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蔣介石與二二八事件 兼論其責任問題 2002-02-21

壹、前言

二二八事件雖然是一個歷史的課題,但是由於它的影響以及懸而未決的問題,一直延宕至今,因此,它又是一個政治課題。政治課題必然會帶動歷史課題的討論;而歷史課題的討論,也可以提供政治課題的解決。例如,導致二二八事件會有如此重大的傷亡,以及造成全島的社會菁英幾乎在同一時間被消除殆盡,最重要的關鍵人物是誰?這個問題的檢討,過去因受政治環境的限制,往往避重就輕,或有所隱諱。論者每每將造成二二八事件重大傷亡的責任,推給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等人。然而,陳儀已於1950年遭槍決;柯遠芬長期避居國外,且已於去年過世;彭孟緝也已垂垂老矣。責任由他們分攤,政治課題似乎單純化不少,然而歷史課題卻因此更加模糊。

陳、柯、彭等人固然有其不可旁貸的責任,但是除了他們之外,並非不再有可議之人。筆者以為,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此事件中的許多處置決斷,亦不無可議之處。本文的主要目的,在討論二二八事件中蔣介石的角色、其對時局事態的認知,以及他的一些決斷所造成的影響,進而討論他在事件中的責任問題。

此處所謂「責任」問題,可分「政治責任」和「歷史責任」而言。然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已屆半世紀,而蔣介石也已過世二十多年,則所謂政治責任,對於已死去的蔣介石而言,毫無意義。蓋因已死之人,自無須負任何政治責任。然而,人既已蓋棺,自無法逃於後人之自由論斷,因此,有關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問題,自然指的是他在此一歷史事件中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此即「歷史責任」的討論。如果時光倒流,回到蔣介石主政的時代,此一「歷史責任」則成為他應負的「政治責任」(雖然他未曾負過任何政治責任);而他當年應負卻未負的「政治責任」,在時過境遷的今日來看,則成為吾人討論的「歷史責任」。

貳.事件前的不當措施

一、總督獨裁制的復活

1945年初,二次大戰漸入尾聲,台灣將於戰後受中國國民政府接管的態勢亦漸明顯。是年的2月,蔣介石主導的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班」。在成立會上,蔣介石致詞說:「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吾人接管之後的治績,若不能超過日人,甚或不及日人,皆為莫大之恥辱,不僅有違諸生來此學習之目的,而且對不起國家民族。」

蔣介石對於「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這一認識,大抵是不錯的。質是,對於治績不錯的台灣,應以什麼態度來接管,這是一項重大的考驗。過去,蔣介石未曾料到台灣會成為他主導的政權所管轄的土地,甚至到了對日抗戰前,蔣介石都還援引過去孫文的談話,將台灣和朝鮮相提並論,贊成朝鮮和台灣兩地的同胞能恢復獨立自主。[1] 因此當大戰接近尾聲,而接管台灣頓成定局之時,對於如何接管台灣,顯然有措手不及之感。雖然已意識到「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但他對台灣的了解,其實仍相當有限。此時,「台灣學」確是蔣介石亟需加緊充實的課業。

雖然蔣介用以了解台灣現況的管道不多,但當時投奔在中國的一些台籍人士(俗稱的「半山」)的意見,應該是蔣介石用以了解台灣的最佳管道。當時,半山人士在重慶創辦有《台灣民聲報》,自1945年4月16日創刊至10月7日總共發行十期,這份標榜「擬請祖國人士正視台灣民眾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標」的半月刊,在蔣介石政府接管台灣的前夕,向蔣介石當局提出許多有關接管台灣應注意的寶貴意見。試舉其中重要建言如下:

曾經在二○年代馳騁於台灣的社會運動場的謝南光(春木),呼籲要制定台灣省憲、實行台灣的地方自治,他說:

「任何軍政府不能得到人民的協助,它的軍力怎樣雄厚也是空的。我們首先要取得人民合作就要實施憲政,實行地方自治,尤其是民主主義運動有了五十年歷史的台灣,地方自治有廿五年歷史的台灣,不尊重人民的自治,政治就不容易上軌道,反容易造成各種混亂。」[2]

任職軍委會政治部台灣義勇隊區隊長的謝掙強,也發表類似的看法:

「為要保持台灣原有的繁榮與進步,為要爭取台灣人心的內向,我主張要將台灣提早實施憲政,以作國內各省實施憲政的示範。...台灣人民受教育的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遠較國內普遍,文盲極少,且其程度也較國內為高,同時已有廿五年的地方自治的經驗,...」[3]

署名「孝紹」的作者,更把六百萬台灣人民比擬成留日學生,要蔣介石當局善待他們:

