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台灣歷史與文化的特色 2001-07-25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總統府七月二十三日舉行「國父紀念月會」,陳水扁總統親臨主持,李筱峰教授應邀以「台灣歷史與文化的特色」為題,發表專題報告。
 專題報告內容如下:

 今年是抗日先烈蔣渭水先生逝世七十週年,也是蔣渭水結合台灣的知識青年與社會菁英創立「台灣文化協會」的第八十週年。八十年前,我們的前輩知識份子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為了提昇台灣同胞的文化水準與知識內涵,致力於文化啟蒙運動,其目的無非是要提昇台灣同胞的民族地位,爭取台灣同胞的民族尊嚴。當一個民族失去了他們的文化根柢,失去了他們的歷史記憶,就只能聽任他人擺佈,任由他人宰制了。雖然八十年之間前後的時空不同,對問題的認識與觀點也可能不一樣,但是為台灣奮鬥的心情,我們與台灣文化協會的前輩們,應無二致。

 今天,本人就以台灣的歷史與文化為主題,報告台灣歷史與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就教於各位長官。

 這裡所說的台灣史,是以有文字記載可以具體掌握人們活動的具體內容的「歷史時期」為範圍,時間大約是近三、四百年。以下,我們從三方面來瞭解近三、四百年來的台灣歷史與文化所呈現的特色:


第一特色:統治者變換頻繁

 十七世紀初以來,台灣歷經許多政權的統治,從一六二四年起,荷蘭人統治台灣三十八年,其間北台灣又有西班牙人統治十六年(一六二六至一六四二);一六六二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佔領台灣,鄭氏經過三代在台灣統治了約二十二年﹔之後,一六八四年清國併吞台灣,統治台灣前後共二百一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清朝因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割讓台灣,日本人從此統治台灣半個世紀;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入台,至今也五十多年。三百七十多年來,台灣歷經了以上幾個階段。這三百七十多年間,台灣島上插過七面國旗(或代表統治者的旗幟)。在世界上像台灣這樣在短短三百七十年之間統治者變換如此頻繁的,實在難找,而且這些統治者都是外來的。這讓我們聯想到一個現象,台灣各地的地名相當的多元而複雜,由於每換一個新的統治者,就會更改一些地名,因此形成地名的多元而複雜,這種多元而複雜的地名,剛好反映了台灣歷史上主權者變換頻繁的特色。


第二個特色:濃厚的海洋文化的性格

 從生活、經濟的型態來看的話,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有著非常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所謂海洋文化性格,是相對於大陸文化而言。近代的海洋文化較具有濃厚的商業根性,它是比較具有流動性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涵性的﹔而大陸文化,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由於農業是安土重遷的,因此它是一個比較封閉、保守、靜態的社會。

 台灣的海洋性格,從荷蘭時代便展現出來了,甚至有學者說,台灣的開發與世界的走向海洋時代大抵同步而行。荷蘭人來台灣之後,經營米、糖、鹿皮等外銷,並且在台灣發展轉口貿易。台灣不但已經顯現出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雛型,而且台灣也已扮演成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用現在的話說,簡直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這種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雛型,使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鄭成功接受何斌的建議,攻取台灣。何斌在給鄭成功建議書中特別提到台灣這個地方「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江日升,《台灣外記》)其中所謂「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指的就是台灣可以發展國際貿易。鄭成功繼承其父親鄭芝龍的海上霸業,這股勢力雖然曾被視為「海盜」,但若將之形容為「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也許更恰當。

一六五四至一六五五年之間,鄭氏一族所屬的貿易船,約佔當時全中國船的百分之七十四,因此要操作價格相當容易,所以鄭成功的海外貿易,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地都佔有支配地位。這股「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勢力來台灣後,果然突破滿清的封鎖。

到了鄭經時代,國際貿易更加發展,台灣的糖都銷到英國去,英國在台南還設有商務代辦。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誠如清初郁永河在《裨海紀遊》<鄭氏逸事>中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其所謂「通洋之利」,用現代話說,就是國際貿易的利益。

