔡繡鸞也不得出獄。

廖文毅返台後,在日本的台獨運動由郭泰成、林台元、廖明耀、辜寬敏等人繼續行動。但是1972年10月,廖明耀、簡文介、施清香等人返台﹔72年春,又有邱永漢、辜寬敏相繼回來。台獨的大本營逐漸從日本轉移到美國。

台灣獨立運動隨著留學生的激增而擴展到美國、加拿大及歐洲。許多團体相繼出現,如「全美台灣獨立聯盟」、「歐洲台灣獨立聯盟」、「在加(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等。進入70年代,分布在日本、美國、歐洲地區的部分台獨組織聯合組成全球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總部設於美國)。1979台美斷交後,又有許多其他組織出現,這些團体組織,在海外發行刊物,鼓吹台灣獨立。並建立國際關係。

四、《文星》的啟蒙與《大學》的論政

1960年代前半期,有一本頗具思想啟蒙作用的雜誌,在台灣社會散發著它對青年學子的影響力,對於傳播民主、法治、人權觀念,亦有其不可磨滅的功勞,它填補了《自由中國》被停刊之後的空缺,這本雜誌,就是《文星》雜誌。

其實《文星》雜誌早在1957年11月即已創刊。從創刊到被停刊,共計出版98期,歷8年又2個月,時間橫亙1957到1965年底。早期的《文星》,標榜「文學的、藝術的、生活的」,可見它一開始,重心乃在文學及藝術,並不是一本政治性刊物。自1959年11月起(5卷1期),因「認定人生是受知識指導的」而為了「啟發進步的思想」「使文星以思想的探討為重要的編輯方針」,遂將文星的目標修改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到了《文星》的第5年─1961年11月第49期(9卷1期)開始,李敖等青年加入《文星》之後,《文星》又有了新貌,編輯重心一轉而至思想的論戰上,全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攻詰,大力提倡現代化、西化,極力宣揚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李敖等人在《文星》雜誌上掀起的文化論戰,後來竟走上對簿公堂的法律途徑。立法院甚至出現了萬言質詢。《文星》受到國內保守勢力的壓力愈來愈重。自58期(10卷4期,1962年8月1日)以後,《文星》又邁入新的階段,除了繼績前期的思想啟蒙之外,編輯的重心又含蓋對社會現狀的檢討,開始將思想觀念的反省與批判,與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事件制度的思索,扣連在一起。因此,這一階段的《文星》雜誌,以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諸如自由法治、法律檢討、教育、社會倫理道德……,為其論述的主題。

若論《文星》雜誌對台灣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當屬《文星》後半期的內容最具影響力。其中如台大教授殷海光從理論思想層面對自由、民主的析論;學法律的陸嘯釗自67期起推出一系列的「惡法錄」的文章,對一些不合時宜、混亂雜沓的法律規條及法律制度,作不客氣的指陳;被譽為「人權的牧師」的李聲庭,透過對歐美維護人權、法治的實例的介紹,予國人在人權、法治、自由、民主的觀念上,極大的啟示作用。……這些文章,在當時民主運動萎蹶不振的灰暗年代裡,對於民主、自由思想的播種,給青年學子帶來一線曙光。

不過,以今觀昔,我們發現今天澎湃發展的台灣主體思考的觀點,在《文星》時代並沒有出現,《文星》的編輯群及作者群大部分為大陸籍人士,他們仍習慣以大中國為思考的座標,也許真如李敖說的,「生不逢時,也不逢地」,他門所辦的雜誌雖然最後遭國民黨政府停刊,就像李敖說的「殉難小島」,但這「小島」畢竟不是他們的終極關懷。

時序逼近1970年代,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工業化後中產階級的興起,國際外交的挫折,以及統治當局面臨權力轉移的關頭(蔣經國即將接班),台灣社會又開始醞釀要求政治變革的力量。這些社會力量的出現,可以分成兩條不同的路線:其一是,新一代本土政治人物如康寧祥、黃信介透過選舉崛起,發展成「黨外」民運路線﹔另一條是,以戰後新生一代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企業家結合組成的筆陣,透過《大學》雜誌的書生論政路線。