「要祖國上下以留東五十年老留學生看待台灣人民。這觀感非常重要。倘如以日本殖民或日本奴隸(一般台灣人都具有反抗精神的)看法對付台人,那麼中國之收復台灣,就無異中國之殖民台灣了。...要之,台灣人民是留東五十年的老留學生,確非誇張其事。五十年學習日本的科學技術,現在已有可觀的成就,耕田人懂的改良種子,增加農產的理論和實際,工人不但懂得運用機器,還可配修機器,甚至製造機器,對於複雜精巧的機器,譬如飛機艦艇,能駕駛者,既大不乏人,其能製作配備者亦大有人在,其他等等,真是不遑枚舉。好了,不久之將來,這一大批老留學生快要畢業回國了。祖國應該好好地看待他們,不宜再有歧視輕蔑的心理。」[4]

以上這些建言,若能聽進蔣介石的耳中,或許後來不致於有形同日本總督府復活的「行政長官公署」制的出現,對台灣也許也不致於造成往後那麼嚴重的差別歧視。然而,這些建言,顯然沒有對蔣介石產生作用。

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隨即設立與中國大陸各省制度迥異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蔣介石於1945年8月29日親筆特任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又於9月7日特派陳儀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9月20日公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行政長官公署受中央的委託,得辦理中央行政。行政長官公署對於在台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並可在職權範圍內發佈署令及制定單行規章。長官公署制度與各省的委員制不同,各省的省府實行合議制,委員與省主席同為簡任官,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各處及秘書長都是行政長官的幕僚人員,都是簡派。所以,戰後台省行政長官制係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於一身的特殊化統治方式,誠 如學者鄭梓所評論的:「對照於戰前日據下的台灣總督,則不論其象徵性的地位抑或實質上的權力運作,又都極為類似。」「長官公署兩面性的隔離治台政策不過是在保障部分大陸的舊官僚、舊政客一方面跨海掠地以鞏固派係地盤,並嚴防其他各路勢力的入侵及搶奪,另一方面則便利迎合中央當局的強徵調取以投入內戰。」[5],所以戰後台灣即進入特殊化的統治時期。[6]

這種「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的設計,幾乎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無怪乎半山人士連震東當時就為文告誡:這將使台灣人民產生「總督制復活」的錯覺。[7]台灣民眾當時也以「新總督」來稱呼行政長官陳儀。

被稱為「新總督」的陳儀,後來曾經為這種備受詬病的新殖民體制辯稱說:

「人家攻擊我在台灣不該實行政治建制和經濟建制的特殊化,其實這是主席[指蔣介石]交代我的兩項根本政策..」[8]

誠然,造成這種新殖民體制在台灣延續,蔣介石是難辭其疚的。其中,除了因為蔣介石對台灣的無知之外,也可能係因其對台灣的輕視。丁果就曾經這樣評論:

「戰後初期,台灣在蔣介石看來並非那樣地重要。在大陸上的重要省份及都市的「接收」工作均由蔣氏以親信行之,而在台灣,可以想見,便以非嫡係的陳儀行之。舉一例以明之。主要為陳儀所負責擬定的「接管計劃綱要草案」,於完成之後便被束之高閣,遲遲未作審查。其後發表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時,草案未經慎重討論,便逕由最高國防委員會草草通過。由此事或可略窺台灣之不受重視。」[9]

二、草率派「賊仔兵」駐台

除了在台灣建立起讓台灣人大失所望的「行政長官公署」制之外,蔣介石選派駐台部隊之草率,亦有相當可議之處。蔣介石既然知道「日人治台多年,成績甚佳」,理應派素質最好的部隊(如青年軍)來台,以免有礙觀瞻於充滿期待的台灣人民,更可免正在熱烈迎接祖國的台灣民眾因受騷擾而致心碎。然則,蔣介石未能聽進滯留中國的台籍半山人士的意見,結果派遣一支軍紀敗壞的七十軍來台,造成台民極度的反感。

