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
  • 「法統」是這樣產生的! 1989-06-23

中華民國憲法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公布。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全國舉行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的選舉。這是憲法公布後的首次「普選」。

首次普選釀成「選災」

    如果與清末(一九0九)各省選舉諮議局議員比較,清末有選舉權的,只有一百七十多萬人,佔全國人口的千分之四而已;而這次選民有二億五千萬人,從選舉權的「普及」看,當然進步很大。但是,如果以現代民主政治標準來看,這次選舉,醜態百出,笑話連連,實在稱不上「普選」。究其因,一方面是由於民眾教育水平仍低;一方面因為受中國共產黨的杯葛,國民黨與民、青兩黨「政治協商會」決定的影響,以及國民黨訓政時代的觀念仍揮之不去,因此,這次的選舉並沒有完全實行普遍公開公平公正的選舉。吳進暉甚至以「選災」來形容此次選舉。

    此次選舉,各地投票率懸殊很大,例如徐州竟高達97.4%,上海也有75.5%,但有些地方如大連僅0.9%,青島28.6%,海寧28.8%。但是,這些數字並不客觀,也不能顯示民眾參政的意願程度。因為選舉期間,弊端叢生,循私造假。由於民眾的知識水平太低,文盲太多,容易受愚騙。地方上的一些「有力人士」如地主、議員、鎮民代表、鄉村小學校長和教員、鄉縣長、保甲長等,便往往操縱選舉,循私舞弊。

特權人士包辦票源

    試看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大公報」的一段新聞稿:「廣州國代選舉發現有十三∼十四歲之選民。穗市國大代表候選人有劉紀文,但記者問數位投劉氏票之婦人,彼等竟不知劉紀文是男人還是女人,僅謂是保長叫我們選劉先生的。」由於當時的投票必須書寫被選人姓名,使得以文盲居多的選舉人必須請人代為書寫,結果遭到「上下其手」的選票,便紛紛出現。上海一帶實際投票者不到二十萬人,而選票已逾一OO萬張。(見一九四八、一、二十七、寧波日報);上海市學生會提出控訴:數千高中以上程度之選民筆跡竟完全相同,選票上之手印,亦復完全一樣(見一九四七、十一、二十九、台灣新生報);當時,會寫字的小學生被發動去集體「投票」的情事,多處可見。而保甲長或鎮長利用威權圖謀包辦投票者,也屢見不鮮。茲信手舉數則新聞報導,以見一斑 — 濟南市長王崇五為了替政黨提名的國代候選人王子壯拉票,竟然在區保長會議上命令:「王子壯一旦落選,區保長拿頭來見!」(見一九四八、二、十六、寧波日報);上海龍華區第一保長扣留選舉權證、徐家匯區第七保幹事唐克勤,把發出的選舉權,臨時又向選民索回(見一九四七、十一、二十三、上海大公報);蘇州東吳居民簡忠孝於投票時,因該鎮長陸志成欲強制其選舉,發生衝突,竟被繩索綑綁(同前)……。凡此選舉弊端,多不勝舉。

    劉建羣在「銀河憶往」一書中的這段回憶,可以作為當時選舉弊風的取樣代表:「……遵義的選舉是三十萬,由縣府分配城鄉各區發出的選舉票,只有二十七萬。原來還有六萬票留在縣政府。這是專員、縣長二位替好友吳劍屏作了一個最安全的打算。事情很明白,六萬票留存在縣府,作為預備。先發出二十七萬票讓我和吳劍屏來競爭。假定一票不得,他們還可以將六萬票替吳加入,吳的配額絕對可以兌現。」

    以上情事,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中,都是咄咄怪事。尤有甚者,連當時國府主席蔣中正的身上,也都有奇異的「選聞」發生— 蔣中正以一O七票、二七二票,當選為奉化縣的國大代表。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自杭州的中央社電訊說:「蔣主席放棄奉化國大代表競選後,候選人當由王正廷遞補。」惟此次選舉結果,選民仍一致選蔣主席,並無一票另選他人……」這種投票結果,恐怕也是人類選舉史上的一項奇蹟。此外,依據秘密投票原則,選民投票不應亮給別人看,但是當時蔣中正、宋美齡夫婦投給誰,竟然都讓記者知悉且公諸報端— 蔣投給陳裕光(見一九四七、十一、二十四南京中央日報),而宋美齡投給婦女團體的王湧德 (見一九四七、十一、二十二、上海申報)。


    凡此,都可窺見當時選舉之不上軌道。而除了以上的怪現象之外,造成更大「選災」的,要算是「雙包案」的出現。 


選舉不公雙胞案多

    由於大戰後,中共積極發動軍事反抗行動,在打打談談之間,中共杯葛國民黨當局,國民黨為了拉攏甫於抗戰中取得合法地位的民、青兩黨,透過政治協商,三黨協議,部分代表名額由黨提名支持當選。國民黨又透過國務會務,通過了一個選舉補充辦法,規定簽署代表未經政黨提名而當選的一律無效。如此一來,便發生了許多「簽署代表得高票卻落選,而政黨提名者得低票反而當選」的怪現象,例如,依法簽署參加自由競選、得票六、四七二票的邱映光,反而輸給得票僅一千餘票的李實平;得票五、O四一票的傅曉峯不能當選,反而以得票僅一五二票的韋瓊瑩當選,凡此例子,多不勝舉。因此,「雙包案」的選舉糾紛也就紛至沓來。以至於國民大會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召開的時候,發生集體絕食。抬棺抗議及自殺的事件,傳為政治奇聞。


    在這次「普」選中,還有一個怪象,那就是「特種選區」的出現。由於當時中共已經控制部分省區(東北各省及蘇、魯、晉、冀、豫、陝等部分省市)因此不能理解選舉,於是只好採用「簡化的應變辦法」,如河北省一三四個選區內,就有70%並未辦理投票,只透過寓居平津的同鄉會,由各縣流亡縣民投票。由於各地區的流亡難民人數不一,多者數百人,少者有五、六人,因此就出現過有僅獲五、六票而當選中央民意代表的情形。

    此外,僑選代表的選舉,也因為實際上的困難(包括當地政府之異議),事實上亦未照規定選出。

    總之,這次的「普」選,實在距離民主社會的普選標準甚遠。而我們今日神聖不可侵犯的「法統」,就是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產生的。國民黨雖然在這次選舉中獲得不少席位,但是在選舉的過程中所暴露的弊端與不公,卻失去了不少民心,一年多後,國民黨撤退來台。怪不得,有人說那次辦選舉垮了國民黨。可見,辦一次公正清潔的選舉是何等重要。

(一九八九、六、二十三、首都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