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歷史意義 2004-09-08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四十年前(一九六四年九月)台大教授彭明敏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印發「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提出「一中一台」主張,未及發出,就遭逮捕入獄。有人問,自救宣言既然還未發出去,社會上根本看不到,無法產生影響,何來歷史意義?


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反問:「陸皓東參加廣州之役,要推翻滿清,結果革命沒成功就被抓去砍頭,何來歷史意義?」


要解釋一個事件的歷史意義,有兩個途徑,其一是,探討事件產生的影響;其二是,解釋該事件對現在有何啟發與反省的作用。


就第一個途徑來說,事件的影響,不在於事件是否成功,俗話說「不以成敗論英雄」,有時候失敗的事情,在事後卻產生另外一種影響。此外,歷史事件往往不能將之抽離成單一事件來看,而必須將之擺在一個時間脈絡裡面,以宏觀 (macro)的視野來觀察,才能看出他的影響。


第二種途徑,儘管某事件在當時可能曇花一現,船過水無痕,但是事過境遷之後,我們重新回顧,卻可以從中獲得反省與心得。所謂「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不斷對話」就是這個意思。英國史家湯恩比(A. J. Toynbee)說「政治是歷史的現在時態」;史學家克羅齊(B. Croce)也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史學家柯林伍德(Collingwood)也說過「只有透過現在的眼睛,我們才能觀察過去,了解過去。」他們的意思無非是說,不論多久遠的歷史,都可以拿來和現狀對話,產生對現實的教育意義。


發生在四十年前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歷史案件,我們一樣可以透過以上兩個途徑來了解其歷史意義。


二次戰後,台灣人滿懷期待迎接對岸的「祖國」,不料「祖國」帶來的卻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民心日漸流失,一年半後終於引爆二二八事件。經歷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之後,台灣又受到中國大陸上國共內戰的影響,經濟瀕臨崩潰,緊接著,蔣家國民黨政權敗退逃入台灣,在台灣建立起學者所謂的「遷佔者國家」(settler state)。「遷佔」還不要緊,在軍事戒嚴與「動員戡亂」的體制之下,台灣進入了長達三、四十年的高壓統制,造成「白色恐怖」。


在解嚴(一九八七年)之前的三、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時代,有九萬多人被判重刑,八千多人遭槍決。在眾多的政治案件中,依其類型來觀察,一九五○年代裡面,以「紅色」案件為多,主因之一是,當時中共政權剛建立不久,專制又腐敗的蔣政權讓許多知識份子轉而對中共新政權有所期待;但是,隨著中共專制本質逐漸昭彰,許多人發現中共固然推翻腐敗的蔣政權,但其實只是「以暴易暴」而已,在兩個政權都令人失望的情況下,尋求台灣的獨立自主,自然成為許多有志之士的思想出路。因此,六○年代之後,主張台灣獨立的案件多起來了。例如一九六三年邱萬來、高金郎等人的「澧江軍艦案」﹔同年宋景松、陳三興等人的「興台會案」﹔一九六八年邱新德、林永生等人的「筆劍會案」,不勝枚舉。


在眾多的台獨案件中,最受矚目,且提出較周延的台灣獨立理論的,要算是彭明敏師生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這個案件的特殊,有幾點:


由頂尖的高級知識份子出面。


領銜的彭明敏教授,戰前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戰後回台灣入台灣大學政治系,一九四八年畢業,赴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一九五三年獲該校國際航空法碩士。一九五四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成回台任教於台大政治系,卅四歲成為台大有史以來最年輕的教授。一九六一年任系主任,同年被聘擔任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並於一九六三年當選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當時十大傑出青年的名單中,尚有錢復)。以當時彭明敏的地位與身分,若願奉迎蔣政權,想必飛黃騰達,但他耿介的個性,寧願忠於知識良知,這是知識份子的典範。相較於今日那些土生土長的台籍政客,雖有高學歷,卻甘心淪為外來政治集團的打手,講話翻雲覆雨,真有天壤之別。彭教授他們當時的行動雖然失敗,但他們被捕的消息,傳播開來了。像這樣頂尖的知識份子都投入反對蔣家獨裁政權、呼籲台灣人民覺醒的行動,這對於社會大眾必有一股無形的刺激作用。