七十軍的軍紀如何敗壞?且看當時擔任憲兵第四團團長的高維民,對七十軍的一段回憶: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裝到台北各地走過,發現這個地方秩序井然,現象真好,並從新職人士中得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商店訂價後不作興討價還價,店東可說是童叟無欺,對每個人都很和藹、誠實。風氣太好了,我非常感動。但是七十軍的部隊實在太糟,該軍在基隆未下船前,雖有零星上岸,披著毯子,拖著草鞋,隨便在船邊大小便者,而因範圍小,影響不大,正式下船時,雖然整隊而行,其服裝破爛,不堪入目,於夾道歡迎的人群中,頓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軍是先我一週來台的。這些兵於十月廿五日開始接收之日放出來以後,問題多了。...[中略]當時台胞普遍都騎腳踏車,譬如到郵局辦事,都把車停在郵局前面的車架?堙A那些兵一看沒鎖,也沒人看,騎了就走。[中略]那時候沒鐵門,也沒有圍牆,只是用幾塊石頭,圍成院子種些花草,也有少數士兵一看屋?堥S人,跑進去拿東西,這在過去從來沒有的。還有,不守秩序,他們習慣的坐車不買票。搭火車不走正門,從柵欄上就跳進去;上車也不走車門,從車窗就跳進跳出。當時只有一家大陸口味的大菜館蓬萊閣,該軍一少校參謀吃飯時,對女招待動手動腳,惹起反感,乃開槍示威。」[10]

隨七十軍來台的軍人作家張拓蕪說,台灣民間稱七十軍為「賊仔兵」。且聽張拓蕪對這群所謂「賊仔兵」的一段敘述:

「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是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這個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11]

派遣這種軍隊入台,造成對台灣人民心理上的極大創傷。這是蔣介石自始至終所不曾檢討反省過的一大失誤。

三、對台灣民意無知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終於帶來政治與經濟的全面壟斷。台灣人民在經過短暫的慶祝「光復」、迎接「祖國」的狂歡之後,逐漸收斂起他們天真的笑容,開始面對經濟的蕭條與凋蔽,目睹政治的腐敗與不公、飽嚐社會的動盪與不安、忍受軍人的欺辱與騷擾...。終戰隔年的台灣,民心之向背已有極大的轉變。然而,蔣介石顯然沒有能力去了解當時台灣民心的轉變。

1946年10月21日起至28日,蔣介石親臨台灣做了為期一週的視察,這應該是他接近台灣民眾、探查台灣民謨、了解民間疾苦的好機會。當時由林茂生主持、黃旺成擔任總主筆的《民報》,以<迎迓蔣主席蒞台>為題,發表一篇語重心長的社論,該社論借歡迎蔣介石之便,夾帶提出訴願。社論中說:

「我們台胞之歡迎蔣主席,是有特別的意義和感想。」「...今得主席親臨台疆,其喜不言可知。...光復以來,已經過一年餘,因由祖國移來不少的壞習氣,加之貪污案情續出,而且有以征服者之對待被征服者的優越的態度,使台胞們發生了極大的憤懣與不快,甚至有生起悲觀,放棄了對於將來的希望。此或免不了有性急之嫌,但可以推察台胞們是期待過大,故有這樣的失望。...倘使為政者能明察台胞們的隱衷,善用其愛國的熱情,致信起用,如目前視為難事的維持治安,救濟失業,增加生產,抑平物價,振興農村,運營工廠等事,又何難實現?主席甫臨本省,在表示滿腔熱誠的歡迎之中,夾談了許多帶有訴願之意的情事,或許要被斥為野人不知禮,唯因抑不下愛台灣愛中國一片的熱情,所以顧慮不了體裁,略陳台灣的概況及人心的好惡。想主席關心民謨,既於政務多忙之中,特地來臨,必有裨補於台灣時艱,以慰台胞們的渴望。」 [12]

然而,蔣介石對這類民間輿論,顯然視而不察、置若罔聞。在他來台「視察」期間,只看到他不是祭拜忠烈祠,就是到日月潭、紅毛城、基隆炮台等名勝古蹟尋幽訪勝,要不然就是接受民眾歡迎歡呼、接受高山族歌舞致敬...。[13] 他並未能真正了解台灣人民的心聲。「光復」以來台灣民心之向背,他不僅絲毫不能體察,反而還在他的日記中,得意洋洋地自我滿足於他巡視台灣的「收穫」。在10月26日記本週反省錄中,他這樣寫到:

「台灣尚未被共黨份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余此次巡視台灣,在政治上對台灣民眾之心理影響必大也。」

10月31日記本月反省錄中,他又記載:

「巡視台灣之收穫,較諸巡視東北之收穫尤大,得知全國民心之所向。」[14]

蔣介石實際上對台灣的民心一無所知,卻自以為來台灣走一趟,必能對台灣民眾心理產生影響,這正是獨裁統治者的心理通病。

參.事件中的不當處置

蔣介石視察台灣的四個月後,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

真正釀成二二八事件的重大傷亡,並不在事件爆發初期(2月底3月初)的抗官民變,而是在3月8日晚上國府軍廿一師軍隊登陸台灣之後所展開的一連串鎮壓與屠殺,以及隨之而來的所謂「清鄉」。而配合「綏靖」與「清鄉」的同時,全島各地的許多社會菁英很明顯地遭到有計劃的捕殺,造成台灣社會難以彌補的損失。在此過程中,蔣介石的處斷,有無可商榷之處?

