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台灣戒嚴時期政治犯的遭遇與處境 政治受難者的經驗見證 2009-06-20

本文的主旨,在透過政治受難者的親身經歷與見聞,來了解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的人權狀況。目前,戒嚴時期的政治受難者當中,已有多人出版回憶錄,敘述其蒙難經歷,為這段歷史留下珍貴的見證。

本文透過政治犯的現身說法,從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中,加以整理、綜合、歸納、比對、並互相印證,分別就「逮捕」、「刑求」、「判決」、「處決」、「牢獄生活」、「家屬遭遇」、「出獄後的生活」等面向來了解戒嚴時期台灣政治受難者的遭遇與處境。


一、  逮捕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裡面,依法傳喚或拘提被告都有一定程序,即使來不及簽發拘票,仍應盡速補發。但白色恐怖時期逮捕政治犯時,所有司法程序都形同具文。以下試從多位政治受難者的回憶,來了解當時非法逮捕、違法傳喚的情形。

曾經坐獄十三個月的蔡德本在他的小說體回憶錄《蕃薯仔的哀歌》中,這樣斬釘截鐵地說:「在五○年代獨裁專政的情況之下,特務們無需花時間申請逮捕令,只需用吉普車把人帶來就行了。」[1]

學生時代也曾被捕入獄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敘述他被捕的情形,與蔡德本所說若合符節:當天清晨五點,五、六個軍警來到張光直家,翻箱倒櫃,隨即把他帶上吉普車,押走,父親追出來問:「你們要帶他到哪兒去?」母親也焦急問:「要不要帶什麼衣服?」軍警不語,揚長而去。[2]

以「秦漢光」筆名撰寫《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的作家胡子丹,回憶他被逮捕是「找談話被騙而逮補」[3],「被陸軍騙來三樓,被衛兵押囚。世事變幻,本如泡影這好比一齣戲…」[4]。

曾經無辜坐獄十年的楊國宇,回憶他被捕的情形,也有類似的受騙經驗:「我還在睡夢中,有人來敲門。母親一開門,有兩位身著卡其布衣的男人站在門口,簡單的向我們說明來意,他們想找幾個在台北唸書的學生問訊,深入了解近日台北發生的事件。母親看他們倆態度誠懇,便放心把我交給他們。誰知道,這一別就是十年之久。」[5]

1920年出生的洪文慶,被捕前正與妻子討論結婚十五六年來無法生育的問題,便衣警察來到家裡,謊稱分局長有事情請他去談談。他坐在吉普車上覺得事態嚴重,頻頻揮手跟妻子說再見,並勾勾手指暗示可能會遭槍斃。[6]

陳鵬雲回憶被捕的情形說:「我被抓的那天,先是眼睛被矇上了黑布,然後沒多久就被拖上了大卡車。最開始先被送到今天延平北路太平國小旁的憲兵司令部,接著再被送往位在今天西寧南路上的情報處。」[7]

作家葉石濤的自傳體小說《台灣男子簡阿淘》這樣敘述簡阿淘(即葉本人)被捕的情形:「…剛要天亮,好夢正甜,一陣猛烈的敲門聲音響起,突闖進來以警員為首的兩個彪形大漢,拿出一副手銬,就把他的雙手銬住了。」[8]

柯旗化談到他第一次被捕的情形,也有這樣的回憶:「一出左營街上,特務就把我扣上手銬。到底會帶到哪裡?會遭受到什麼呢?我因恐怖覺得血都快要凍結起來,想到父母畏怯的臉,想到他們倆可能會因為擔心,到天亮都沒有睡,便覺得悲從中來。」[9]

從以上的數位政治受難者的經驗談,可知在五○、六○年代的情治人員逮捕人犯的過程與手法相當粗暴。

甚至往往有擴及週邊人物一起逮捕的情事,傳喚或逮捕嫌犯之前,不先行調查清楚,即下手捕人。以下事例可見一斑:

例如胡子丹在回憶錄中所言「原來有艘崑崙號日式軍艦有叛亂的可能,上面有他們同學在實習,在來不及替他們化妝誰白臉誰紅臉之前,不論在海上還是在陸地,只要是同班同學,一網成擒。」[10]