《大學》雜誌原創刊於1968年,是由數位知識青年所創刊,原本只是一本文化思想性刊物。但真正發為政治革新的言論力量,則要到1970年的改組。是年下半年,正當蔣介石年事已高,正準備安排由兒子蔣經國接班,有必要與知識青年廣結善緣,而國民黨政權的外交處境正遭逢空前打擊與重創的前夕,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辦了兩次青年人士座談,會中許多青年對當時局勢提出許多批評,台北市青商會長張紹文提議召開青年國是會議,起用優秀青年,貫徹政治革新,同時發行一報一刊以團結海內外青年。後來執政黨當局囑意他們籌辦一本《中國青年》雜誌,但為他們所婉謝。他們認為要創辦刊物,可以自己著手,無須經由黨部來辦,以免言論受限。於是,在幾位熱心分子的奔走推動下,絕大部分參加過座談會的青年,以現成的《大學》雜誌為基礎,加以改組擴充。《大學》雜誌名約「大學」,非指某特定大學,而是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之意。

《大學》雜誌擴充改組後,社務委員多達50多人,網羅了當時學術、政治、企業界的新生人才。改組完成後的《大學》,恰逢該誌創刊三週年,在三週年的紀念刊上(第37期,1971年元月號),《大學》的言論開始大幅度地呈現出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劉福增、陳鼓應、張紹文以聯名的方式發表〈給蔣經國先生的信〉,提出三點建議:1.多接觸想講真心話的人; 2.提供一個說話的場所; 3.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紀錄」而影響到的工作或出國時,請給予申辯和解釋的機會。同期雜誌上,陳鼓應發表〈容忍與了解〉、陳少廷發表〈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張俊宏發表〈消除現代化的三個障礙〉、邵雄峰(林鐘雄)發表〈台灣經濟發展的問題〉……等重要文章,這些都是雜誌改組後所展開的呼籲政治革新的先聲。

《大學》雜誌自1971年起開始提昇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關切,顯係受到70年底的釣魚台事件以及每外知識青年的保釣運動的影響。1971年4月,《大學》發表由93名學者、中小企業家等共同署名的〈我們對釣魚台問題的看法〉。同月,台灣多所大學掀起保釣運動。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對全美電視廣播,發表周恩來與季辛吉的共同聲明。而台灣知識青年的改革聲浪,也顯然隨著外交困境的惡化而昇高。同月的《大學》雜誌,發表了一篇引起輿論界相當矚目的長文──〈台灣社會力分析〉,該文由張景涵(張俊宏)、許仁真(許信良)、張紹文、包青天(包奕洪)聯合撰寫。他們分別對於舊式地主、農民及其子弟、知識青年、財閥、企業幹部及中小領業者、勞工、及公務員等階層的性格加以深入的剖析,並建議執政當局不要忽視最擁有潛力的人力資源,應迎合並運用這種人力資源來從事社會建設。

 

 

 

 

 

 

 

 

 

 

 

 

 

 

是年(1971年)10月,適逢中華民國開國60年的雙十國慶,該月號(46期)的《大學》雜誌發表了朝野注目的〈國是諍言〉。由楊國樞、陳少廷、張俊宏、陳鼓應、許信良、高準、包奕洪、邱宏達、呂俊甫、吳大中、金神保、孫震、張尚德、張紹文、蘇俊雄等十五人聯合署名發表。這篇由十五人聯署的大文章,分別從人權、經濟、司法、立法、監察等方面,對國體、政體與法統等問題深入探討。對當前政治改革提出共同的主張,要點包括:1.治理階層必須革新,富民的經濟建設(包括國防軍事、外交經費、及行政機構與公營事業的節流); 2.法治政治的確立(包括行政權的約制和制度的建立、司法的獨立、立法的健全、監察制度的改革);3.多元價值的開放社會(包括:思想統一不是國家統一的先決條件、教育制度的改革、對安全機構的批評、學術自由的重要、開放大陸研究之必要,及門戶開放之必要等項)。其中對法統的挑戰最為敏感。他們嚴厲批評:「二十幾年來,我們始終在維持著一個龐大、衰老而且與廣泛大眾完全脫節卻以民意為名的特權集團。」而在同一期(46期)的雜誌上,社長陳少廷發表〈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首先提出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主張。他指出當前的中央民意代表業已失去代表性,而「只有全面改選才能保證可獲致全面的政治革新」,因此他呼籲政府「增訂憲法臨時條款,在自由地區及海外僑界,全面改選我們的中央民意代表,產生新的國會,為國家開創新的氣象」。這些言論,明顯地較《自由中國》時代更進一步深觸到政府統治的合法性與代表性的問題。兩個月後,陳少廷更在「台大法言」社主辦的一場「應否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辯論會上,與反對全面改選的學者周道濟展開一場盛大辯論,台大體育館的會場為之爆滿。