一、聽信特務一面之詞,貿然出兵

據陳儀的報告,二二八事件自發生起至3月6日之間,共有兩次電文呈報蔣主席,第一次及28日向蔣介石簡報事件之發生及實施臨時戒嚴情形,由於該摘錄電文中未提及派兵之事,無從判斷有請兵之事。第二次電文係於3月1日發出,雖然內容不詳,但其給蔣氏的印象是情況並不嚴種。[15]

但據當時台灣警總參謀長柯遠芬稱,3月2日陳儀言已電請主席派整編二十一師一個加強團至台。[16]

又據一位當年在陳儀身邊負責收發信件的人員舒桃(本名舒元孝)指出[17],1947年3月1日早上,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來面見陳儀,要求指示處理群眾聚集的方式,陳儀表示要等候蔣介石命令,隨後事態愈形嚴重,柯遠芬要求動武,陳儀只得發電報向蔣介石請示,晚上即傳來回電,舒桃經手該電報,親眼看見該電文中寫明「格殺勿論」「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等字。

在目前可查到的史料中,雖無上述舒桃所言之資料。不過,蔣介石這種「格殺勿論」的處斷方式,並非無前例可循,試看1936年西安事變前,中國的愛國學生在西安市示威請願時,張學良替學生向蔣介石請命,蔣介石卻怒斥道「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18] 揆諸蔣介石過去這種迷信赤裸裸暴力的性格,他在面對「新征服區」台灣的群眾抗議事件,可能採取「格殺勿論」態度,似乎也就見怪不怪了。

自3月1日凌晨南京中統局接到台灣調查統計室的十萬火急電文,報告事件的發生起,以後每天急電二次,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向蔣介石主席建議加派勁旅三師赴台。中統局刻意強調事態之嚴重,例如5日電稱參加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徵用之海外回來浪人,全省計約十二萬人。憲兵團長張慕陶亦指稱台灣局勢已演變至「叛國奪權階段」,地方政府完全失卻統馭能力,暴民已收繳各地軍警武器,總數在四千枝已上,而指責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19]

但是蔣介石並非只接到在台特務單位的單方面情報,在另一方面,三日上午「二二八事件事件處理委員會」議決上電蔣主席報告事件真相,旋於下午四時以台灣省民眾代表大會之名義上電,指控長官公署放任軍警胡亂開槍,射殺民眾,惹起省民公憤,光復以來政治惡劣,不法橫行,屢經省民要求改善卻一無效果,籲請中央速派大員來台調處以平民憤,並速實行地方自治[20] 同日(3日),台灣旅滬同鄉會理事長李偉光代表也上書蔣介石,請求徹查慘案真相,嚴懲慘案造成的法律和道德責任,以及澄清吏治,以新台人耳目。[21] 由上可見,蔣介石在同時也接到來自台灣民間的意見與聲音。但是,很明顯的,他只聽取在台情治單位的片面之詞,而對於民間的聲音,似乎置若罔聞。

3月5日,蔣介石已決定派廿一師赴台。根據廿一師師長劉雨卿後來的回憶,劉在3月5日即已接奉蔣介石的命令:「師屬各部應立即準備赴台」,3月6日,劉雨卿飛抵南京謁蔣介石,蔣面授機宜,並發給六百枝手槍。3月7日午前,劉雨卿由南京乘美齡號專機飛台灣旋即晉見陳儀,面陳蔣介石的意旨。[22] 3月5日,蔣介石以急電告知陳儀,已派兵一團及憲兵一營,限於3月7日由上海出發。[23]

3月6日陳儀又再度呈報國府主席蔣介石,在電函中表示駐台兵力不足,明白要求中央派兩師的軍隊來台「消滅叛亂」,以下是這通電函中,請求派兵的幾段關鍵語:

「自二月二十七日事情發生,奸黨、御用紳士等,即乘機鼓動排斥外省人反抗政府。緝私誤傷人民,就事論事,本甚簡單,民眾如有不滿,請願可也,提出意見可也。但此次事件發生以後,即發生下列行為,毀壞公私器物,毆打外省人(此次外省公教人員吃虧甚大)散布謠言,奪取槍械,包圍縣市政府,可知其決非普通民眾運動可比,顯係有計畫、有組織的叛亂行為...此次事情發生後,職之處置甚感困難。就事情本身論,不止違法而已,顯係叛亂行為。嚴加懲治,應無疑義。惟本省兵力十分單薄,各縣市同時發動暴動,不敷應付。...[中略]...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

