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從回憶錄見證台灣人的戰時經驗(1937-1945) 2004-10-26

從回憶錄見證台灣人的戰時經驗(1937-1945)
(參加2004.10.26.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戰時體制下的台灣》學術研討會論文)


前言


回憶錄(memoir)和自傳(Autobiography)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是極重要的史料。回憶錄或自傳是個人以其經歷和觀察寫下來的歷史記述。惟自傳比較著重以作者個人為重心;而回憶錄則側重在外界事件上。回憶錄作者通常是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觀察者,其主要目的在描繪、解釋這些事件。所以,回憶錄經常是歷史研究者藉以了解歷史真象、解釋歷史原由所要參考的重要史料。


再者,歷史研究者要了解歷史真象、解釋歷史原由所參考的回憶錄,通常不只一部而已,而是多多益善。因為一個人的認知能力、記憶能力有限,而且主觀成分、特殊動機也在所難免,如果僅憑一部回憶錄就要綜觀歷史真相、論斷歷史原由,恐有以偏概全,或失之主觀之虞。因此,研究者若能透過多部回憶錄,則可以互相補充、印證、參照,或比對差異,分析異同,如此則較能掌握更多面的歷史面貌,解釋更合理的歷史原由。


本論文以二次大戰期間(即日本所謂「大東亞戰爭」期間)台灣人面臨何等生活為主題,時間斷限從1937至1945終戰為止。研究的途徑則透過回憶錄來觀察。本論文所採用的回憶錄,共有廿部,其書名,作者、及作者出生年如下表:


姓名
出生年
史料名稱
吳維岳
1892
《七十年回憶錄》
杜聰明
1893
《回憶錄》
吳濁流
1900
《台灣連翹》
朱昭陽
1903
《朱昭陽回憶錄》
陳逸松
1907
《陳逸松回憶錄》
黃武東
1909
《黃武東回憶錄》
蔡胡夢麟
1910
《岳帝廟前─台南鄉土回憶》
吳修齊
1913
《七十回憶》
黃紀男
1915
《黃紀男泣血夢迴錄》
李鎮洲
1917
《火燒島第一期新生─一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
楊基銓
1918
《楊基銓回憶錄》
洪文慶
1920
《雞婆伯故事集錦》
鍾逸人
1921
《辛酸六十年》
彭明敏
1923
《自由的滋味》
簡茂松
1925
《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
林彥卿
1926
《無情的山地》
張榮發
1927
《張榮發回憶錄》
柯旗化
1929
《台灣監獄島》
黃華昌
1929
《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
許曹德
1937
《許曹德回憶錄》
上述回憶錄的作者,各有不同的身分、出身、籍貫,以及居住地,年齡層也有不同的分布(以終戰當年為準,年齡從8歲到53歲不等)。希望這樣多元的選材,能讓史料具有普遍代表性。


每一部回憶錄,都是一個微觀的個案,也是一段微觀的歷史。希望透過這廿個微觀的個人經歷與見聞,能與過去宏觀的歷史敘述相印證、相比對。


在「二次大戰期間台灣人面臨何等生活」的大主題下,本文將含蓋以下幾個子題:


一、台灣人如何在皇民化運動下接受洗腦,這種洗腦運動,對台灣人有無產生作用?


二、戰爭期間,台灣人如何被動員?


三、戰爭中,台灣人的物資匱乏造成怎樣的困厄生活?


四、台灣人如何遭受盟機的空襲?採取怎樣的反應?


五、台灣人對日本投降有何反應?


對於以上的子題,本文將進一步探討不同的年齡層有何不同反應。




一、殖民洗腦‧順民茍生 皇民化運動


1937年(昭和12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此時的台灣人,儘管已經被日本統治了42年,而且經過所謂「同化」政策的浸漬,但日本當局仍不放心,所以必須對台灣人加強「皇國的精神」教育,使成為「忠良的帝國臣民」。所以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的治台政策進入新的階段,開始推動所謂的「皇民化運動」。


中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日本對台的統治,進入新階段,恢復軍人總督的統治,改派海軍上將小林躋造就任第17任台灣總督。小林標榜「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統治三原則,皇民化運動自此開始。


第18任總督長谷川清於1941年4月19日,和台灣軍司令本間雅晴共同主持,成立了「皇民奉公會」,成為涵蓋上自總督府各機關,下至全台各級地方政府渾然一體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機關。這一運動的實踐要剛有四,其第一項說:「期其皇民精神之透徹。吾人要信仰絕對無上之國體,貫徹尊皇敬神、皇國臣民之榮譽,全島一致,以努力顯揚肇國之大道。」


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對台灣人民的一項洗腦(Indoctrination)運動。「皇民奉公會」則是其洗腦機關。當時全台600萬台灣人都是它的會員。皇民奉公會的組織甚為龐大,編制幾經更改,據1943年的組織系統,是在中央本部之下,依照行政區域系統,5州2廳各置支部,其次11市51郡各設支會,56街209庄各置分會﹔而市支會下設257個區會﹔衛生分會下設5404個部落會,最下層則設68334個奉公班,以構成運動的細胞組織。此外,尚有許許多多的團體,諸如產業奉公團、文學奉公團、愛國婦人會等等,均被納入「皇民奉公」的體系,人人成為所謂「聖戰」的一份子。


皇民化運動的內容包括: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國語」運動、改姓名,以及志願兵制度。


對於這樣的洗腦運動,在日治時代曾經任職郵局的洪文慶,有一段概括式的回憶:「殖民地統治當局的台灣總督府,為了配合並支援日本政府推動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政策,發起了所謂『皇民化運動』。這個皇民化運動的目的是,要灌輸日本精神和推廣日本的風俗,改變台灣的一些文化和風俗,達到台灣的日本化。台灣總督府以行政命令,並賦予優惠條件為餌,鼓勵台灣人改名改姓,改換奉祀日本人所信仰祭拜的『神龕』。」 [1]


玆分別從「國語」運動、改姓名、宗教改奉等方面,概略敘述,並舉時人的回憶加以驗印。


「國語」運動


在「國語」運動方面:自1910年以後,日語通稱為「國語」。在皇民化時期,大量增設「國語講習所」,鼓勵台灣人講「國語」,以普及日語能力。到了1943年,台灣人已有80%是所謂的「國語解者」(了解日語的人)。1937年4月以後,總督府全面禁止報紙的漢文版。早期師範學校開有漢文課,此時已不再出現。學生在學校裡面被要求講「國語」。在一般社會上,獎勵說「國語」。


日治時代的著名律師陳逸松,有一段敘述他和朋友在火車上講台語,遭日本軍人斥責的回憶:


「有一次,我們坐火車要去台南演講,我們三人坐的是二等車,那時台灣人坐二等車的很少,車廂內只有一個日本軍人,我們三人就毫無顧忌地用台灣話交談起來。在台南下車時,那日本軍人怒氣沖沖地問我們說: 『你們是那裡人?』