就在《大學》雜誌提出國是諍言及國會全面改選的同月(10月)25日,蔣介石政府在聯合國的代表,被迫退出聯合國。外交的逆境使當時的知識青年益加關心國是。翌(1972)年元旦,《大學》雜誌慶祝四週年紀念,更由楊國樞、陳少廷、王文興、陳鼓應、許信良、包奕洪、張俊宏、呂俊甫、吳大中、林抱石、林鐘雄、金神保、高準、陳陽德、張尚德、張紹文、張潤書、詹長青等人聯合署名,發表了〈國是九論〉:一論基本人權,二論人事與制度,三論生存外交,四論經濟發展方向,五論農業與農民,六論社會福利,七論教育革新,八論地方政治,九論青年與政治。這是當時知識青年學者聯合對舊有統治構中的積弊提出多面性批評的長篇建言。

《大學》雜誌所推動的政治革新運動,最直接受到感染和影響的,便是當時在大學校園內的部分青年,有一些大學生向《大學》雜誌投稿,參與言論的陣營。大學裡的部分刊物,也為文呼應《大學》雜誌的主張。而在大學裡的社團,也因《大學》雜誌言論的鼓吹與影響,舉辦多次政治性的活動。以台大為例,例如1971年11月25日有台大法代會舉辦的「民主生活在台大」;12月7日有「全面改選中央民代」的辯論會(前已述及),都在校園內掀起熱潮。1972年間,「向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的呼聲自台大擴散到其他校園。在推出〈國是九論〉的同期《大學》雜誌上,陳鼓應發表〈開放學生運動〉一文,呼籲讓知識青年積極參與,並建議在校園內開闢「民主廣場」,讓學生自由發言。陳文隨後引來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連續六天刊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的反駁文章,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場不小的論戰,台大法言社也曾為此邀請學者及當事人舉行座談,轟動校園。

校園內的政治性活動,後來因為1972年12月在台大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後,有陳鼓應、王曉波等人被約談而暫告低沈。旋後又因14位哲學系教師被解聘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使得校園內治性活動告一段落。

《大學》雜誌的輕壯年知識份子們經過兩年集體論政之後,在1973年元月,卻告分裂。楊國樞辭去總編輯職務。原來列有社長、總編輯及10名編輯委員的名單,自元月號(61期)的雜誌不再出現。關於《大學》集團分裂的原因,當初整合雜誌頗有功勞的張紹文回憶說:「《大學》雜誌改組後,成員相當複雜,大家的觀點、立場並不一致,平時也沒有緊密的連繫和溝通意見,我想這是它後來離散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班《大學》成員在解組後,各有不同的發展,有的進入政界官場,有的留在學界、文化界,有的進入金融界、商界,也有人走出體制外進行抗爭而入獄.。而到了統獨取向涇渭分歧的90年代,他們之中也都各有不同的認同。

五、「黨外」民主運動的崛起

《自由中國》雜誌及「中國民主黨」的政治運動,隨著雷震案的發生而告終。其後的六○年代便進入政治氣壓低沈的漫長時期,這期間,雖然仍有一些在野的本土精英分子,如郭雨新、郭國基等人,陸續經由選舉的管道,在議會中從事在野的政治批判,但充其量亦僅係個別面零星的行為,無法凝結成集體性的政治改革運動。直到60年代的末期,一方面如前述的《大學》雜誌的知識分子的提筆上陣,另一方面是新一代本土政治人物透過選舉開始崛起,才又帶動民主運動進入新的階段。這一階段的民主運動,被稱為「黨外」運動。

在一般上軌道的民主國家中,選舉有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但是,由於國民黨入台以來所實施的「地方自治」只是一個「半自治」的型態(地方缺少財政權、人事權、警衛權、教育權)﹔而中央民意代表在1969年以前,格於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完全不讓台灣人民改選,直到1969年之後,經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也只改選其中的一小部份而已(即所謂「補選」及「增額選舉」)。因此,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儘管有選舉,但並沒有充分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議會政治的意義並不彰顯。不過,選舉卻有相當程度的民眾教育的作用。尤其在長期的戒嚴與白色恐怖政治下,人民平常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空間,但選舉一到,選舉活動提供在野異議人士一個「體制內」的發言時段(有人稱之為「民主假期」),提昇了民眾的政治意識,無形中,為在野反對人士提供一個民主運動的運動場。所以,台灣的民主運動,幾乎伴隨著選舉活動同步進行。