因此陳儀在電函中向蔣介石要求:「台灣至少需要紀律嚴明,武器精良之國軍兩師,派大員主持。...[中略]...為保持台灣使其為中華民國的台灣計,必須迅派得力軍隊來台。」

同樣在3月6日陳儀呈電請兵的當天,台灣省全體參政員復緊急上電蔣介石主席,重申光復以來公署嚴重失政,積成民怨,以致爆發事件;要求根本改革台政,以符合地方自治和保障人權的規定;籲請速派大員來台協同處理,勿用武力彈壓,以免事態擴大。[24] 同日,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電呈事件經過,表示除嘉義尚有軍民衝突外,其他各地秩序已漸恢復,但省民殷望徹底改革台政,擁護中央熱誠如故,請中央「速決治台方針,簡派大員來台處理,以免事件擴大,貽笑外人。」[25]然而,蔣介石對於這些來自台灣民間的聲音,依然不予理采,因此絲毫未改變其派兵的決定。

蔣介石在決定調兵來台的當天,台灣的「叛亂」是否更加激烈化而致非派兵來台不可嗎?以下,我們來檢視一下3月5日全島各地情勢狀況。根據翌日(3月6日)《台灣新生報》的有關全島各地情勢狀況的新聞標題-

「市內商店全部開市/交通均恢復 學校照常上課」(一版)

「台中市連日情況/市區秩序已恢復」(二版)

「台南市內以告平靜/軍政民共同商洽處理辦法」(二版)

「花蓮民情極為平穩/軍隊自動撤回兵營/憲兵表示不甘涉民間行動」(二版)

「彰化曾一度騷動/三日秩序完全恢復」(二版)

「嘉義群情不安/陳少將抵地接洽/紅毛埤方面衝突停止/機場衝突尚未告平靜」(二版)

以上新聞,除最後一則的嘉義地區之外,其餘都顯示出各地秩序已在恢復之中(這是二二八事件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各地分會連日來經過協商調處,有以致之),但在各地秩序逐漸恢復的情況下,蔣介石卻聽信陳儀及在台情治人員的一面之詞,冒然派兵來台。

二、不理國際警訊,卻諉過於人,放縱陳儀

當蔣介石派兵赴台的消息傳出,台灣社會上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候,在台北的美國領事向其駐南京的美國大使館請求即刻派飛機到台灣接運其眷屬離台,因為他們認為軍隊一到,情勢必將惡化,在台美僑勢必遭池魚之殃。為了此事,美國駐華大使特於三月七日向蔣介石查詢有關消息。此外,上海的台灣人民間團體「台灣省政治建設促進會」也透過外國領事館轉一電給蔣介石,籲請蔣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惡化。但是,面對這些重要的警訊與民間反映,蔣介石不但「置之不理」(蔣自己的用語),而且將他「置之不理」的態度,還特別電告在台灣的陳儀。以下是這通電文的全部內容 (原文無標點):

「台灣陳長官:據美使館接其台灣領事來電稱,請美使即派飛機到台灣接其眷屬離台,以為今後台灣形勢恐更惡化云。美使以此息告余,一面緩派飛機,一面覆電問其領事究竟如何云。又接台灣政治建設促進會由外國領館轉余一電,其間有談勿派兵來台,否則情勢必更嚴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動分子在外國領館製造恐怖所演成。近情如何?盼立覆。中正」[26]

派兵本就不該兒戲,其後果結局將會如何,早該做預先評估。對於原本誇大不實的特務情報不能明察,已屬失誤,更何況外國使館及台灣民間團體提出重要的警訊,蔣介石不但不加謹慎檢討,反而「置之不理」;不但「置之不理」,而且還反過來責罵人「反動分子」、「製造恐怖」;不但罵人,更且把他罵人的話電告陳儀。陳儀在獲得援兵之後,已經有恃無恐,如今再接到這種鼓舞的電文,他當然就更加明目張膽了。

三、牽強的派兵藉口

蔣介石又於3月10日的「總理紀念週」上,對二二八事件發表談話指出:

「緣自去年收復台灣以後,中央以台灣地方秩序良好,故未多派正規軍隊駐紮,地方治安悉由憲警維持。一年來台灣農工商學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與擁護中央精誠之表示,其愛國自愛之精神,實不亞於任何省份之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調往南洋一帶作戰之台人,其中一部份為共產黨員,乃藉此次專賣局取締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憲政即將實施,而且台灣行政本應早復常軌,故凡憲法規定地方政府應有之權限,中央儘可授予地方,提前實施。陳長官秉承中央指示,以公開宣佈定期改設省政府,取消長官公署,並允於一定期限內,實施縣長民選,全台同胞皆對此表示歡欣,極願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該省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突提出無理要求,有取消台灣警備司令部,繳卸武器由該會保管,並要求台灣陸海軍皆由台灣人充任,此種要求已踰越地方政治範圍,中央自不能承認,而且昨日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相繼發生,故中央已決定派軍隊赴台,維持當地治安。」[27]

