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從台海兩岸文化差異看台灣前途 2013-01-29

台灣原本是一個「南島民族」(Austronesian)的天地,自古不屬中國。17世紀開始國際勢力進入台灣。自1624年起,台灣先後受到荷蘭(1624-1662)、西班牙(1626-1642)、國姓爺鄭氏政權(1662-1683)、滿清帝國(1684-1895)、日本(1895-1945),以及中國國民黨(1945-)政權的統治。

 1949以後,中國國民黨政權被中共推翻,敗退到台灣,繼續以「中華民國」的國號在台灣統治。掛名「中華民國」的台灣,與中共在中國大陸上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形成兩個不相隸屬的政治實體。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台灣與中國更是兩個文化體質相當差異的社會。

 台灣與中國的不同歷史軌跡與文化的差異

 這兩個社會的文化體質之差異,並非從1949年之後才顯現出來,而是有其不同的歷史軌跡使然。 

早在荷蘭及鄭氏政權時代,台灣因發展國際貿易,就發揮出海洋文化性格,而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1860年以後,滿清帝國應國際列強要求,在台灣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的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1878起)。這種現象說明了台灣具有濃厚的海洋商業性格。

1895年起台灣結束了滿清帝國統治,成為日本殖民地。雖然在政治上不平等,但是透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台灣間接吸收了近代世界文明。 

在跨入20世紀的門檻,台灣就開始多項重要的基礎建設,不僅在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公路等交通事業加緊建設或擴充,更完成了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度量衡以及貨幣的統一。

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產生結構性的改變。廿世紀的前半期,台灣已經建立了嚴密的各級政府、司法機關、警察機構、戶政制度、農會系統、金融財經体系、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公路鐵路交通、電力及其輸送系統等基本建設,以及普及全島的初等教育。 

其中尤以基礎教育的普及,影響至大。拋開「帝國臣民」的意識型態不論,本世紀起才開始出現普及全島的現代新式教育,確實讓台灣社會產生相當程度的質變。1943年,台灣的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已達71.3%(山地更高達86.4%)(這個數字,中國在二十年後才勉強達到)。除了識字率的提高之外,台人透過新式的現代教育,接受近代西方文明、基本科技,以及新的思想觀念,改變了舊有農業社會的體質,過去承繼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陋習,如不衛生、不守時、不守信、無法治觀念等,也透過教育而有了相當的改善。因此,台灣社會逐漸從俗民社會(folk society)邁向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 

反觀中國,在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半世紀裡面,中國始終戰亂頻繁。自1912年到1928年短短的17年間,中國境內由1300多個大小軍閥發動的戰爭,就有140次以上 ; 1912年到1935年之間,四川省境內就出現過400多次的戰役。如此戰亂頻繁的國家,經濟如何發展?文化如何提昇?教育如何普及?社會如何進步? 

因此日本統治台灣的半世紀之間,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與異質性更加擴大。這種差距,連來自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察覺到。 

中國知識分子對台灣社會的美感 

日本統治台灣的第40年,也就是1935年,有一位中國著名的知識份子江亢虎(中國社會黨的領袖)來到台灣旅遊。江亢虎搭船從中國廈門來到基隆,上岸之後,立刻感覺氣象一新。他在遊記上寫著:「基隆全市人口不足十萬,而交通、教育、衛生、慈善,種種設備,應有盡有。由廈到此,一水之隔,一夜之程,頗覺氣象不同。」(《台游追紀》,頁7)遊歷台北市之後,江亢虎這樣記述:「台北全市人口不過二十六萬,而市政修明,設備周到,街衢清潔,屋宇整齊,衣食住行充分無缺,人人可以安居樂業,長養子孫。日本統治之能,台灣同化之速,可驚亦可歎也。」(《台游追紀》頁15)搭乘縱貫火車從北到南走一趟後,江亢虎對於台灣縱貫鐵路上各車站的井然有序的景象讚嘆道:「秩序如此,可與歐美列強抗顏矣!」(《台游追紀》頁46-47) 參觀過台北高等女子學校後,這位曾在中國創辦女學的江亢虎,稱許說:「余親見諸女生體操,四肢接甚發達,胸部臀部隆起,幾可與歐美女子抗衡,視中國內地閨秀,大不同矣!此非徒尚美觀,實民族強弱人種興亡一大問題也。」(《台游追紀》頁23) 