要了解「黨外」民主運動的醞釀,必須追溯到1969年底的這兩次重要選舉,以及從該兩次選舉中崛起的兩個政治人物。這年11月,在台北市改制後的首屆市議員選舉中,一位大學畢業的加油站工人很令人意外地在選舉中高票當選。康寧祥這個名字,在此之前,沒有多少人聽過。1個月後,台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的「補選」(這是國民黨退入台灣以來的首次中央民代的選舉),具有地方草莽性格、已擔任過兩屆台北市議員的黃信介,在康寧祥等人的助選下,當選了立法委員。

1972年6月蔣經國組閣,台灣政治的新局面開始,在野的黃信介、康寧祥的崛起,與在朝的蔣經國的上台,分別為朝野的政治埋下兩條伏筆。

蔣經國組閣的這一年(1972)年底,康寧祥在台北市參加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次高票當選立法委員;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也與康搭配競選而當選國大代表。康、黃等人的競選演說,吸引了成千上萬的民眾的聆聽,可謂萬人空巷,鬧熱滾滾。在戒嚴的時代裡,一切媒體都定於一尊,成為「一言堂」,「黨外」的政見發表會,卻能引起民眾的共鳴。

1973年初,《大學雜誌》集團開始逐漸解體。負實際發行職責的張俊宏,也離開他任職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而於是年年底的地方選舉中,正式與地方政治人物掛鉤,參加台北市「黨外四人聯合陣線」,角逐市議員。而推動這四人聯合陣線的主導者即是康寧祥。選舉結果,四人皆以高票落選,但在競選期間,台北市確曾掀起市民聆聽政見的熱潮。看過當年那種萬頭鑽動的政見發表會的熱烈場面,真難以相信他們為何會落選。民間經常流行的一句挖苦的話說:「他們輸給兩票:買票和作票」。其實,不只輸給這兩票,還輸給統治者全面操控的各種媒體。

1975年8月,張俊宏與康寧祥、黃信介共同創辦《台灣政論》月刊。黃信介擔任發行人,康寧祥任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法律顧問則聘姚嘉文擔任。後來,曾任礁溪鄉長、因案遭停職的張金策,以及因政治案件入獄多時甫出獄的黃華,也加入《台灣政論》的陣營,擔任副總編輯。繼《自由中國》《大學》雜誌之後,《台灣政論》「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徑上,在閉鎖的環境中所造成的諸種不合理的事,發揮『掃除髒亂』的功能」。《台灣政論》發行至第5期,言論因1975年底立委的選舉而昇高。遂於選舉中途遭統治當局停刊處分。該期有數篇重要文章:姚嘉文的〈憲法與國策不可以批評嗎?〉、郭雨新的〈被遺忘的社會──人道主義所不能容忍的軍眷村問題〉、陳鼓應的〈早日解除戒嚴〉及〈談『蔣院長說』〉……,而其中最引起注意的一篇是澳洲昆士蘭大學教授邱垂亮所撰寫的〈兩種心向〉一文。該文報導鋼琴家傅聰與一位大陸出來的柳教授的談話,因觸及台海關係與台灣前途問題,其中柳教授的話被當局認為「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情節嚴重」,乃下令停刊。因此《台灣政論》僅刊行5個月便結束。

《台灣政論》雖然曇花一現,但是那一次的立委選舉,康寧祥再度蟬聯。此次立委選舉,以「黨外」名義競選而獲當選的,除了台北市的康寧祥之外,尚有彰化的黃順興、嘉義的許世賢。但是,自戰後即活躍於政界,並曾積極參與雷震的組黨運動的郭雨新,卻在此次立委選舉中敗北(郭曾在1973年2月,與《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參加監委選舉,皆告落選)。由於開票結果,郭的選區中出現近達3萬張的無效票(廢票),引起宜蘭─郭的家鄉─的民眾懷疑選舉舞弊,不滿的群眾險些在宜蘭市街釀成暴動。郭雨新落選後,具狀控告同選區的林榮三賄選。郭雨新的選舉訟案雖然敗訴,不過兩位年輕的律師林義雄姚嘉文,由於接辦這場選舉訴訟案,開始逐漸步入現實政治,成為日後黨外運動中的要角色。