依蔣介石的說詞,他決定派兵赴台一事,乃是因為「二二八事件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之故。蔣介石所提及的有關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要求,是否真的「踰越地方政治範圍」,估且不論,但是設若其要求果真已踰越地方政治範圍,充其量也僅只是「要求」而已,中央儘可不必答應其要求,何以竟將「要求」視成「叛亂」?世上難道有地方人民向中央政府要求讓他們叛亂的邏輯嗎?若真要叛亂,何須向中央提出要求?

至於蔣介石談話中所謂「昨日又有襲擊機關等不法行動」,亦有待商榷,蓋其所言之「昨日」應係三月九日,然而三月八日下午蔣介石所派的軍隊廿一師已抵達台灣,在基隆登陸並展開屠殺,且軍隊於當晚就進入台北。所以三月九日若真有襲擊機關之行動,也是在軍對進入台北之後的事,既然派兵在先,襲擊機關在後,何以「後事」會成為「前事」之因?真是荒唐至極。

其實蔣介石決定派兵,早在3月5日就已做成決定,當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尚未提出四十二條要求。

四、以「綏靖」為名的屠殺行動

對於一個正在恢復秩序的地區,卻派大兵來「綏靖」「鎮壓」,是一件荒謬的事。事實上,自三月八日大軍抵台以後,軍憲的角色,「屠殺」大於「鎮壓」。因為真正擁兵反抗的地方很有限,需要軍隊「鎮壓」的地區,僅限於嘉義附近、中部一帶而已。其他許多市鎮,儘管出現有民眾挾持警所武器的情事,但有些地區是以維持地方治安為目的,有些地方,雖確屬抗官民變,但在軍隊來臨之前,因地方處理委員會的斡旋調解,早已趨於平靜,因此來台軍隊所遭遇的抗鬥,規模並不大。無怪乎,廿一師一位駱團長在參加此次來台「平亂」後,有感而發道:「此次戰鬥是多年戰場經驗中最輕易的戰鬥,可說連警戒戰都說不上。」[28]然而,對於沒有反抗的民眾進行「鎮壓」,實際就是「屠殺」。試看軍隊一登陸之後,不分青紅皂白,便對民眾胡亂開槍掃射的情形-

根據一位基隆市民向台灣史學者楊逸舟作的目擊證言,說:

「登陸的士兵對著碼頭工人與苦力,未加任何警告就突然用機槍掃射,瞬時有數十名、數百名的工人應聲倒下,悲鳴與哀號四起。市民見狀,便亂奔亂竄,慢一步的人就成為槍口獵物。惡魔突然降臨,橫掃市街,死傷者倒在路面,到處皆是...。」[29]

住在基隆的許曹德,當年約十來歲,軍隊登陸當天,他躲在門縫後,窺見殺戮的場景。以下是他的片段回憶: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軍隊登陸,但聽到風聲,家?媟??繷洸悸龤B防止意外的下午,便聽到南榮市區方向傳來可怖的槍聲、人群奔逃嘶叫聲、軍隊對行人吆喝站立聲、不斷的雙方向射擊聲。從店門的縫隙看出去,看到軍隊舉槍對任何起疑的人物,無論大人小孩一律射殺的恐怖鏡頭。我軟躺在門邊,趕快爬進後面臥房,一聲不響的掩臥在被褥中,母親、大哥也躲到後面天井的醬菜倉庫。直到黃昏,我們仍然不停的聽到外面恐怖的槍聲、機關槍聲、抓人的命令聲、喊冤枉的呼救聲,子彈甚至都打到店門,樓房外牆柱子也感到軍隊槍托的碰撞聲。直到深夜,整個市區戒嚴,平常晚上必然聽到的盲人按摩的幽怨吹笛聲、行人聲、馬路卡車聲,一下戛然而止,化為死城。第二天,恐怖加劇,街上任何人物移動、任何抗拒,當場射殺。我們聽到一批批青年在槍尖下押向市區,看到一輛輛軍用卡車載著面露恐懼的青年駛向市區。我們看到馬路邊從昨天躺臥到現在,今天又增多的一具具屍體。我看到比戰爭時期被轟炸、被飛機射殺的場面,更驚怖百倍的鏡頭:射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我們整天都活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知道這些野蠻軍隊,會不會衝進我們店?媟j捕。我看到媽媽從未如此害怕過,只看她不斷唸大悲咒、唸阿彌陀佛。我們最怕大哥發生意外,他是鎮壓軍隊懷疑的對象。此時,任何二十歲的台灣人,只要踏出門口,休想活著回來。」[30]