『台灣人!』我們不甘示弱地說。


『你們剛才在車上講什麼話?』


『台灣話。』我們照實回答。


『馬鹿野郎!.你們是日本人,你們要講日本話,知道嗎?』那個日本軍人咆哮起來。」 [2]


在這裡我們看到外來統治者透過對本土語言的壓制,來扭轉殖民地人民的身分認同及國家認同。即使連台灣本地的社會精英,也遭語言霸權主義的對待。


日政當局為了獎勵台灣人說「國語」,有所謂「國語家庭」的辦法,對於全家大小都使用日語的家庭,則准予「國語家庭」的優待。「國語家庭」可以享受許多優惠(例如小孩較有機會入小學校、中學念書、公家機關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1937年到1943年間,台北州(包括今台北縣市、基隆市、宜蘭縣)共有3448戶被認定為「國語家庭」。


至於改姓名,也和講「國語」一樣,成為檢驗台灣人是否「皇民化」的重要指標。把漢姓漢名改為日本式的姓名,無疑地,這是做為「真正的日本人」的必要條件。1941年年底,台灣全人口中改姓名的約有1%左右。到了1943年年底,全台灣共有17,526戶改姓名,人數在126,211人,這個數目佔當時人口的2%。


不過,改姓名是採「許可制」,不具強迫性質,條件不夠,還不能當「真正的日本人」。對於當時改姓名的台灣人,吾人若僅以民族主義的觀點來解釋,恐怕無法掌握他們更改姓名的主要動機。


當時還是高雄中學學生的柯旗化回憶說:「戰局對日本愈來愈不利,物資開始匱乏,接著對米、肉、砂糖等食品也厲行管制,施行配給制度。日本人的配給量比臺灣人多,而改成日本姓氏的臺灣人,也比一般臺灣人得到更多的配給。我的父母不會講日語,不是所謂的『國語家庭』,即使想改姓名也沒有資格。」 [3]


柯氏以上的敘述,已經道出了台灣人改姓名之舉,與物資配給的待遇絕對有關。


而張榮發以下的這段回憶,更明白吐露改姓名的最基本動機,其實就是為了在困頓的環境中爭取較好的優待:「戰爭時期物資相當缺乏,糧食都採配給制度,不同等級的家庭領不同的配給;甲等是日本人,配給當然最多;乙等次之,指的是台灣人全家都改成日本姓名,會講日語,並且過日本式生活的『國語家庭』;丙等的配給最少,指的是一般的台灣家庭。當時,許多人都希望成為『國語家庭』,爭取比較多的配給,我們全家也因此改姓『長島』,我的名字也改成『發男』,大家常以日語『HATSU』來喚我。」 [4]


「國語家庭」享受特惠,連子女在升學競爭上也佔優勢,因此「國語家庭」對非國語家庭的子弟造成排擠作用。?華昌提供了一個例子,可供了解,他回憶說:「一九四二年三月,身為改制後的國民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我本來希望多報考公立普通中學。但班導師說,我家既非榮譽之家,也不是國語家庭,只是小麵店的孩子,報考中學不容易,勸我不如報考師範。於是照老師的忠告,報考台北的師範學校。平常努力沒有白費,不論學科或術科,考完我都是信心十足,夢想著雪白文官帽和黃金佩劍,一日千秋盼望錄取通知的到來。但始終沒有金榜題名的消息。 第一次向夢想挑戰鍛羽而歸,只好進入母校的高等科就讀;第二年(一九四三年)三月再度報考師範學校,仍然名落孫山,飲恨而歸。後來與老師討論分析,這兩次失敗應該是受到時局影響,而可歸納為兩個原因:其一就是『國語之家』與『榮譽之家』這兩項籠絡台灣人的措施。前者是鼓勵全家講日語,以及改名換姓為日本姓名.,後者是被徵調做『軍夫』,上戰場替軍隊勞動的人,他的家宅可貼上『榮譽之家』字樣。被審定為國語之家或榮譽之家的子弟,升學也會受到特別眷顧。」 [5]


宗教運動


至於皇民化運動在宗教方面:日本要以國家神道,取代殖民地傳統通行的宗教。要求台灣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在自家奉祀神宮大麻 (由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宮對外頒布的神符)﹔大力推動神社參拜活動。皇民化運動期間,日本人在台灣建造的神社比原來增加一倍以上(日據時代,全台總共有68個神社,其中38個是在1937年到1943年間蓋的)。1942年10月28日台灣神社(位置在今台北市圓山飯店)舉行大祭,28、29兩天內,參拜者達15萬人,破創建以來的記錄。在這套「國家神道」之下,台灣民間信仰遭到局部破壞。


曾在日治時代擔任教員和記者的吳濁流,回憶說:「當時的中壢郡守提倡廢止寺廟,並且寫了一本書叫『神門昇天』。於是,那些御用紳士則立刻唱和、響應這種局勢,忙碌地活躍起來。結果影響所及,波及臺灣全島每一個角落,變成一種社會改革運動。關西街也響應這個運動`命令青年團員把土地公(福德正神)的祠廟破壞。我擔任的團員,受命破壞郊外一所土地公廟的工作。於是,我和青年們準備了紙錢和香,恭恭敬敬地把原委向土地公說明,並且祈求暫時到鎮上的『大和宮』避難。燃了紙錢後,把土地公的神體奉置在大和宮的神桌上,然後青年們就把土地廟全部毀除。這實在是愚蠢的一件事,因為村?堛漱g地公全部毀除,戰爭依然沒有一個勝負的結果。」 [6]


吳濁流上述的敘述,顯示中壢地區的民間信仰遭遇到嚴厲的干預,但是,這種宗教干預的措施,顯然因地方執行者的執行程度寬鬆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而且,皇民化運動並非全面性將所有台灣的民間神祁完全摧毀。以下的史料,可以對照看出。當時在台南從事布業的吳修齊,有這樣的回憶說:「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冬,雙親及弟妹等要疏開﹝疏散﹞返回故鄉時,母親囑我代她每晨往開基武廟奉香參拜關聖帝君,我奉命唯謹,從此不論陰晴,每晨均遵示赴廟上香,祈求閤家平安,雙親大人玉體健康長壽,自三十三﹝1944﹞年底至四十四﹝1955﹞年從未中斷。」 [7]吳修齊當時在寄回故鄉報平安的家書中,曾賦詩感懷:「朝參武廟拜聖神,舉香低首表誠真,只求白髮椿萱茂,高冠巨富讓他人。」可見,在皇民化運動下 ,台灣民間崇拜的廟宇,並沒有遭全面的破壞。


對學子的洗腦


皇民化運動下的國家神學,透過學校教育,發揮得最為透徹。學生的生活規範中,每日到校後,要向天皇肖像行禮,試圖將天皇的神格形象,灌輸在台灣學童心中。每天朝會升日本國旗後,學生必須面對皇宮方向遙拜,並遙拜皇大神宮。小學生被規定每月1、8、15日全校要參拜當地的神社。以下的回憶,可以顯見皇民化教育之一斑─