江亢虎看到的是1934年的台灣。11年後,二次大戰結束,一位中國記者江慕雲站在基隆碼頭,也發出同樣的讚嘆:「有人說,假如這五十年,不是日本人在經營的五十年,而是我們自己經營的五十年,恐怕基隆還沒有成為現代化的港市吧?」 

二戰後,中國代表盟軍接管台灣。許多中國的記者、作家、學者,紛紛來到台灣參觀採訪,都對台灣留下極好的印象,誠如前述中國記者江慕雲所言:「從祖國來的接收大員、視察大員、旅行觀光的人,還有一班心術極壞的淘金者,幾乎沒有一個不稱道台灣好、台灣富庶、建設好、氣候好、一片和平空氣。」(《為台灣說話》頁13) 

這種發自中國記者、作家、學者對台灣的讚美,多不勝舉,以下試舉數則來看:

上海《亞洲世紀》有文章指出:「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台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李秋生,〈台灣問題的癥結〉,《亞洲世紀》第2卷第2期,1948.8.10)

上海《新中華》雜誌也有文章說:「[台灣]一般人的文化水準,也比內地的高多了。文盲極少,女僕閒來無事,都愛看科學小說。﹝中略﹞台灣對我們,確還是一張白紙,希望我們能好好把它化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不要塗得亂七八糟。日本人給我們的遺產並不壞,我們決﹝絕﹞不可把它浪費了。」(見味橄文,復刊57) 

天津《大公報》以社論誇讚台灣: 

「直到現在,台灣比較還是一片乾淨土,我們應該珍貴它,愛護它。說來慚愧,這片乾淨土之所以為乾淨土,還是日本五十年統治的遺產。….台灣人民智識高,習慣好。知道愛國,也知道與貪污鬥爭。人人有生活技能,又不求奢侈享受。…由內地大陸到台灣去的人,都會感到清新、恬靜而舒適…大工廠以千計,工業規模在全國各省首屈一指。」(社論〈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1947.2.12

中國名作家蕭乾,曾於終戰翌年來到台灣。他從上海到台灣,再到廣州,遊走三地之後,他說:「由上海而台灣,再由台灣而廣州,這個弧形的飛翔,給我的刺激太深刻了。」 

蕭乾敘說他飛抵台灣的感覺:「當機翼斜過草山﹝陽明山﹞,輪胎觸到台北的土壤時,那溫暖豈僅是氣候的?論整潔,那真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寬廣有條理的馬路旁綠著樹群。…不但博物院,音樂廳,圖書館的門前沒有上刺刀的武夫駐守,連長官公署要地,也沒有穿軍服面掛兇相的保鑣人,(日本時代就沒有。)我感到了舒服,友誼,因為我感到人民在這裡被信任著。」「礦開了,油吸出來,甘蔗榨成了糖,硅沙石灰做成了水泥,豆餅變成了肥料,潮水運用成了發火發力的電——這裡,天賦是被享受了。中午尖笛一鳴,像潮水般男女工人由廠口湧出。十天的巡遊,沒遇到個乞丐,(也沒遇到幾個巨富或暴富。)台北市府無須抽簽或使用水龍機槍,因為人工也有了出路。一個下女洗完碟碗便蜷在席上看科學小說了。應該在弄堂裡嘶嚷拉屎的頑童,卻都坐在教室裡畫著石板。雖是一水之隔,一樣是中華人民,台灣的小學生一季交不到國幣四千元,中大學生一季學雜費也不及國幣兩萬元。(日本時代國民教育是強迫而免費的。)…嚴肅的交響樂台下,四千座位全能填滿,四千男女都屏息靜氣,把心靈暫時交給樂聖。在同一偉峨的「中山堂」裡,同時還舉行著別的座談,討論會。沒有人嚼口香糖勒玻璃帶,但是防止病菌的口罩卻有人戴,唐代的室內陳設保存了,講衛生的抽水馬桶也未被摒棄。…我恍然覺得這裡不是沒有西洋文明,但是經過挑剔選擇過的。…」 