美國國務院所刊行的《對華白皮書》中,也曾提到當時軍隊濫殺的情形,茲引一段如下:

「三月九日起,發生廣泛而無差別的殺戮行為。在美國領事館員的宿舍前面,工人並未有任何挑釁行為,就被刺刀刺死。也看到軍人搶奪行路人的錢財。婦女從家中被拉走,老人跑出去抗議,即被兩個軍人砍倒。服務於教會的加拿大籍護士,勇敢地奔梭於槍彈中,搶救受傷的人們。當她帶領負傷者往醫院的途中,軍人從後面開槍把負傷者射死。年輕的台灣青年被綑縛起來,用鐵線貫穿手掌,拉過街道盡端。教會附近,一個小學女教師從後面被擊,被掠奪。有一美國婦人的家,受到附近陣地的機槍的射擊,一 個英國企業家要去救她,子彈貫穿了他的衣服,幸未打中他的身體。另外一個人看到一個騎自行車的青年,被憲兵叫下來,用刺刀刺穿了手掌。有人要躲,有人要逃,可是人們被射擊。軍人看到任何喜愛的東西,即掠奪過來。三月十日,領事館附近萬華一帶,許多商店主人被射擊。」

然而,如此進行殺戮與劫掠的軍隊,在蔣介石的觀念中卻是「秩序亦佳」。蔣在3月10日的「總理紀念週」的發言中說:

「...據報所派部隊昨夜已在基隆安全登陸,秩序亦佳,深信不久當可恢復常態。同時並將派遣大員赴台協助陳長官處理此事件。本人並已嚴電留台軍政人員,靜候中央派員處理,不得採取報復行動,以期全台同胞親愛團結,互助合作。」[31]

蔣介石心目中的「秩序亦佳」的軍隊,被令「不得採取報復行動」,實則軍隊在台的行動,正進行著一場比「報復」更為殘忍的無辜屠殺與劫掠。

五、對社會菁英的有計劃捕殺

更令人痛心的是,全島各地的許多社會菁英名流,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3月9日起)被捕遇害,例如,台灣第一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鍊、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

這些不勝枚舉的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幾乎在3月9日以後的一個月中被捕遇害。他們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部隊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這些人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埵釣獄穧h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足見那是一場有計劃的謀殺。問題是,誰有那麼大的權力和膽量敢決定這種大規模的政治謀殺與整肅?是行政長官陳儀?警總參謀長柯遠芬?還是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抑或是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以他們的職權,誰能承擔這個有計劃的大規模政治謀殺與整肅行動的後果?1992年柯遠芬在美國接受學者賴澤涵的訪問時表示,當時一切措施係依照蔣介石的指示。他說:「當時的局勢雖然有點亂,但只要依照先總統蔣公的指示辦理,執行起來就沒有什麼困難。」柯遠芬是在推諉責任呢?抑或他真在吐露真情?

非常諷刺的是,蔣介石在派兵赴台時,曾給陳儀一通「嚴禁報復」的電文:

「台灣陳長官○ 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 中正」[32]

然而3月9日以後對全島各地社會菁英的大捕殺,正是一場藉機報復的大整肅。蔣介石既然有令在先,「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則事後應該有追究責任、糾舉過失的處置。然而,實際上,事後並沒有聽說有那位主事者因此而以抗命罪被論處,沒有人因濫捕、濫殺、施行報復而遭追訴。陳儀雖於事後被調離台灣,改任國民政府顧問,但隔年6月,又被蔣介石拔升擔任浙江省主席。[33](他後來雖被處決,但罪名係以通匪名義,與二二八事件無關);在「清鄉」期間捉拿不少「人犯」的警總參謀長柯遠芬也沒有受到任何嚴重處分,反而後來還被蔣介石任命為金門防衛部司令;半山出身的軍統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於事件後受層峰讚賞,旋出任全民日報社社長,並於1951年、1954年擔任台灣省議會副議長。(雖然他後來被鬥倒,是另一波的派係政爭,與二二八事件無關)[34];而在高雄大屠殺的要塞司令彭孟緝,於事件後,不但沒有任何政治責任,反而被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並於事件二個月後被擢升為台灣警備司令,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這些濫殺無辜、實施報復的執行者,沒有一個被嚴懲,反而被蔣介石升官重用,則所謂「嚴禁報復,違者以抗令論罪」之說,不啻成了障眼的煙幕了。