清帝國承繼過去傳統中國的大陸文化性格,只知閉關自守,充其量也只有朝貢貿易。但是台灣自荷蘭以來,即發揮了海洋文化的性格,知道與世界通商往來,鄭經時代更充分發揮這種海洋文化的商業性格。當時台灣這種重商路線甚至已讓台灣社會沾染了追求物質享受的風氣,清初黃叔璥的《台海使槎錄》就記錄鄭經時台灣從事國際貿易所造成的社會風氣,他說:「……且洋販之利歸於台灣,故尚奢侈,競綺麗,重珍旨,彼此相倣。」社會奢靡之風固不可取,但一方面也說明了國際貿易暢旺的台灣,自有其走入世界舞台上發展的條件。台灣史學者黃富三曾評論說:「鄭氏王朝秉承其家族之海上活動傳統與閩南地區的特性,來台後並未改變荷蘭人的重商路線。此乃大量軍民突然入台,經濟未崩潰,且以小國寡民能與大中國抗衡的奧祕所在。」

 清國佔領台灣之後,因消極治台,台灣之發展主要是靠民間的努力。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降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過去做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不過,雖然國際貿易萎縮,但是海峽兩岸的區域貿易又恢復。「郊商」興起,往來台灣與中國沿海之間,輸出農產,輸入手工業品。「郊」是貨品進出口的商業集團,一七二O年代在府城台南先發展出來;一七七O年代,郊商的發展也在鹿港急速興起;到了一七九O年代,則發展到艋胛(萬華)一帶。所以台灣俗諺說「一府二鹿三艋舺」,正說明著這種商業發展由南移北的進程。

 十九世紀四○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一八六O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先在淡水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糖原本有國際市場,樟腦更是獨特商品,茶也後來居上。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一八七八之後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這種現象剛好說明了台灣是一個具有商業性格的海洋文化濃厚的地區。

開港對於台灣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使得國際社會及列強對台灣更有興趣了。十四年後(一八七四)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出兵南台灣,後經交涉議和。歷經此事後,清廷才較積極從事台灣的防務建設。十年後(一八八四),清法戰爭,法軍曾侵入北台灣,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於戰後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沒想到推展洋務運動比清國內地要慢一、二十年的台灣,成果竟然超越清國其他各省。當時全清國的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鐵路隧道,第一個自辦的電力公司,第一條架設的電報線,都在台灣出現。為何台灣在近代化洋務運動的成果會後來居上?顯然地,具有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的台灣社會,較諸大陸文化深厚的大陸,要開放而活潑許多,革新運動所遭受的阻力也少了許多。

 一八九五年台灣雖淪入日本不平等的殖民統治,但卻也反而因此避開了當時中國的動亂(我們只要看看一個現象就知道: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七年,這短短的十七年之間,中國大陸上有一千名以上的軍閥,發動了一百四十次以上的戰爭),透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間接吸收了近代產業文明。使得台灣社會與中國大陸的社會差距更大,以致終戰後,台灣雖歡迎國民政府,終因雙方隔閡太深,因此一年四個月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我們從表面上看,二二八事件好像是族群間的衝突,但若再深入分析,其背後是一套海洋文化所蘊育出來的社會,跟大陸文化社會之間的適應失調。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以後,台灣社會有與中國社會又再度分道揚鑣,這五十幾年來,台灣發展工商貿易,創造出舉世有目共賭的「經濟奇蹟」,成為全球一百九十二個國家中的第十幾大貿易國,這是台灣持續發揮歷史上海洋文化的特色的結果。

 如果再從海洋文化中的民主與立憲政治的內涵來看,台灣更是華人社會中最早出現民主政治的所在。因時間關係,此點就不贅述了。


第三種特性:從移民社會轉變成本土社會

 台灣原本是南島民族的原住民居住的地方,十六、七世紀起,開始移入一批一批的外來移民,也使得台灣的住民結構產生變化,台灣也產生移民社會的特殊現象,但由於一批批移民的不斷土著化,使得這三百多年間,成為移民社會轉變成本土社會的過程。