就讀土城公學校的簡茂松回憶說:「『公學校』自一九四一(昭和十六)年起改稱為『國民學校』(與此同時,日本也從『尋常小學校』改為國民學校。但又區分為日本人就讀甲種,台灣人就讀乙種)進一步強化軍國主義教育。」「每天要舉行朝會,在校長的指揮下,遙拜皇居,齊唱『君之代』﹝日本國歌﹞、升太陽旗、暗誦教育敕語等。」「記得上歷史課(日本史)要暗背始自天照大神至神武天皇以下的歷代天皇姓名;音樂課則學唱日本歌」 [8] 簡茂松回憶當年的皇民化教育,認為「做為殖民地主義的受害者,我們譴責日木的皇民化政策、軍國教育是理所當然。因為即使現在,我也認為幼小心靈真心相信(成為好皇民)的是洗腦教育。」「做為軍國少年為天皇陛下出征是理所當然之事。『教育』這種東西真是恐怖,我們對這種事竟毫不懷疑!」 [9]


家住基隆,甫入小學的許曹德,也留下這樣的記憶:「頭一學期有件事令我難忘,那就是日本人的精神訓話。我們的稚年理解力,當然聽不太懂他們在講什麼,但已經有力感覺到。長大後受國民黨的黨化教育時,發現模式與本質都雷同,始知極權教育的手段有其一致性。日本人這時面臨戰爭,必須灌輸帝國必勝信念,必須加強殖民地臣民效忠天皇、獻身帝國的一套統治宣傳。我們不時聽到皇民化的名詞,天皇神武的神話,日本帝國無敵的頌詞。特別每個禮拜一,全校學生都集中於大禮堂,舉行嚴肅無比的儀式,由日本校長做又長又臭的訓話。訓話前的一幕是向禮堂上佈置神祕的天皇神龕,祠躬、默禱、唸唸有詞,甚莊敬不可侵犯。這種宗教式的神祕崇拜,是一切神話統治馴服人民心靈的有力手段。記得日本小學不過上了一個學期,小小的一年級生,就曾集體排隊到今天信二路的基隆中正公園山上,向基隆日本神社叩拜二次。望若神祕的神社建築,日本祭司唸唸有詞,大家須表無限屈服、集體輸誠。」 [10]


皇民化教育對青少年學子,發揮相當程度的作用。洪文慶說,這種改姓名、改換奉祀日本神龕等運動「引起了老一輩台灣人的反感,但也有一些公教人員,與自稱進步人士和不少青年學生們,自願接受或勉強接受此一改變,甚至有些人自以為榮。」 [11],可見台灣人對於這種洗腦運動,因為年齡層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反應。


許曹德以下這段生動的敘述,正是皇民化洗腦教育在當時青少年學子身上發酵的具體案例:「聽到七嬸說,日本人真惡毒,在曹庭﹝按許曹德的堂兄﹞就讀的學校日夜宣傳忠君愛國,鼓動台灣人參加大東亞戰爭,為大日本帝國獻身偉大的聖戰。七嬸說,日本鬼子要打自己去打,現在不知什麼原因,也把台灣人拉去死,曹庭是我唯一的命根,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但他現在滿腦是學校宣博的大日本帝國天皇陛下,他要投軍從戎,為日本帝國的偉大獻出自己。然後,我注意到橫牆佈滿一排日本政府贈送的奇奇怪怪布條,上面以漢字兼日本字寫著什麼,後來我了解是光榮入伍、志願從軍之類的廢話。長大以後我似曾相識的又一次看到另一個外來政權在台徵兵,以所謂『反攻復國』的神話宣傳欺騙,形式一模一樣。曹庭是我們新竹許氏家族唯一落入日本殖民帝國宣傳,充當砲灰的悲劇例子。」「半年以後,我又一次為母親奔跑新竹,...跪在曹庭哥哥的靈前祭拜、捻香。小靈堂前放著一個白布包裹的方形骨灰匣。我恐懼的凝視著人死竟變成一匣東西,迷惘的望看白布匣子上懸掛的大幅相片,一個英挺漂亮、容姿煥發的青年,竟然從此不見,只餘骨灰一匣。我不能了解這一切,但小心靈中塞滿七叔一家悲傷的淚水。」 [12]許曹德這段回憶,讓我們看到外來政權透過一套國家神學的政治神話(political myth),成功地在台灣子弟身上發揮了政治巫術的作用。


曾經順應日本的皇民化運動,改名竹永茂松,投身擔任日軍台灣軍令部軍屬的簡茂松,也這樣檢討:「對接受教育敕語長大、構得上成為軍國少年的我們而言,最憧憬的是日本軍人和畢業的軍屬的英姿。我們幾個同伴常說:『畢了業,我們也要當軍屬到戰地去。』」「快接近畢業時,校方開始辦理參加軍屆的志願手續。教師當然主動參加,學生們也視為理所當然接受辦理。」 [13] 簡茂松又吐露:「到了十一月、寄來一封掛號信,通知我們『在高雄的港口集合』。我們穿著青年學校的制服,戴上先前買的軍帽就出發了。而且是抱著興高采烈的心情前往報到的,好像參加畢業旅行一樣,當時大家盛傳軍屬的勤務至多兩年,我和家人們完全沒有悲壯的情緒,即便出發之際,也看不見柔腸寸斷的場面。因為日本政府很成功地營造出這種自然的氛圍。」 [14]


大孩子受「忠君愛國」的洗腦教育而去當志願軍或軍屬,低年級學生則被發動出來搖旗吶喊。家住竹南的黃華昌回憶說:「現在我腦裡還歷歷浮現,國小二、三年級時,常被調去竹南車站歡送軍夫出征的一幕。大家高唱台灣民歌『雨夜花』的曲調,歌名變成『愛國軍夫』,歌詞也改為『配戴著紅色布條的榮譽軍夫…』小學生不懂大人離別之情,只管高興地唱著。」 [15]


皇民化的軍國主義教育,確實在青少年的身上灌輸了「敵愾同仇」的心態。柯旗化在回憶錄中就坦白吐露當時他看到日本飛機被盟機擊落的心情:「有一架飛機墜落在附近的村莊,人們好奇地跑去看。機體上印著太陽旗的零式戰鬥機殘骸令人悲傷。疏散到附近的日本太太拿手帕擦眼淚,圍觀的臺灣人則面無表情。我感到一股衝動,假如有格拉曼戰鬥機被擊落而能活捉其飛行員,我會打死他。受過軍國主義教育的青年們恐怕都有同樣的感受吧。」 [16]]