蕭乾離開台灣接著去廣州,彷彿又跌入另一個境地:「由台灣再起飛廣州,那感覺就如由半空跌了一交。滿台灣看的是煙囪,學校,音樂廳,到了廣州就成為國粹…」經過上海、台灣、廣州三地的往返比較,蕭乾忍不住這個「弧形的悲哀」,他說:「位於這弧形的突凸點,相形之下,它引起的是敬重和羨慕。一樣是閩粵的同胞,而且曾經蹂躙在異國征服者的釘鞋下。釘鞋畢竟還有個原則,有個步驟;即使蠻幹,為了統治者的成功,也不甘盲幹。民眾在不民主的環境中如可比做乳牛,台灣平民是餵了點秣糧才擠的,大陸的平民是乾擠。台灣民眾的奶水一部份已變成了鋼骨水泥的橋樑,造福農民的嘉義大圳,密佈全島的交通,大陸民眾的奶水卻多變成打仗的火藥了。」 

此時蕭乾所看到的台灣,已經中國政府接管一年多,處處已呈現逆退現象,但在他心目中仍遠遠優於上海和廣州。蕭乾分析台灣較中國進步的原因,在於日人的兩大投資:「日人治台,比民國以來華人治華的根本高明處在兩點:工業建設給予台人以經濟安定,強迫教育奠下了現代化的真實基礎。」 

過去我們常聽到戰後的中國比台灣落後約三、四十年,但蕭乾說的落差更大:「大陸中國在現代化上離台灣至少落後了半世紀。」(以上參見蕭乾,〈冷眼看台灣〉,天津《大公報》,1946.1.15 

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落差,不僅顯現在經濟物質層面,更呈現於生活文化層面。一位在戰後來台的中國公務員曾器回憶說:「寶島姑娘美麗熱情,見到我們無不雙手伏膝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的大禮,在光復初期的各機關學校,都由這些年輕女孩子擔任事務性工作,她們不但負責盡職,而且刻苦耐勞,每逢週末,這些女孩子便自動赤足捲袖,提水沖洗辦公廳的地面。那時街頭巷尾的飲食店,沒有一家會接受顧客的小費,我在一處小吃店用餐,多給了一些小費,店主人用跑步追了我兩條街,硬要把小費還給我;在公共集會場所,進場的人都會除帽欠身鞠躬。」「我初次到各機關學校去參觀,見到日據時期的管理,都很上軌道,不論是公文用紙的規格、事務用品的統一供應,或是營建採購工作的程序等等,都建立了很徹底的制度…」(曾器,〈回到四十年前〉,《大成報》副刊,1990.4.12

終戰後全台憲兵勤務最高負責人(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回憶台灣人的良好風氣,也說:「二十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 (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中華雜誌》總28319872) 

從以上所援引的史料,可以了解戰後來台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肯定台灣社會的進步,為兩岸的落差做了具體的見證。 

為了佐證以上的觀點,我們可從以下的數據看出戰前的台灣已經超前中國大陸約三、四十年: 

以每人鐵路客運運輸量來看,1943年台灣為253延人公里,這個數字,中國在43年後還達不到(1986年只有240延人公里);以 平均每千人擁有的電話數來看,1941年台灣為每千人擁有5台,中國在42年後(1983)才達此標準;以學齡兒童的就學率來看,1943年台灣為71.3%(山地更高達86.4%),中國在20年後才勉強達此標準;以平均每人用電量來看,1943台灣已達181.5(是中國的233),中國在30年後才達此標準。 

台灣人的適應失調 

然而這個比中國進步的台灣,在所謂「重回祖國懷抱」之後,遭逢何等境遇?試看中國記者唐賢龍生動的描述:「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台灣在日本統制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清。」總之,台灣人民在慶祝所謂「光復」不久,所面對的局面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 