肆.結論

蔣介石身為中國國民政府的主政者,一向以「民族救星」自居,卻不能了解戰後台灣社會與民心之所須,竟以征服者之心態,在台灣設置形同日本時代總督府復活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制度,且派來軍紀敗壞、欺民擾民的軍隊接管台灣。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一味縱容在台軍政情治人員,聽信其一面之詞,而置民間意見於不顧。在台灣的秩序漸趨恢復的情況下,竟貿然派兵來台;於派兵來台之前,不能明察實情;於派兵之中,得到國際及台民重要警訊,猶不知謹慎檢討、防患未然,反而一意孤行,諉過於人;縱容地方上的軍憲特務,濫捕濫殺;而於血腥整肅之後,不但沒有懲凶糾謬,反而獎惡賞瀆...。這些錯誤,不僅造成台灣社會永遠無法彌補的損失,也使往後的台灣社會烙下痛苦的傷痕。

這一切當年蔣介石沒有負起的政治責任,今天我們只能以平和的態度來探究其無可旁貸的歷史責任。

[1]1938年4月1日,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表演說。見台灣革命同盟會編,《台灣問題言論集》(第一集),1943,重慶,國際問題研究所。

[2]謝南光,<制定台灣省憲>,載《台灣民聲報》創刊號,1945.4.16,重慶。

[3]謝掙強,<實施憲政與台灣>《台灣民聲報》創刊號,1945.4.16,重慶。

[4]孝紹,<試假定我是台灣人來提出三項管見>,《台灣民聲報》第五期(重慶,1945.6.16

[5]鄭梓,<戰後台灣行政体系的接收與重建-以行政長官公署為中心之分析>,載《思與言》第廿九卷四期,1991.12,台北。

[6]1944年4月17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中央設計局成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統籌規劃接收台灣的事宜,尚有一些較周詳的接管計劃,但後來棄之不顧,改以行政長官公署的設計,其一切大政方針與原先的「台灣調查委員會」所研具的方案大相逕庭。(詳參鄭梓前引文)

[7]連震東,<台灣人的政治理想和對做官的觀念>,《台灣民聲報》第九、十期合刊,重慶,1945.10.7

[8]何漢文,<台灣二二八起義前因>,《二二八起義資料集》上冊(中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1981.10),頁2-3。)

[9]丁果著,陳俐甫、夏榮和合譯,<台灣二二八事件之一考察-以陳儀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中心>,載《台灣風物》41卷1期,1991.3。

[10]高維民口述,福蜀濤記錄,<台灣光復初時的軍紀>,載《中華雜誌》廿五期,1987。

[11]張拓蕪,<我走過那段歲月-二二八事件的回憶>,載《大成報》,1990.11.21副刊。

[12]《民報》1946年10月22日社論<迎迓蔣主席蒞台>。

[13]蔣介石在台視察的所有行程,詳見1946.10.22至29日台灣各報報導。

[14]以上日記,引自《蔣總統秘錄》第十四冊(1977.12.25 ,台北,中央日報譯印)頁68。

[15]賴澤涵等,《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4.2,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頁202。

[16]柯遠芬<事變十日記>,載《台灣新生報》,1947.5.13,二版。

[17]舒桃係於1995年3月2日向立法院民進黨黨團及新黨黨團陳情,詳見《自由時報》1995.3.3,2版,台北。

[18]詳見司馬桑敦《張學良評傳》(未著出版項),頁244。

[19]引自《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203。

[20]《民報》1947.3.6,台北。

[21]《文匯報》,1947.3.4,上海。

[22]劉雨卿《恥廬雜記》(1982,台北,劉雨卿將軍遺著編印紀念委員會印行),頁109-111。

[23]總統府,《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分案輯編》,第卅八冊,頁52。

[24]《民報》1947.3.7,台北。

[25]總統府,《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分案輯編》,第卅八冊,頁67。

[26]總統府,《戡亂時期重要文件分案輯編》,第卅八冊,頁71-73。

[27]見《中央日報》,1947.3.11,二版,南京。

[28]見江崇林,<台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

[29]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1991,台北,前衛),頁130。

[30]《許曹德回憶錄》(1990,台北,前衛出版社),頁116-117。

[31]見《中央日報》,1947.3.11,二版,南京。

[32]引自《蔣總統祕錄》第十四冊,頁105。

[33]廖蓋隆等主編,《現代中國政界要人傳略大全》(1993.7,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頁510。

[34]詳參謝德錫,<墜落半山的政壇流星-林頂立>,載張炎憲等編《台灣近代名人誌》第三冊(1987.12,台北,自立晚報出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