皇民化教育配合著軍國主義,因此學校教育充滿著軍事氣氛。軍事化教育的結果,學校裡面也和軍隊一樣,階級分明,強調絕對地服從。試看許曹德這段回憶:「上了半學期,感到日本教育最令人驚懼的一樣東西,是低年級必須絕對服從高年級。五年級在馬路上碰到六年級,必須敬禮,否則當場吃巴掌,我就常常看到高年級的學生,藉故打低年級生。這種凌虐,每天不停的進行,在下課、在操場、在回家的路上,比較懦弱的,常跪地求饒、叫爹叫娘。長大後我才知道,這便是日本人的階級制度,日本人的軍國主義教育,當時,這些東西曾帶給我小心靈極大的不安、極大的恐懼和無比的厭惡。我覺得,人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 [17]


「聖戰」的宣傳與台灣人的反應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透過宣傳,向台灣人散佈「大東亞聖戰」的必勝。許曹德還未進小學之前,已經留下這樣的印象:「記得就在進小學的前半年,社會氣氛漸趨緊張,不斷聽到小遊伴的家人、街坊人們談起大東亞戰爭,家裡常常有里長保正之類定期送來的『看板』,規定一家家傳閱,顯然,所謂『看板』,就是政令宣傳。同時街頭巷尾,佈滿日本政府的宣傳海報與漫畫,報導日本皇軍在支那戰場的輝煌戰績,日本海軍在東南亞區域、在太平洋對美作戰的無敵消息。」 [18]


日政當局甚至發動社會精英,幫忙宣傳「聖戰」。律師陳逸松回憶當年被動員演講時,如何虛與委蛇的情形:「日本宣傳『聖戰』,要動員有名望、會說話、平時肯替台灣人講話而獲民間信賴的台灣人,出來替日本人說話,結果選出陳逢源(『台灣新民報』經濟部長)、陳金萬(艋舺信用組合總務)和我三個人。這個任務對具有『台灣意識』的我們來說,實在是件苦差事。我們奉命從台北、桃園、台中、台南一站一站的講下去,我的原則是違背良心的話我不講,只好繞著圈子,借題發揮一番,說:『聖戰的意義顧名思義是為人類的理想,為改善人類生活而戰,亞細亞聖戰就是為了要解救亞細亞殖民地的人民而戰。』儘管日本人對我這種教條的說法不是滿意,但也抓不到我的辮子,不能說我錯,只妤啞吧吃黃蓮,無可奈何地認了。」。 [19]


儘管日本當局對於所謂「大東亞聖戰」極盡美化宣傳之能事,然而,台灣人對於中日戰爭的爆發,究竟抱持何等的態度與心理反應呢?以下試從數人的回憶來了解。


家住台北市、出身醫師家庭的林彥卿這樣回憶:「事實上,不管怎麼說,台灣人總是在五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之中成長的,認定『支那』是祖國的人不算少。我家雖然最早被認定為國語家庭,並曾在當時的報紙上受到大幅的報導過,但在支那事變爆發時,家母卻說了:『日本人為什麼要和中國人打仗呢?蔣介石是很偉大的人啊,可惜中國的力量不夠,蔣介石真是可憐哪!」這樣的話。」 [20]


彭明敏在敘述1932年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時(當時彭父彭清靠率家人在東京)有這樣的敘述:「在那些年,我們知道許多關於日本侵略中國和『上海事件』等事情,這些都引起我們很複雜的情緒。日本報紙登載的都是日本軍人崇高的行為和日本為了正義而征服落後中國的故事。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響應這類愛國的情緒。但是,在家?塈畯怮o聽到父母談論英勇的中國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21]


1937年在東京擔任專賣局事業課長的朱昭陽,也有這樣的回憶:「…儘管台灣是被割棄,我認為中國還是我的祖國。而今我上班的國家正在跟我的祖國打仗,看到日本人一次又一次地在歡送他們的士兵上戰場,聽到日本人一陣又一陣地在為他們的勝利歡呼,我置身在東京街頭的人潮之中,卻感到無比的孤單,我默不吭聲,而內心的悲痛真是難於言喻。」 [22]


由上可知,儘管台灣人接受日本的「同化」政策歷有年所,皇民化運動也正開始進行,但是仍有不少台灣人的身分認同是擺盪在「歷史祖國」與「殖民母國」之間,充滿著矛盾與衝突。這種矛盾與衝突,顯然在年長一輩較為明顯,而受過日本洗腦教育較深的年少一輩則不明顯。


隨著戰爭的進行,日本當局在資訊上面的全面封鎖與掌控,台灣民眾無從了解戰況,只能接收日本當局的單方宣傳,所以對於戰爭結局究竟鹿死誰手?勝負成敗如何?台灣人如何看待?


當時年僅17歲(1943年)的林彥卿,後來回憶說:「昭和十八年﹝按1943年﹞十月,台灣海域發生了空戰。在那以後制空權就完全落入敵方手中,對於每天從菲律賓基地飛來的P三八機,這邊的空軍完全無力抵抗。戰敗的色彩明顯濃厚,可是一般民眾並不大顯出民心動搖或是不安的樣子,因為大家都被掩飾事實真相的大本營所發表的公告所蒙矇騙了,我也是一直相信聯合艦隊仍然無恙的。」 [23]


時年18歲(1943年)的簡茂松,也說:「由於長官們說,日軍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每戰必勝,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種悲壯情緒,沒有人懷疑日本的勝利。」「自從對美開戰以來,大本營發表『連戰連勝』的戰訊,我們也真心相信日本已經取得勝利。事實上,是年[1942]六月的中途島戰役,戰況已經有了轉變,但我們是不可能知道的。」 [24]


以上兩位十七、八歲的青年都認為日本不可能打敗仗,也認為一般民眾也有相同的感覺;但是時年26歲(1943年)在台中擔任保甲書記的李鎮洲,則吐露了不同年齡層的不同反映:「許多台灣人在茶餘飯後,談到戰爭的事,就一致認為這場戰爭到最後一定是日本會輸。持這一種看法的人,大部份是三十歲以上的人,二十歲以下的人因為所受的是日本所謂的『皇民化』教育,有的頭筋早已硬化,為人奴隸而不自知。」 [25]


而住在基隆海邊,即將入學的小孩子許曹德,則有如下的印象:「此時﹝按戰爭末期﹞基隆到處是流言,日本人的收音機廣播的是夸夸其言,每天勝利、皇軍到處無敵的一套,但市井流傳的卻是誰家親屬海上觸雷陣亡的恐怖消息。最令人震撼的基隆市場傳出鯊魚肚中竟然發現有人體肢骨、小孩殘骸的駭人消息。這種流言證實海戰慘烈,台灣附近海面船沉人亡一定頻頻發生,否則鯊魚肚中豈有人類的殘骸?」 [26]


從以上史料可以發現,年長一點以及還未深受皇民化教育的小孩,對於戰爭的反應與認定,與正在日本軍國教育下的青少年,有不同的反應。


二、 為誰辛苦?為何而戰?