戰後的台灣﹐重要的職位幾乎由中國人所壟斷。進而「牽親引戚」的群帶關係開始出現,中國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特色﹐開始在台灣島上「光復」了。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名職員中﹐有一半職員是院長的親戚。令台灣人更不平的是﹐同一個單位、同一個級職、同樣的工作﹐大陸人領的薪水﹐往往是台灣人的兩倍。他們美其名說是「偏遠地區」的「加薪」。這種差別待遇比起日治時代更大。更叫人嘖嘖稱奇的是外行領導內行,例如,在大陸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起糖廠的主任、廠長﹔在大陸上沒有看過火車的人﹐來了台灣可以當鐵路局的課員﹐一個月薪水600元﹐遠超過一個月只領400元、擁有十幾年鐵路經驗的台籍副站長。(簡文發口述) 

而最讓台灣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場上的貪污文化。當時台灣民間把「接收」稱為「劫收」,譏稱接收委員個個「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劫收」後的貪污腐敗之風﹐讓台灣同胞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19461月底到2月上旬的《民報》上﹐有關貪污的新聞﹐就有6件之多﹐平均兩天一件﹐叫人目不暇給。 

在經濟方面透過專賣局與貿易局,厲行全面壟斷的統制經濟。偏偏在「紅包通神」的官場文化下,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使得許多違禁的進出口品能夠自由進出,官商從中獲取暴利。 

這套伴隨著貪污文化的經濟統制措施,帶給台灣的禍害是至為明顯不過了,尤以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會的不安為最顯著。而米糧的短缺,除了因為應付國共內戰﹐在台灣強徵米糧以支援國府軍之外﹐又因為官商勾結﹐囤積米糧、哄抬物價,有以致之。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戰後的一年四個月之間﹐就漲了400倍。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日本人所留下的237家公私企業,600多個單位,統統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27家公司來經營。加以「外行領導內行」,以及人謀不贓,因此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失業人口激增,六百多萬人口的台灣,就有40萬到80萬失業人數的紀錄。 

而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偷竊、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令台灣民眾痛心疾首。國府接管台灣的一年後,《民報》社論就以〈要預防年底的危機〉為題指出:「由內地來的同胞,常結黨成群,各處劫奪財物」(1946.10.28)。而上海《大公報》亦有鑑於此,社論早就呼籲:「國軍在台紀律又很差,滋生是非,甚失人望。政府不可置無用之軍,賈怨於人民。」(1946.5.31)當時中國駐台軍紀之壞,連當時憲兵第四團團長高維民都親眼目睹,他回憶說:「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有人看,騎了就走…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有少數士兵一看屋裡沒人,跑進去就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由於軍隊紀律廢弛,一言以蔽之,姦淫擄掠,結果親痛仇快…。」(見《中華雜誌》總283期)

戰後隨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也說,當時的七十軍被民間稱為「賊仔兵」。自從他們進駐以後,居民飼養的家禽、腳踏車等時常無故失蹤。(見《大成報》1990.11.21副刊)所以,1946年的台灣社會已經動盪不安,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屢見不鮮。因此﹐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28倍。 

此外,「光復」之後,天花、鼠疫、霍亂等病疫全都「光復」。228事件爆發的前一天,《民報》社論就這樣說:「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飢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日本時代已有效防治鼠疫、天花、霍亂、瘧疾、白喉、傷寒、猩紅熱等病疫(中日戰爭時環境變差,才又流行瘧疾)。這些成果,誠如戰後《台灣新生報》所指出:「我們向來自認台灣是個衛生樂土…而所以能確保這衛生台灣的榮名的原因,全在衛生思想普及,防疫設施完備這兩點。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不容諱言,是日本殖民統治功罪史裡的一個不能消滅的事實。」(1946.3.6社論)怪不得戰後在重慶的半山人士會告訴中國當局「臺灣人有洗澡的習慣」,很講究衛生。 