戳破蔣政權的政治神話


一九五四年底,蔣介石的代表與美國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締約前,雙方先發表聲明,稱該約屬「防禦性質」,不含反攻大陸之作用。而且該約規定「締約國所有『領土』等詞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灣與澎湖」;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砲戰時,蔣介石又與美國總統艾森豪發表聯合公報,蔣答應放棄武力反攻大陸。蔣介石為了得到美國援助,早已答應不反攻大陸,可是對內卻欺騙台灣人民,天天嚷著「反攻大陸,消滅共匪」。


彭教授等人在宣言中不客氣指出:「他(蔣介石)所耍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廿世紀的一大騙局。」彭教授他們講這些話的當時,因籌組新政黨而獲罪的雷震,正被關在黑牢中,雷震被控的罪狀之一,就是散佈「反攻無望論」。彭教授師生三人敢冒時代的大不韙,繼續戳破政治神話,要有相當的決心與勇氣。


宣言中指出蔣政權利用「反攻大陸」神話蒙蔽人民、實施戒嚴,並挾中共以自重,向美國討價還價。所以,他們呼籲台灣人民必須在「極右的國民黨」與「極左的共產黨」之間走出自己的道路。


主張一中一台,重新制憲,加入聯合國


宣言中說:「『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這是「一中一台」首次形諸文字,不僅有明確具體的概念,而且也把握當時的國際狀況。


敗逃來台的蔣政權,拜五○年代美國對共產世界的圍堵政策之賜,得以在聯合國裡面維持中國代表的席位。在越戰如火如荼的六○年代裡,美國的甘迺迪政府,和其後的詹森政府,雖然對於台灣的蔣政權仍採既定的支持政策,不過,若干政策依據的假設理論已經有了變化,北京中共政權不再被認為短期內即將崩潰,因此美國開始朝著「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承認來思考。而美國的盟邦也多能支持這種兩國並存的方案。彭教授趕著在此之前提出自救宣言,不僅完全掌握國際脈動,甚至可說洞燭機先。


當時蔣政權還未被趕出聯合國,但彭明敏早已看出,死抱著在大陸時代的舊法統不知變通,又宣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蔣政權,有朝一日將在聯合國無立足之地。基於知識份子「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良知,所以率先向台灣人民提出預警,宣言中說:「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


這種言論當然嚴重違背獨裁者蔣介石「漢賊不兩立」的舊教條。彭教授師生三人被捕後,國際社會仍不斷在提出「兩國並存」的呼籲,例如一九六六年第廿一屆聯合國常會時,加拿大外長馬丁就明白建議:「北京政府宜取代台北政府,於安理會中代表中國,而兩個政府在大會中均應有代表。」足見自救宣言的高瞻遠矚,及蔣政權的顢頇迂腐。


在當時的國際環境中,如果蔣介石能採納這位國際法專家的意見,接受國際社會的建議,今天台灣在世界上早就有一席之地了,不須這麼辛苦。但是,「獨夫之心,日益驕固」,蔣介石師心自用,反而將彭明敏等人逮捕入獄。七年後,蔣政權的代表果然被逐出聯合國。


打破族群藩籬


較諸過去具有濃厚的「省籍意識」的台灣獨立觀,彭明敏他們的宣言中明顯能打破「省籍」的藩籬。宣言中明確表示:「團結一千二百萬人(按當時的人口)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他們在宣言中也有同情外省老兵的話:「蔣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獻給這個獨夫,請問他們得到什麼代價?一旦年老力衰,不僅不能享其餘生,且被擯去民間,流浪街頭。」宣言中,對於雷震結合台灣人與大陸人從事民主運動卻遭蔣政權的迫害,也提出控訴,他們說:「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


今日泛藍的政客最善於將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污衊成「製造族群對立」,然而四十年前彭教授呼籲建設新國家時,早就強調「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卻遭泛藍政客所效忠擁護的蔣介石逮捕下獄。


總之,雖然「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在當時被封殺,師生三人遭下獄,但是事隔四十年的今天,我們可以發現「自救宣言」的高瞻遠矚,也可以看清蔣家政權的自私迂腐。撫今追昔,我們是不是應該再來一篇不分族群、共創新局的自救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