日本侵華戰爭開啟,在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下,殖民統治下的的台灣人,也開始被動員起來。


軍伕


日本據台以來一直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年12月)之前,台灣人都不須要當兵。不過,在中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秋天起,日本人已開始在台灣徵用軍伕以擔負軍中雜役。之後,台灣人也有部份被徵調擔任軍屬,即陸海軍之雇員、翻譯人員等,隨軍派往華中、華南及東南亞,加入日本的戰地工作。


律師陳逸松回憶說:「這些台灣軍伕被調到戰場上,還沒有資格去打仗,只是做搬運糧食、武器、傷兵和打雜的勤務工作,所以人家諷刺日本軍隊階級的排列順序是:『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伕』。郭雨新當了三個月的軍伕,僥倖平安歸來,他跟我說他雖然是做通譯,但擦鞋、端茶樣樣都來。日本人積極展開侵略,台灣人的災難就更加深沉了。」 [27]


軍伕的徵召,往往透過地方上的「保正」,因此保正握有決定性的權力。鍾逸人回憶說:「戰時的保正很有權,祇要官方需人召伕,都是由保正決定徵召,如果被徵召,便要背井離鄉,別妻離子到遙遠戰場當軍伕。即使運氣好一點的,沒有被派到海外,也會被送到岡山趕造機場,或到海邊掘戰壕。」 [28]


而地方上的警察派出所主管也有將被徵召者銷案的權力,試看吳修齊的回憶:「日本政府因繼中日戰爭之後,再向美、英宣戰,人力奇缺,乃大事徵召台灣人做軍伕,送往戰場當苦力及炮灰,不久次弟尊賢接到徵召通知書,幸他已於數日前遷往佳里,在鎮公所工作,我即往本町派出所(今之民權派出所),向日本警察高原氏取締(主管)報告而消案。當時山田駒一氏任町內會長,我任奉公班長。」 [29]


由上可見,地方上的保正、警察,是當時整套動員機制的基層執行者。


志願兵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原本不要台灣人當兵的政策開始改變。1942年4月日本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向台灣人募兵。「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自開始實施到1945年廢除為止,總計共募得志願兵5,500人。


1942年6月,美國海軍在中途島之役擊敗日本艦隊,戰爭形勢開始逆轉。西南太平洋聯軍統帥麥克阿瑟隨即以『跳島躍進』的戰略發動反攻,此後日軍節節敗退,台灣也倍增壓力。日本當局因兵源缺乏,乃於1943年,又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至1944年7月廢除為止,共募得海軍志願兵11,000人。


林彥卿的回憶,描繪出日本當局透過學校向青年學生鼓吹從軍的一幕: 「在我中學三年級時(昭和十八年)柴田老師率領全校台灣學生到公會堂(現在稱為中山堂)去。首先是演講,內容為:『台灣人和內地人(日本人)一樣可以成為優秀的皇軍的,現在就立刻棄筆執槍從軍吧...。』演講之後放映新聞記錄片『聖戰』。順便一提,陸軍特別志願兵令頒於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一日,志願者極少,」 [30]


林彥卿說「志願者極少」,可能是以他週遭所見的感覺為憑。但實際上,從官方的數字來看,1942年第一回募兵時,共有425,921人台灣人應徵,約等於100名男子當中就有14人申請。而錄取 1020名左右的志願兵,錄取率1 /420;1943年的志願人數更多,共有601,147人應徵,錄取1,008名,錄取率約600分之1。1944年應徵人數759,276人,錄取人數2,497人,錄取率約300分之1。「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第一回有316,097人申請,錄取3,000訓練生徒。從這些數字來看,顯然「志願者極少」的說法,有待商榷。當時台灣人口約600萬,以1944年的例子來看,約每8人(不論男女老幼)就有1人申請當志願兵。如果限於20歲到30歲的健康男子,則幾乎每2人就有1人志願當兵。當時台灣人真的那麼熱烈響應日本的募兵嗎?這個現象,或許可以從以下幾個因素來理解:一、在生活困難、謀生日艱、物資缺乏的情況下,從軍是一條生路,吸引許多窮困的台灣子弟去當日本兵﹔二、地方行政官員以及青年團的鼓舞動員。青年團成立於1920年代,原先功能是對出社會的青年進行再教育,涵養公民道德。戰爭中,青年團成為在地方上動員青年參軍的媒介。地方官員為了爭取成績,也在地方上鼓吹青年申請參加志願軍。有許多人明知不會被錄取,但為了敷衍應付,也報名申請志願兵。況且,在軍國主義的殖民地大環境下,周遭的氣氛逼使許多人非表態不可﹔三、受到皇民化教育的洗腦,錯亂自己的身分認同,以為參加志願兵是愛國的表現,是「島民的最高榮譽」。戰爭後期,台灣也出現「血書志願」的風潮,其中不乏這類受日本教育洗腦的「愛國」狂徒。


徵兵


1944年底,日本戰況更加吃緊,索性在台灣實施徵兵制,1945年年初,日本在台灣全面徵兵,役齡青年均徵召入伍。至同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為止,總計台灣人當日本兵的人數有8萬多人,而被徵為軍屬、軍伕,更多達126,700多人。


許曹德回憶說:「這段期間,從謠言的不斷流傳及日本人下令大量強徵十八、二十歲年齡的台灣人入伍的緊張,開始嗅出不祥之兆。哥哥亦於此時從花蓮回來,被徵入伍。看到母親噙著淚水,叮嚀大哥軍中小心謹慎」 [31]


遠在南洋當軍屬的簡茂松,也「現地徵召」成為正式軍人,他回憶說:「敗相明顯的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六月,日本在台灣實施徵兵制,甚至開始動員學生。徵兵的對象為二十歲的青年。在古晉俘虜集中營的管轄內,包括我在內的六個人都符合這些條件,就被『現地徵召』了。我離開台灣已經三年了,成了『陸軍二等兵,竹永茂松』。」 [32]


台灣人為了日本打所謂的「大東亞聖戰」而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總計有3萬多人。


學徒兵


戰況吃緊的結果,日本當局除了正式實施徵兵制度之外,連在學的青年學生也加以動員,而成為「學徒兵」。


當時就讀高雄中學的柯旗化,有這樣的回憶:「一九四五年三月,美軍登陸琉球,戰爭進入最後的本土決戰。四月,我升四年級後不久就接到警備召集令。我們四年級學生和五年制最後一屆畢業生以及四年制第一屆畢業生,再加上部分三年級學生,一起被編入新成立的高雄壽山學生隊。」 [33]