再如張光直的回憶所說:「這天清晨,台大和師大的學生被警備司令部逮捕。台大是按名單一個一個抓的,師大沒有名單,所以整個宿舍的人全部被捉,共三百餘人。」[11]

甚至也有因欲逮捕的對象已經逃亡,竟轉而逮捕其親友。如陳紹英回憶所敘述:「如真正共產黨員已經逃亡,特務為了達成上級所交付的任務,就逮捕逃亡者的親友。這些無親友也受到同樣手法的拷問,被捏造成冤罪者,並逼他們咬出其他無辜的親友變成冤罪者,以致冤罪事件層出不窮。」[12]


在鹿窟事件中被捕的陳春陽回憶說:「鹿窟事件破案捉人的時候,整條路圍起來,在路上走的人都被捉走,捉去光明寺,關起來刑求。」「特務捉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捉二哥陳春慶,因為是陳春慶到鹿窟參加的,但是鹿窟事件破案的時候,捉他沒到,逃到哪裡他們不知道,就到家裡來捉我們,看我們知不知道他跑到哪裡去。」[13]

以上都是殃及無辜、擴大逮捕的事例。

至於逮捕人犯之後,不根據現代民主國家的提審制度,而進行非法羈押,延宕審訊的情況也是司空見慣。例如:黃紀男「被羈押在調查局留質室整整兩年兩個月的時間才判決」[14];胡子丹「在宣判前一年又二十二天的恐怖拘禁中,正式開庭審問只有兩次」[15]。 

二、刑求

刑求逼供是戒嚴時代司空見慣之事,幾乎所有政治受難者無一能倖免於酷刑。除非已經被處決的冤魂,否則,遭受酷刑,身心受創,是每個出獄後的政治受難者心中永遠的傷痛。這種傷痛,見諸許多政治受難者的回憶錄,可說怵目驚心。以下例舉數則回憶,可以了解那個時代人權蕩然的情形。

柯旗化在高雄被逮捕之後被送到台北的保安處,柯形容保安處「成為調查、審問和拷問政治犯的特務和白色恐怖的大本營,化為這個世界的活地獄。」[16]這個活地獄進進出出那麼多人,卻鮮少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三度入獄的黃紀男的回憶:「我由關入刑總看守所的第一夜開始,便被施以疲勞審問,連續五天提訊都在半夜。」[17] 「七天七夜的疲勞審問期間,調查員每兩小時輪班一次,每次二人,角色一黑一白,一位面目猙獰,齜牙咧嘴,專門以恐嚇、刑求為能事,另一位則『好言相勸』,要我乖乖合作,以免自討苦吃。當時我已四十八歲,第一次坐牢,八年多的牢獄生涯已把我的身體整得問題叢生,體弱多病,此時更是不堪再加催殘。」[18]

胡子丹透露他在宣判之前的恐怖拘禁中,「被毒打被羞辱的談話,倒有四次之多。」[19]「我一直緊張著在談話時可能挨打,不料,談話尚未輪到,卻先輪到挨打。」[20]

以下的文字,雖只是片段節錄,卻讓我們看不盡血淋淋的牢中暴行:

蔡德本描寫獄中老林悍然拒絕出牢房受刑,看守兵以台灣古老捕欄內的豬所用的方法,將老林打得頭破血流。「老林從頭到腳趾血淋淋地,眼睛也睜不開。」[21]

黃華昌的回憶提到:「北所的黃天一家三代七人全遭拘捕,黃氏被酷刑相當厲害,每每臉滲鮮血、全身濕汗。氣息奄奄。」[22]

柯旗化的親身經歷是「棍子打到背上時流血,襯衫上還流血漬。」[23]

陳紹英也說:「半夜經常聽到拷問的慘叫聲。此外,也不知道為何被處罰;他們常把囚犯的雙手、雙腳反綁穿過木棒,由兩人抬著巡迴各牢房『示眾』,就是中國傳統式的處罰。」[24]

酷刑方法舉例

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遭遇過的刑求方式可說五花八門,罄竹難書。以下根據受難者的敘述,例舉其中數種刑求方式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