 荷蘭時代,荷蘭人為了生產米糖,曾向閩南招募人手,自一六三七到一六五二年之間,約有二、三萬閩南人移民台灣,受雇於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從事稻米與甘蔗的種植,用今天的話說,這是「引進外籍勞工」,這些「外籍勞工」後來都紛紛本土化,成為台灣人。

 到了鄭氏時代,帶來了大批的閩南人軍隊,因一時沒有打仗,開始囤田開墾,所以這支軍隊變成一支高級農耕隊,對台灣南部的開發幫忙不小。

 清國併吞台灣之後,不鼓勵移民,有所謂的「移民三禁」。儘管清朝對移民條件諸多限制,但台灣提供大陸難民許多新生存活的機會,因此進入台灣的移民還是一批批地來,這些移民絕大多數都是一些所謂「羅漢腳」的單身漢。許多羅漢腳就近與原住民的女子通婚,入贅於母系社會的平埔族家庭。今天台灣部分人,就是這種「天作之合」的後代,因此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媽」的俗諺。

 當移民一批批進來,會發生衝突,第一種衝突從大陸來的移民跟原住民之間的衝突(大多是漢移民欺壓原住民);第二種衝突是移民與移民之間的衝突。

 渡台開墾的移民,來自不同原鄉,因語言﹑風俗﹑習慣等差異,自然形成各籍分類聚居﹑依籍貫劃分地盤的現象。又因台灣河川多東西走向,形成天然障礙,南北交通不便,許多地方的開發,皆依大陸對渡口岸為主,所以來台的移民及其後裔,仍抱持著原鄉祖籍的認同,難以形成台灣全島的意識。這些分別帶著不同的「原鄉認同」來到台灣的移民及其後裔,由於生存競爭,遂發生磨擦,進而衝突群鬥,即所謂「械鬥」,有「閩客鬥」、「彰泉拼」……。

在清代的二百一十一年之間,台灣發生有六十次的大小械鬥。然而,隨著原鄉觀念的模糊,以及新環境的共同經驗,或面對新移民進入之後的共同新挑戰,原先的衝突逐漸淡化,轉變成老移民與新移民的對立。但也因同樣的模式,促使新舊移民之間的衝突,也一樣逐漸淡化,而紛紛土著化。台灣俗話說「金門不認同安,台灣不認唐山」,正是移民逐漸本土化的寫照。

 日本據台後,由於在台從事各種交通運輸建設,固然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網路,也可以說在建立殖民地的剝削網路,但亦因而打通了以往台灣因溪流切割、交通落後所造成的隔閡,促進了全島性的溝通聯繫,助長了全島一体的台灣意識的萌芽。

 日本領台之初,曾給台灣人兩年時間考慮國籍選擇,然而兩年之內,真正回到祖先原鄉的人數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二三,雖然抗日運動遍及全島,但台人願意離開者卻極少數,因為大部分人都已經落地生根,離開台灣,別無生路。可見移民的後代,已不再是移民。

 最近一批大量的移民,是一九四九年左右因逃避共產專制政權而來的所謂「外省人」。初抵台灣時,面對的族群之間隔閡,可以想見。但隨著台灣的社會變遷,工商發展,文化交融,台灣命運共同體已逐漸形成。

 所以,這三、四百年來,是移民與原住民之間、移民與移民之間、舊移民與新移民之間,從衝突到融合的一個過程。在這個從衝突到融合的過程中,台灣人的行列,應該愈走愈寬廣,愈走愈豐富。

從以上台灣的歷史特性,對我們或許應有所啟發:由於統治者變換頻繁,過去的台灣人習慣被統治,以往在這塊土地上不曾產生自己的統治者(一直到近年才有了民選國會、民選總統)。所以,這樣的歷史背景,致使許多台灣人比較缺少當家作主的性格。但是慶幸的是,台灣這三百年來的海洋文化性格很強,有很充沛的活力,所以今天台灣能在世界上屹立,就是我們有這樣的活力。歷史告訴我們,海洋文化極強的台灣,走入世界必能充分發展。而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各種族群薈萃,台灣人的行列愈走愈壯擴,台灣的文化內涵,也呈現多元多樣,相互輝映的蓬勃朝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