就讀台北醫專的林彥卿也回憶說:「在我中學一年級(昭和十六年)[按1941]的時候發生太平洋戰爭,因為戰場迅速擴大而使得日軍陷入相當嚴苛的長期苦戰。在軍部須要大量人力的情況下,我們學業就被縮短了。我讀的三十九期變成四學年修畢就和三十八期同時於昭和二十年三月畢業。我又繼續就讀醫專,可是還未上過一次課,就在三月底被徵召為學生兵,駐屯於觀音山。我們被編入的部隊是對抗戰車的部隊,名為荒川隊。﹝中略﹞這部隊的任務是要迎擊由八里岔登陸的敵方坦克,可是聽說所用的對戰車砲是明治時代製造的老式武器,口徑比美軍坦克所搭載的大砲小,所以大家都非常擔心。我們軍隊裹以醫專和醫學部的低年級學生佔大半,此外有數名農學院的學生。每天忙著挖掘戰壕和修繕營舍,有時還要保養大砲和操作訓練,就只有三餐吃飯算是樂事了。」「我的兄弟,除了么弟和妹二人之外,五人全被徵調為學生兵了。至於家父,他白天在台北橋頭的診所看病,晚上才回到疏散處獅子頭(五股庄)。那種情況實在是危險的不得了,因為美機的空襲頻繁,實際上台北橋就受到了轟炸。我們兄弟都在同一期先後被徵調為學生兵,家父也不知到底擔不擔心?寂不寂寞?絲毫沒有驚惶不安的樣子(至少表面如此),家母對家父的冷淡態度好像頗為不滿。戰況一天比一天激烈,終於有一天,在診所當家父助手的男孩也被徵調了,到了這個時候,遭受到失去有力助手的嚴重打擊,家父終於感到不知如何是好而放聲大哭了。」 [34]


民力動員


1943年10月19日,總督府公佈「台灣決戰體制加強方案」,要台灣人徹底動員起來。戰況吃緊的結果,也開始動員一般平民,投入戰備整備的勞動。


鍾逸人回憶說:「『臺灣軍』當局早已下令每個街庄役場(鄉鎮公所)動員人民在所有公路兩旁挖掘鱆魚壕,每隔三米便挖掘一個,由海岸一直挖掘到接近山區地方。」 [35]


當年還是孩童的許曹德,已經留下這樣的印象:「我開始看到左鄰右舍大人滿臉憂愁的表情,他家阿水仔會不會被抽兵、隔壁金滿嫂的丈夫要不要抽籤參加義務工。日本政府在宣傳勝利的背後,似乎知道日本的軍事逆轉,開始準備備戰。因此,台灣逐漸實施抽調民伕趕築工事、趕挖防空壕,這些工事均由百姓自掏腰包、自備糧食義務勞動。我到處聽到暗底下的怨嘆、氣憤、恐懼,但是除了聽天由命,台灣人只有求神保佑一途。」 [36]


動員民間人力往往配合皇民奉公會的名義來進行,所以出現許多冠有「奉公」名義的組織。例如地方上出現所謂的「勞動奉公班」。


不僅動員一般民眾,而且社會領導精英也被動員,分派擔任幹部。例如,當時的名律師陳逸松就被指派參加台北州「勞動奉公隊」的幹部,以下陳逸松的這段回憶,可以看出社會精英被動員之一斑:「為著加強防禦工事的修築,一九四四年五月,台北州成立了『勞動奉公隊』,我屬第一隊,派在坪頂,辜振甫屬第二隊,派到宜蘭。」「我們第一隊有五千人,任務是修築飛機場。幹部都是台灣人的大頭兄,隊長是林熊祥,下設總務、調度、會計、炊事等部,分別由陳逸松、蔣渭川、林宗賢、陳春金擔任部長,隊員都是來自農村十七、八歲的青年。」「我掌管的總務部負責完成工作任務,組織最為龐大,除由黃啟瑞擔任副部長,廖述寅擔任糾察隊長外,下設十個中隊,每中隊五百人,中隊長是由銀行經理或商店老板擔任。每天一大早起床,先整理好隊伍,由我總務部長代理林熊祥隊長檢閱。我頭戴軍帽,有時也配帶軍刀,站在高台上,各中隊按第一、二、三....:依序排列,中隊長站在自己隊伍的前面,糾察隊長當司儀,喊口令向『總務部長敬禮』,行禮完畢,各中隊報告當天的工作概況,然後開始工作,方式和日本軍隊無異。我們的工作是在相思林中造機場,伐林整地,把高處的土壤鏟到底處,再把土地填平,以便飛機起降。這個工事做了兩個月,每天工作十一、二小時,隊員都做得很辛苦。﹝中略﹞新聞記者曾經問過我帶隊的意見,我說:『台灣人過去從沒有一起過團體生活的經驗,我要訓練他們過團體生活。』我內心在想,我如果能夠把五千個台灣人的精神紀律訓練出來,將來有一天我們也可以自己組織軍隊…」 [37]


陳逸松上述提到的許多人物,如蔣渭川,係抗日社運領袖蔣渭水之弟,台北市會議員,經營日光堂書店;林熊祥和林宗賢皆出身板橋林家望族,前者更是總督府評議會會員;陳春金是台北市會議員,經營旅館業;黃啟瑞是京都帝大法學部畢業的執業律師…,這些人士屬社會精英,都成為「勞動奉公班」的幹部。於此可見社會精英被動員之一斑。


日本當局動員民力不只用於戰備整備,也會用於勞軍、鼓舞士氣與「宣傳聖戰」上面,特別是利用婦女從事這方面的事。所謂「千人針」就是一個例子。


試看吳濁流的這段敘述:「皇民奉公會或愛國婦人會的會員們,為了縫製『千人針』,站在街道上,向路過的婦女,要求她們親自一針一針地縫製,送給出征者做為護身符。當他們﹝按指被徵召的人﹞出發那天,開了盛大的送別宴會,祈禱『武運長久』,學校的學生不用說,連老百姓也趕出來歡送。」 [38]


到此地步,不只是人力動員,也是精神動員。


 


三、 物資管制‧生活窘困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所有物資無論是食品、或衣料品都因軍用優先,民間方面日漸缺乏,價格自然隨之攀升。日本當局開始實施統制經濟,對於物價與物資的管制,嚴厲施行。在戰爭的陰影下,台灣人過著匱乏與困厄的生活。


物資統制


從事布料批發生意的吳修齊,最能感受這種物資匱乏、物價控管的局面,吳修齊回憶說:「日本政府為應實際需要而加強控制,各州分設販賣價格查定委員會」,吳修齊還透露,身為「台南州廣幅織物販賣價格查定委員會」的委員兼公定係係長的他,曾因為關廟楊姓棉布零售商囤積數年前向他的新和興布行採購富士絹被扣押法辦,連累吳修齊也遭拘押在新豐郡役所偵查三天始飭回。 [39] 他最後甚至因為戰時的統制措施,企業整合,而遭致失業。


吳修齊回憶說:「民國三十一﹝1942﹞年,日木政府因去年十二月八日向美、英宣戰,引起大東亞戰爭,人力、物力漸見缺乏,前線需求日多,為補給前線的人力與物資,開始企業統合,強制命令各商店停業,並於台北市成立台灣纖維製品統制株式會社,各地區指定代行店,代理該會社配給布疋給小賣組合。新和興商行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指定為該會社織物卸業務代行人第十七號,翌年開始代行配給織物的業務。」「民國三十三﹝1944﹞年,戰爭越來越激烈,日本政府開始整備(統制之意)各代行店,新和興代行店亦不例外。我因此失業。」 [40]