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反抗暴政的二二八事件,繼而引來了一場大屠殺。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中國軍隊不僅濫殺無辜,而且在捕殺民眾的同時,乘機搶奪財物,官兵變成盜賊。作家鍾理和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就記載著在長官公署向民眾開槍的警察及士兵「只顧搶被掃死的人所棄的自行車,至於死人他們是好像沒有看見。」 ; 廿一師副官處長何聘如也指陳,移駐中壢的四三六團部「在離開大華酒家時,把屋裡的電扇、衣服、盆碗日常用具,幾乎洗劫一空…其行為甚於盜匪。」 ; 軍隊駐進台北師範學院時,「台北師範學院遭受一次空前的洗劫。」(何聘如,〈蔣軍鎮壓台灣人民紀實〉);高雄的楊金海也回憶,三月十日左右軍隊到高雄分區搜查,全家被用槍抵住搜身,大哥的毛衣被奪走,父親皮包被搶,家中腳踏車也被牽走…鹽埕一家銀樓的金庫被軍人打開,搶走金條,楊姓老闆則當場被打死。(《台灣日報》2005.3.5) 更諷刺的是,有些地方的外省人被集中處置時,未受損失,反倒是「國軍」一到,卻遭搶劫一空。住高雄的洪文慶回憶,當時被關在三民區公所的外省人期盼「國軍」前來援救,沒想到中國兵一到,不但沒有釋放他們,反將他們身上的手錶、項鍊、戒指、錢幣搜刮一空!他們破口大罵:「台灣人關我們這麼久,我們什麼損失也沒有,國軍一進來,身上財物全都被搶走。」(見洪文慶著《雞婆伯故事集錦》) 

官兵變成盜賊,而反抗者則紀律井然,秋毫無犯。兩相對照,又再次證明台海雙邊社會的文化落差。 

總之,從表面上看,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也是族群衝突,但若再加深究,其根本是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兩套體質不同文化之間的適應失調。誠如史家林衡道所言「那是已經文化進步的人們,被文化落後的人們統治所產生的悲劇」(林衡道口述歷史) 

今天兩岸文化落差依然有著類似型模 

戰後台海雙邊社會的文化落差,與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一段極具教育意義的歷史。六十多後的今天,我們撫今追昔,也發現當前台海雙邊社會所存在的差異,竟然與六十多年前有著類似的型模。 

「後蔣」時代的九O年代起,台海雙邊開始有了接觸,而文化之間的落差與適應問題立即呈現。 

從中國來台旅遊的人士,又出現了許多贊揚台灣社會文化的文章,以下試舉數則來觀察: 

2009元旦期間有位中國青年王冉來台旅遊,回去後在網站發表〈善良需要GDP嗎?〉一文,讚揚台灣人的淳樸善良。他說:「台北計程車司機不會亂繞路,無論問他們問題,或付錢找錢,都彬彬有禮。…在台北不會看到排隊插隊、大聲喧譁、當街吵架、隨地吐痰等現象,這些在中國很常見。」王冉的朋友也說,接觸完台灣人再回到中國「會覺得中國到處都是『刁民』。」(世界日報2009-01-11) 

20095月一位署名小寶(xiaobao)的網友,以<滴水看台灣>為題發表他的「台北印象」: 

「今年四月,我有幸有一次工作學習機會來到台灣…。本人認為在有華人居住的地方,台灣人,至少是台北的人民大眾在公共場所表現的道德水準和整体的社會文明素質,是全球最好的。值得大陸民眾學習和借鑒。…那些身臨其境的充滿和諧和信任的文明社會值得回味無窮。…我終於感受到台灣發展比大陸快了20年這句話的意思,那裡的一切都比大陸要完善。…台北的汽車和摩托車好像都没有裝喇叭一樣,小寶七天裡,幾乎聽不到它們鳴喇叭。…我所見到的台北服務員們,臉上總是很和氣,很真誠,也很認真,似乎那樣做很自然,很平常,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也不比別人高貴,所以很舒服。…買個包子也都自覺排隊,絕無插隊現象,人與人之間文明禮讓,頗有君子風。正如大陸作家沈寧所寫:在街道上,商店裡,公車上,飯店裡,無論何處,幾乎從未見到一處有人發生爭執,臉紅脖子粗,更别說罵架甚至鬥毆。」「最後想說我們在台北給一個出租司機信任的小故事:周六早上,我們包了這輛出租車去宜蘭及東海岸旅游一天8小時4千台幣,高速開了一個多小時到了傳统藝術中心下車,司機不收我們一分錢,說在門口等我們,若在大陸根本不可能建立這种信任的,至少先付部分押金這麼多門誰知道你從哪個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