「黨外」一詞,原本只是對非國民黨籍的一個泛稱,早期無黨籍的候選人,多以「無黨無派」標榜,而少用「黨外」一詞。自從黃信介、康寧祥崛起後,「黨外」一詞大量使用,無形中「黨外」一詞便成為無黨籍中的政治異議分子所共同使用的號誌。在這個界定含糊、定義籠統但卻又簡短的號誌下,一些政治異議人士經由數次的選舉而逐漸凝結成一股在野的政治運動。

透過選舉而逐漸凝聚起來的「黨外」運動,到了1977年規模頓形龐大,而發展出全島性的串聯。促成這次串聯的契機,是這年11月中所舉辦的五項地方公職選舉。推動這個全島串聯的兩個重要人物是康寧祥和黃信介兩位黨外立委。此次選舉,全島多處以「黨外」名義競選者頗多。選舉活動即將展開時,康寧祥邀請黃信介一起巡迴全省助講。由於有康、黃兩人在選舉期間,從南到北,全島巡迴助選,助長了黨外人士全島性的串聯。

這次選舉,是台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選舉,參與的民眾之多、情緒之高,前所未見。其中以高雄市、高雄縣、雲林縣、桃園縣、台中市、南投縣、宜蘭縣、台南市的選情最為激烈。若以民主運動發展的歷史來看,其中三個地區所激起的選舉熱潮,最具意義:張俊宏離開台北市,回去他的故鄉南投縣參加省議員的選舉;林義雄也回宜蘭縣選省議員;許信良則脫離國民黨,參加桃園縣的選舉。他們三人,是執政黨當局列為選戰中的頭號戰敵,因此這三個地區,也成為全島選戰中的焦點。而影響全島選局、最具歷史關鍵性的地區,莫過許信良在桃園縣所掀起的這場縣長選舉的風潮。

留學英國、原本與張俊宏同樣任職國民黨中央黨部第4組的許信良,在省議員任內曾經在爭取降低田賦、提高穀價及學生保險等事項,便有極傑出的表現。1977年4月,他出版《風雨之聲》一書,收集他四年內在省議會的重要質詢,並且在書中對他的省議員同仁做了一次無情的分類與剖析,大大觸怒了省議會內的同仁,受到同仁們群起而。國民黨黨部也知道許信良出版此書是準備投入縣長選舉的聲明,對他防範有加。國民黨最後提名歐憲瑜,而沒有提名許信良,許於是違紀競選,終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許信良堅持參選到底,並發表被開除黨籍的聲明,其中說:「吾名雖不列中國國民黨黨籍,吾心願長為中國國民黨黨員。」選舉期間,桃園縣民情激昂,大有劍拔弩張之勢。許多具有理想色彩的大學生、研究生(如林正杰、范巽綠、楊奇芬、陳國祥、張富忠等人員都投入許信良的選戰中。由於選情激烈,因而在開票當天(11月19日),發生了「中壢事件」──當天設在中壢國小的投票所,發生選舉舞弊嫌疑情事,群眾湧向中壢分局要求桃園地檢處檢察官處理,當局不理群眾,一味拖延,引起了一萬多名民眾包圍中壢警際分局抗議處理選務糾紛不公,憤怒的群眾搗毀警局窗戶,掀翻警車,警察開槍,不幸擊斃中央大學學生江文國及青年張治平,晚上8時,憤怒的民眾遂焚燒警局及警車。這是是台灣民眾第一次自發性以集體行動公開對抗選舉舞弊。事發時,據說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親自坐鎮到桃園縣黨部了解狀況,並下令各地開票要照規矩來,以免其他地方也發生類似暴動,會難以收拾。

許信良在這次劍拔弩張的選舉中,以壓倒性的票數,當選桃園縣長。其他各地的「黨外」及無黨籍候選人,也紛紛當選。綜觀這次五項公職選舉結果,黨外及無黨籍頗有所獲:在縣市長方面有4人當選──桃園縣許信良,台中市曾文坡、台南市蘇南成(他當時以無黨籍身分參選)、高雄市黃友仁;在省議員方面有21席──基隆市周滄淵、台北縣陳金德、邱益三、桃園縣黃玉嬌、新竹縣陳天錫、苗栗縣傅文政、台中縣洪振宗、林漢周、台中市何春木、彰化縣洪木村、南投縣張俊宏、雲林縣蘇洪月嬌、張賢東、嘉義縣林樂善、台南縣蔡江琳、台南市蔡介雄、高雄縣余陳月英、高市趙繡娃、施鐘響、屏東縣邱連輝、宜蘭縣林義雄;在台北市議員方面有6席─林文郎、徐明德、康水木、王昆和、陳勝宏、陳怡榮。

