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風蕭蕭兮易水寒 ─424刺蔣案的歷史意義 2000-04-24

認識黃文雄與鄭自財之後,很難想像他們那樣溫文儒雅的人,竟是當年行刺蔣經國的「暴徒」。「暴徒」當然是蔣政權的媒體對黃、鄭等人的形容,就如同滿清政權罵孫文、陸皓東等革命份子為「大寇」一樣。


同樣動刀槍,行暴力,打家劫舍的盜賊,與抗暴革命的志士,兩者有著天淵之別。刺殺秦王的荊軻,在司馬遷的筆下,留下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歷史場景;刺殺滿清攝政王的少年汪精衛,也以獄中詩,明其心志─「慷慨歌燕市,從容坐楚囚;引刀逞一快,不負少年頭」。總之,刺客非匪徒,志士非盜賊,革命非作亂。翻閱歷史,後人萬不可魚目混珠,忠奸莫辨。


溫文儒雅如黃文雄、鄭自財者,何嘗喜歡動刀槍?好好留學拿個博士回來,或在美國找個令人歆羨的工作鍍金,做一個「有為的青年」,不是很好嗎?為何要當「暴徒」,斷送美好的前途?誰叫他們的肩膀,扛負著沈重的苦難台灣的歷史!


黃文雄、鄭自財都是生於戰前,長於戰後的台灣子弟。他們生長的時代,正是台灣相當陰霾不開的一段歷史。終戰之初,台灣人民熱切企盼的「祖國」,卻在一年四個月後,為台灣帶來了一場「二二八」大屠殺,台灣精英幾乎犧牲殆盡。1949年後,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敗逃入台,掛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台灣厲行軍事戒嚴統治與所謂「動員戡亂」體制。台灣人在經歷二二八事件的摧殘之後,還來不及療傷止痛,五○年代以降的「白色恐怖」卻又接踵而至。光是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的雷震案止,短短十年間就有二、三千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這些血淋淋的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蔣經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從歷史跡象觀察,我們可以確信,早在蔣介石逃退到台灣時,就開始有計畫地栽培兒子蔣經國的勢力,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為他佈置適當的基礎,以便他有朝一日能夠「子承父業」。試看蔣經國到台灣之後一路攀升的經歷:1949年到台灣任國民黨省黨部主委;1950年3月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同年8月兼任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當選國民黨中常委;10月31日「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成立,出任主任(團長為蔣介石);1954年3月總統府「機要資料組」改為「國防最高會議」,設有「國家安全局」,9月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56年,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委;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務委員;1964年任國防部副部長;1965年1月13日升任國防部長;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經委員會主委…。看過前面的經歷,就不難理解此時的黨、政、軍、特的各脈絡各環節,逐漸在蔣經國的主導之下。而蔣介石正安排他繼續朝著行政院長的寶座邁進。


蔣介石為了建立蔣經國的國際聲望,自1963年起就經常派他出國訪問,先後有以下的訪問行程:1963年9月6日以行政院政務委員身分訪美;1965年9月19,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1966年4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1967年11月26以國防部長身分訪日;1969年2月24以國防部長身分訪韓;5月12以總統特使身分訪泰國…。


蔣經國一次又一次的出國訪問,身價與權位日重,卻讓期待民主化的有志之士憂心忡忡。台灣在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下,民主運動備極艱辛。《自由中國》雜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省議會五虎將」等地方政治精英結合,他們企圖建立新政黨的運動,卻在1960年9月因雷震案的爆發而胎死腹中。爾後的六○年代幾乎進入一個無聲的世界,民主運動跌入谷底。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依然層出不窮。台灣要民主化,似乎只有期待垂垂老矣的蔣介石的自然凋謝。可是蔣介石所一心栽培的兒子蔣經國,已然成為接棒人。民主人士發現,這位情報特務頭子一旦順利接棒,台灣要民主化顯然更遙遙無期了。歷史告訴我們,革命的行動通常是在改革絕望之後開始。


1970年4月18日,已經升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又受蔣介石之命訪美。4月24日革命青年黃文雄、鄭自財終於在紐約採取刺殺蔣經國的行動。


這次的刺殺行動雖然失敗了,蔣經國也果然在兩年後(1972.5.29)接長行政院。不過,蔣經國在遇刺逃過一劫之後,心中盤踞著一個問題,他這樣問身邊的人:「台灣人為什麼要殺我?」


蔣經國自從那一次遇刺之後,就沒有再出國。不過,正式主政的蔣經國,顯然較諸於五○、六○年代的政治有了不同的作風。最明顯的是,開始起用台籍政治精英,讓台籍人士嶄露頭角,而被稱為「本土化」的開始。以前,台籍人士能進入內閣的,只有蔡培火、連震東兩人。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立即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入閣。副院長首度由台籍人士擔任(徐慶鐘)。16名閣員當中,有6名台籍人士,除前述的徐慶鐘外,尚有林金生(內政部)、高玉樹(交通部)、連震東(政務委員)、李連春(政務委員)、李登輝(政務委員)等,還有台北市長張豐緒。省主席也由台籍的謝東閔出任。過去台灣省主席清一色都由外省人擔任,從蔣經國時代起,開始起用台省籍人士擔任,(先後有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人,都是由蔣經國提拔)。當然這些台籍政客的出現,政治樣板的意義大於實質作用,目的在安撫台人對外來政權的不滿。說到這裡,謝東閔、林洋港等人,實在應該感謝黃文雄的「致蔭」。


此外,整肅異己的政治案件雖然沒有在蔣經國主政後絕跡,不過數目顯然減少許多,而且處刑也較寬緩,不像五○、六○年代動輒就槍斃處決。


蔣經國時代還有一項重要的變革,那就是開放「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台灣在50、60年代的選舉,因為受所謂「動員戡亂」體制的限制,最高層次只能選到省議員和縣市長,不能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蔣經國時代開始,透過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自1972年底起,有了「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雖然只佔國會總額的小部份,不能發揮政策凝聚的功能,卻也為往後台灣的民主運動多提供了一條跑道。


蔣經國總統的晚年曾經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和父親來台灣主政已經40年多了,為什麼台灣民間還有很多人對我們父子不諒解?我應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台灣人的肯定?」蔣經國以這個問題詢問一位前來訪見他的國策顧問。這位大老級的國策顧問回答他說:「應該勵行民主憲政」。蔣經國又透漏一句話說:「台灣的政治,遲早是台灣人的,他們何必這麼急?」蔣經國與這位國策顧問的對話,也許透露出蔣經國晚年開始朝著「開放」方向進行變革的心情。


從歷史的觀察,不難了解刺蔣案的歷史意義。我們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政權論是非。當年犧牲個人大好前途而醉心於革命行動的黃文雄,看到台灣今日的民主轉型,或許會有幾分安慰。可是,當我想到,過去一些專門效忠獨裁政權、打壓民主運動的幫凶,今天卻那樣無愧於心地享受民主的成果,而窮苦的黃文雄至今仍孑然一身,繼續為人權運動奮鬥,我忍不住一陣犬儒式的悸動而熱淚盈眶。(作者李筱峰是世新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