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可以考慮遷都了 2006-09-24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做為台灣政治中心的台北市,是一個特殊的城市,她雖然動見觀瞻,但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台灣的象徵。

拿最近在台北泛起的倒扁紅潮來看,這群紅衫族的成分,有外省掛的道上人物、演藝人員、長期支持蔣政權的眷村子弟、公教子弟,以及習慣受媒體與教育制約的中產階級市民。這股紅潮盛氣凌人,偶有綠色市民敢在旁回應,立刻遭到追打。

然而,下了南部,情況就大大改觀。前幾天在台南、高雄,也有紅衫族想就地開花,結果不僅不成氣象,還遭當地綠營民眾反制。固然不論誰打誰,都屬不該,不過,在台北市是「紅打綠」,在南部是「綠打紅」,這種差異正凸顯台北市的特殊性格。

回顧歷史,台灣政治中心原本在台南。從十七世紀的荷蘭人和鄭氏東寧政權,即以台南為政經中心;一六八四年滿清併吞台灣後,設台灣府隸屬福建,府治所在地仍在台南。台南做為台灣政治中心達兩個世紀半。

清法戰爭後(一八八五),台灣設省,原擬以彰化縣橋孜圖(在今台中市區)為省會,但因為還在建設中,巡撫劉銘傳乃暫駐台北。由於趕建鐵路絀於經費,劉銘傳將建省城的經費挪用於鐵路,致使台中省城遲遲無法完成。一八九四年繼任的巡撫邵友濂奏請改台北為省會,才確立台北成為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後日本總督府,和戰後來台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都繼續以台北為政治中心。

近代台灣的政治中心由南北移的原因,除了由於茶葉、樟腦油等經濟產品帶動北部經濟之外,也因為其後的殖民統治者係來自北方。台灣近百多年來歷經兩個外來政權統治,前者是日本的典型殖民政權,後者是被學者稱為「遷佔者」(settler)政權的中國國民黨。這兩個外來政權,都讓台北市充滿了殖民性格。從基隆河上的明治橋,變成中山橋;台灣神社變成圓山大飯店;宮前町變成中山北路、榮町變成衡陽路;明治町、大正町統統改以中國大陸的地名來取代,這些符號,都充滿外來統治者的標記。

在這樣充滿殖民氣氛的都市裡面,聚集著一群充滿優越感的統治者的依附族群(日本時代的日本人自認為一等國民,直到最近馬市府編印的「台北導覽」也承認這裡的「外省人」被稱為台灣人會uncomfortable)。此外,這個都市的本地人,也有不少人係以外來統治者的價值觀做為思維的標準,他們講著統治者規定給他們,自以為高尚的「國語」(日本時代是日語,國民黨時代是北京語),看著「聯合中國」的報紙,自閉在這個「去台灣化」的都市,卻享有得天獨厚的國家預算。

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遷都了?這個問題,過去曾被提起,最近由於紅潮搞亂台北的交通和市民生活,因此遷都之議又再出現(見本月十三日自由廣場劉善弘「遷都」)。

一個國家的政治中心不一定要和經濟中心重疊,美國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但經濟中心在紐約。台北是台灣的經濟中心,但不一定非做為政治中心不可。如果首都遷離台北,可以舒緩不少台北的人口壓力與交通壓力。

台灣的首都最好遷到中部,這樣有助於南北平衡。遷哪裡好?例如中興新村就是一個好地點。一九九八年底台灣開始凍省,在制度上,省已經虛級化;九二一地震後,在硬體上,省府各廳處的建築幾乎成為廢墟。我們就在這個過去的「省」府所在地,起造台灣的「國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