經過1977年11月這次五項公職選舉之後,黨外不再是過去那種異議分子的孤軍獨鬥,而逐漸形成一種「政團」的雛型。而且開始稍微掌握到地方行政的影響力,霧峰的省議會也開始熱鬧起來,成為新聞記者們「新聞眼」的焦點所在。30年來的政治禁忌,被黨外議員尖銳的質詢,層層突破,其中尤以林義雄、張俊宏兩人在省議會中的活躍表現,並提高問政層次,引起海內外的矚目。

中壢事件使部分黨外運動者察覺到群眾力量的存在,認為民心可用﹔但也使部分黨外運動者意識到群眾行為所隱藏的內在危險性。因此,自《台灣政論》開始起,由康寧祥和黃信介所連線形成的黨外運動的領導主軸,經此事件後逐漸呈現鬆散的現象。使得「黨外」陣營在串連凝聚的同時,出現「群眾路線」與「議會路線」的分歧。

經過1977年黨外的串聯以及省議會內問政的熱潮,更加激發了新人投入「黨外」陣容。1978年年底又逢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有多位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如呂秀蓮、姚嘉文、陳鼓應、黃煌雄、張德銘、陳婉貞、王拓等人投入。

1978年9月下旬起,準備投入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呂秀蓮、陳婉貞、王拓等人,便陸續舉辦選前的募款餐會。立委黃信介於王拓餐會中宣佈黨外入士決定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巡迴全省各地助選。10月31日,「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向各候選人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作為黨外候選人的共同政見。內容摘要如下:「1.徹底遵守憲法: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廢除違警罰法﹔思想學術超然化,禁止黨派黨工控制學校,言論出版自由,修改出版法,開放報紙雜誌﹔參政自由化,開放黨禁﹔旅行自由化,開放國外觀光旅行。2.解除戒嚴令。3尊重人格尊嚴,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和破壞隱私權。4.實施全民醫療及失業保險。5.廢除保障資本家的假保護企業政策。6.興建長期低利貸款國民住宅。7.廢止田賦,以保證價格無限制收購稻穀,實施農業保險。8.制定勞動基準法,勵行勞工法,承認勞工對資方的集體談判權。9.補助漁民改善漁村環境,建立合理經銷制度,保障漁民的安全和生活。10.制定防止環境污染法和國家賠償法。11.反對省籍和語言歧視,反對限制電視方言節目時間。12.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的歧視。」

11月間,參選的黨外候選人張德銘、陳鼓應、楊青矗、姚嘉文、黃煌雄、康寧祥、何文振等,亦都分別以多種名義選辦餐會,發表政治演講。並借各餐會的舉行,宣佈「黨外助選團」的籌備情形。11月24日,「全省黨外助選團」總部成立。繼募款餐會後,「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於選戰活動的前三天(12月5日),在台北中山堂召開一次大規模的座談會。那是三十年來聚集在野政治人物最大規模的一次公開活動。會議由黃信介、姚嘉文、黃玉嬌主持,康寧祥、張俊宏發表專題演講。會中唱「國歌」時,由於司儀要求與會者將歌詞中的「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引起不請自來的所謂「反共義士」勞政武等人出面抗議,發生吵架,此即所謂的「中山堂事件」。此後的黨外集會,便不再有唱「國歌」(其實是中國國民黨黨歌)的儀式了。

然而,12月16日,正當競選活動激烈進行的時候,美國總統卡特突然宣佈自明年元月起正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日,總統蔣經國發佈緊急處分令,將選舉延期舉行,即日起停止競選活動。

10月25日,黨外助選團總部召開一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發表一份連署聲明書,重申「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的基本立場,並提出10項呼籲,內容與共同政見大致雷同,聲明最後提出「我們的目標」說「在國際強權的縱橫捭闔下,我們的命運已面臨被出賣的危機,所以我們不得不率直地申說:我們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台灣的命運應由一千七百萬人民來決定。」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