生活窘困


物質嚴重匱乏的窘困,在史料中歷歷可見,試舉兩段相關的回憶來看:


在高雄的柯旗化,回憶他在學生隊中糧食極端匱乏的情形:「糧食極端缺乏,長期間貯存已經發霉的西貢米煮一個飯盒的飯,六個人分吃。大家經常吃不飽。偶爾一頓南瓜裡加些小肉片,就算是豐盛的菜了。」 [41]


住在台北都市裡的林彥卿的情況更慘,他說:「那時物資相當匱乏,尤其是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家裡的女傭及洗衣婦們抓了蟑螂在鍋裡煎了吃。我說:『髒死了!』她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而已。姑且不論味道和營養如何,至少沒有到瀉肚子的地步看來,該是無害的樣子。﹝中略﹞因為糧食不足,我們老是感到饑餓,抓到了青蛙就用火烤熟了吃掉。聽說烏龜能吃,又想辦法去抓烏龜。」 [42]


不過,在鄉村野外因自然環境之賜,偶爾還有一點難得的加菜。例如鍾逸人有一次到小梅(梅山)拜訪友人張為築,就極難得吃到豐餐,他說:「那天晚上為築兄為我特宰了一隻肥雞,又增加一碟鹽酥石蝦、泥鰍酥和醃菜豬肚湯,在戰時物資極端欠乏的時候,能享受到這種豐餐實在也很難得。」 [43]


當然,上述的豐餐,只是戰爭下的異數。一般人的生活,誠如以下柯旗化的回憶,已經哼不出歌了,柯說:「製麵原料的麵粉供給愈來愈少,製麵機也常常停擺。以往一面工作、一面哼著恆春調等臺灣民謠的父親,再也哼不出歌來了。」 [44] 連殖民地人民的哀歌都唱不出來了。


民財榨盡


由於戰爭的消耗,物資嚴重匱乏,日本當局對米、糖、油、魚、肉、青菜實施配給,禁止絲、棉製品,進而強制人民供?金、銀飾品,甚至銅、鐵、鋁、錫…各種民生用品也全部回收以供製造武器。


在台灣總督府上班的黃紀男,回憶說:「當時台灣總督府內設置有『米榖局』,對台灣民生的米榖,進行管制,以便供應作軍糧及輸送日本本土之食用。因此一般人民的生活日行困頓,黑市買賣於焉產生。」「日人除了命令婦女繳交金銀飾品外,連窗台的鐵條、所有看的到的金屬都要敲下來,拿去繳交,以做為作戰軍火之用。」 [45]


這種收繳民間的黃金飾物的情形,吳濁流也有一段敘述,可資佐證: 「日本原以為三四個月就可以打完的戰爭,卻陷入膠著狀態後,只好將錯就錯地硬著頭皮打長期戰了。因此造成外匯缺乏,而為了一時糊塗幹起黃金動員的勾當,向全島人民逼供黃金。這個運動實在是恐怖,全面向大家宣佈凡是暗藏黃金者是國賊,如果不供出來就要接受搜查。萬一被發覺,則受嚴罰處分。因為大家都擔憂被搜查住宅而供出金子。我的內人也只好把一雙金手鐲和結婚紀念的金戒指交出去了,當她要取下戒指時,眼淚便溢出來」 [46]


住在台南關廟的蔡胡夢麟,也有一段敘述「打金子」的回憶,為我們提供活生生的印證:「到了民廿八年﹝1939﹞三月,打得外匯涸竭,就動腦筋到台胞身上戴的金飾,發動什麼『買收黃金運動』,台民稱為『槓金子』或『打金子』」「話說這個所謂『買收黃金運動』在日本本土並沒有展開,在城市中也未強迫。可是在鄉間,僅是一個巡查『部長』(今日的派出所主管),奉了郡警察課長的命令,就要把關廟全鄉老百姓自古以來存下的黃金全部搜括,不管是有紀念性質的金飾或傳家之寶的金質古董,他們都要,而且不准留下一分一厘,並揚言每個老百姓家中的存金早已調查清楚。先一日召集地方上知名人士,」由巡查部長村上「對著眾人大言不慚,說了一大堆什麼日本國傾家傾國要戰爭到底的愚蠢話,和買收金子之必要性的霸道話,最後希望各位的母親、太太、女兒和姊妹們把所有的金子飾物全都獻出,做鄉民的表率。」「第二天,村上這傢伙動用全體警力和壯丁,強迫鄉內生活比較過得去的中等以上家庭主婦全部集中在派出所,又說了一些橫話,結論是明天把家中的大小金飾品全都交出。政府以每台錢五元五角『買收』。天哪!那時每錢黃金的價格不知超出了多少個五元五角,他們日本人哪裡是在『買收』,是在搶劫嘛!搶劫我們台胞嘛!」「他們還強迫庄役場﹝按相當今之鄉公所﹞職員、壯丁團、保正、甲長等,凡是給日本政府工作的台籍人員都來助陣,好說歹說勸主婦們杷金子交出,鬧得全鄉籠罩在愁雲慘霧中,每個人緊張極了。主婦們整天都圍在派出所被逼問,每個家庭都失去重心,生活反常,先生不能安心作事,孩子不能好好讀書,連市場買賣也減少了,街上往日熱鬧的地方,變得冷冷清清,只有日本派出所內外人山人海,交金子的人哭喪著臉進入走出。」 [47]


以上這些回憶,都歷歷反映出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在日本日暮途窮的窘境中所面臨的更大困厄。


四、 死神空襲‧戰火浮生


1943年(昭和18年)3月19日,來往於台灣與日本之間最快、最高級的郵輪─八千噸的高千穗丸,被美軍魚雷擊沈,乘客1,500人全部罹難。這說明了台日間的航線已被盟軍控制,台灣的危機已從海上逼近。同年11月25日,美軍的飛機終於進入台灣上空,首當其衝的是新竹的日軍基地。新竹的飛機場、鐵路設施,遭受大規模的猛烈轟炸。一個半月後,1944年1月11日,美國軍機轟炸高雄、鹽水等地。太平洋上的戰火,終於延燒到台灣島上。


空襲


在戰火的蹂躪下,被派往海外的台人,隨時冒著坐船遭盟機炸沉的危險;在島內的民眾,則天天躲避盟機的空襲,朝不保夕。誠如吳修齊的喟嘆:「台灣老百姓受盡各種折磨與困苦,不但物資非常缺乏,精神上的痛苦更是難以儘述。在此期間,我因公務不得不經常出門,一出門能否平安回家,誰都不敢保證,如往日本採購,單程三晝夜,往復六晝夜,常遭美國飛機掃射及潛水艇襲擊,因而不幸葬身魚腹或成為大海中冤魂者不乏其人!也常常騎腳踏事往返新頭港仔與台南間,或新頭港仔與二重溪(大內庄之山內)間,途中遇美機低空掃射無處可避,緊急間不管有否泥水,就地爬進道路下的排水暗渠避難者,不知有幾次?」 [48]


在本文所採用的回憶錄中,敘述到自己或親人的坐船遭盟機炸沉的情況有二:


其一是,被錄取為「陸軍少年飛行兵」的黃華昌,所搭乘的「富士丸」在開往日本九州的途中遭美軍魚雷擊沉,黃華昌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一段栩栩如生的「怒海逃生記」。 [49]


其二,張榮發在回憶錄中提到,其胞兄曾因為所搭乘的船隻遭盟機擊沉,漂流海中,所幸獲救。但是他的父親,卻難逃船艦遭擊沉而喪生的厄運,時間在1944 年。張榮發回憶說:「全家疏散以後,我收到父親過世的不幸消息:當時因為日本佔領美國在菲律賓的屬地─禮智島,父親行走的補給船『昭南丸』在航經禮智島附近時,被美國盟軍突擊沉沒。據現場的目擊者說,父親在沉船後仍奮勇游水登上禮智島,但不幸被當地土著游擊隊誤殺」 [50]


至於盟機開始空襲台灣,台灣人躲避空襲、慘遭戰火蹂躪的經歷,必定成為那個時代每一個寫回憶錄的作者永遠不會磨滅的記憶。以下,我們分別列舉這些重要的人生紀錄:


任職在高雄的詩人吳步初,這樣寫著:「﹝1944年﹞八月三十一日,夜九時盟機來炸高雄市,約間隔十五分作波狀來襲一次,目標在港灣與軍事施設,午夜始罷。十月,盟軍開始反攻,以艦載機來炸,遍及全省,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之間,斷續投彈幾十次,不知其架數,但覺漫天機群,市民俱避入防空洞,不敢出頭,連續一星期始歇。」 [51]1945年的記事,吳步初又這樣紀錄著:「支部辨公室,被盟機炸壞。三月六日又被燒夷彈燒毀,除公物不算外余所有藏書家具,盡被火神爺接收而去,誠一大損失也。」「盟機除斷續投彈外,每夜自九時至破曉之間必頻頻來襲,雖不盡投彈,至此,除機場、港灣,工廠地帶已無完膚外,市中心悉數波及,市民各自疏散,全市死寂,日高射砲無靈,一任來機投彈,如入無人之境。」「盟機來炸,除高雄基隆兩市,已成廢墟外,台北,新竹,台中,嘉義,台南等大都市,亦已傷痕累累,小鄉鎮如南投,雖止投彈一二次,以機槍掃射者,時有所聞,每次投彈 或掃射,必有死傷,商賈廢業,農夫罷耕,學校停課,民不聊生,其狀極慘。」 [52]


同樣住在高雄,被編為學生兵的高雄中學學生的柯旗化,這樣回憶著:「1944年暑假最後一天的8月31日,我正點著油燈,一直到半夜還在敢作業,忽然聽到空襲警報大作,遙見一批來自中國大陸的B24轟炸機,一波接一波地超低空轟炸高雄港。碼頭的倉庫被炸中,連續燃燒了三天。從此,B24幾乎每晚都來空襲,後來甚至白天也來。」 [53] 「﹝1945年﹞B24每天從菲律賓飛來空襲,我們戲稱它們為『B24的定期航班』。五月三十日,大批B24從早到晚,一波波不停地轟炸壽山。」 [54]「有一天早上警戒警報聲響起,我匆匆趕向學校。接著聽到空襲警報聲,我立刻跳進牆邊的防空壕。防空壕是洞穴式的,且不太堅固。大型轟炸機大隊的引擎聲愈來愈近,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隨著炸彈的爆炸聲,地面搖動。防空壕裡面只有我一個人,孤零零地,想到今天也許會被炸死,背脊直冒冷汗,求神保佑也屬徒然,我默默地咬緊牙關,與死亡的恐怖搏鬥。」 [55]


柯旗化描述學生兵被炸死的情形:「第一小隊的七個隊員從早上就到市區去搬取建材。每人扛著木材和鍍鋅板正來到登山口時,忽然聽到B24的引擎聲和炸彈豪雨似落下的聲音。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跳進路旁的防空壕而死裡逃生。跟在後面的六個人驀地趴在地上,但已來不及了。其中五個人當場被炸死。與我同班性情溫和的鹿野,腰部被彈片挖了一大塊,昏迷不醒,流血過多而死。比我高一年級,已經改姓岸本的宋朝明也死於這次轟炸。他的父親聽到惡耗急忙趕來中隊部。身為醫生的宋君父親默默地用手帕擦拭宋君臉上的泥土。同學們看到這情景不禁眼睛濕潤。」 [56]


當時在台北擔任記者的吳濁流,描寫躲避空襲的情形,說:「我們縮著身子躲在防空壕?堙C隨若飛機引擎聲接近,擔心炸彈掉下來,人人怕得什麼似的,膽子小的母子緊緊地抱在一塊,渾身顫抖。白天,我每次聽到警戒警報就躲到防空壕?堙A夜?塈琤i懶得起來了,在四蓆半的房間?婸X被大睡,把命運交給老天。」 [57]


在嘉義的長老教會牧師黃武東,也有這樣的記憶:「疏開後不久,一天,只見一大群聯軍機隊又來空襲嘉義,因聯軍探悉嘉義市區房屋為防地震多係木造,竟在市區投襲大量燒夷彈,轉眼間市區頓成一片火海,市中心所有建築物付之一炬,我們遠在步行二小時的鹿麻產,都看得見嘉義方面天色大紅,大火連燒三日三夜,無法撲滅。大轟炸後,我立即趕回嘉義,看到禮拜堂尚存,但見全市三分之二建築物全毀,市中心災情尤其慘重,從火車站到東門圓環噴水池全部夷為平地,只剩幾支水泥柱歪歪斜斜的立於灰燼瓦礫中,滿目瘡夷,慘不忍睹。」 [58]


不僅大都市遭盟機空襲,後來連一些鄉鎮也成為空襲目標了。試看鍾逸人這段回憶:「一九四五年七月中旬,一個星期天上午九點多,我從員林站搭乘經溪湖往鹿港的明治製糖會社小火車,準備陪青果會社駐員林主任廖水木去看幾位大戶。不意,車剛過巫厝,即遭三架B25襲擊。因為事前沒有警報,火車準時開出......。我因為前夜晚睡,早晨又不到六點就給來自竹崎和朴子吳、陳二君吵醒。因此一上車,便閉目打盹。矇朧中彷彿聽到爆炸物巨響,參雜在機槍的射擊聲之間。霎時哀號四起,火車也傾斜,揉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