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用七十噸黃金搪塞對台灣史的無知 1998-04-15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中國的所謂「民運人士」王炳章最近在紐約放話說,1949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運到台灣的七十噸黃金是屬於中國大陸人民的錢,應還給他們。類似這種觀念,普遍存在於當今中國人民的腦中,他們認為,因為有了這七十噸的黃金,才有台灣的經濟發展。言下之意,台灣的經濟發展沒什麼了不起,是犧牲了中國大陸人民的利益換來的。


跟以上言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另一種言論,過去普遍流行於蔣介石統治集團(及其擁護者)的口中,他們常對台灣人民說,因為有「民族救星、時代的舵手、世界的偉人?蔣公」來到台灣勵精圖治,才有台灣今日的繁榮富裕。


以上的兩種言論,一者出自對岸那個企圖侵吞台灣的中國,一者出自於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其思考模式則是如出一轍。只可惜這種政治神話,是禁不起歷史知識的檢驗的。


從近代史來看,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曾不僅發展的軌跡不同,而且落差甚大。


台灣一進入歷史時期(約自荷蘭時代起),即已出現以外貿為導向的經濟雛形,且出現轉口貿易,開始躍入世界海洋文明的體系中,與中國大陸自給自足的封建式小農經濟不同;鄭成功父子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依然暢旺,滿清帝國閉關自守,封鎖台灣,但是鄭氏政權反因此在台灣更加發展國際貿易,海洋商業性格成為台灣以「海洋小國」抗衡「大陸大國」的利器。無怪乎郁永河在其《裨海紀遊》中說;「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

鄭氏的東寧王國被滿清帝國併吞後,台灣的國際貿易萎縮,台灣的商業發展由國際貿易轉變為區域貿易。但自1720年代起,「郊商」(貨品進出口的商業集團)興起於府城(台南),繼而發展到鹿港、艋舺(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台灣的海洋商業性格蠢蠢欲動。果然到了十九世紀六0年代後,台灣開港,世界各國商船穿梭於淡水港,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滿清帝國境內,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貿易順差幅度逐年擴大,出口長期保持進口的一倍多。1868-1893的廿五年間,台灣出口增加10﹒5倍。1885年台灣設省後,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台灣成為全清國最進步的一省,足見台灣的經濟快速成長早在清末時期就開始出現。這種成果,是台灣社會具備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有以致之。


再經歷半世紀的日據時代,台灣雖接受不平等的殖民統治,但卻同時擺脫中國社會的戰亂與動盪,歷經五十年後,台灣與中國社會落差更大。試以最足以代表一個社會的工業化程度和生活水準的發電量做比較。1936年,全台灣人口僅中國大陸人口的1.2﹪,但卻使用全中國大陸23﹪的發電容量裝置;1944年,全台人口是中國大後方的2.l﹪,卻使用了中國大後方的442﹪發電容量裝置。如果以每人平均分配發電容量作一比較,1936年平均一個台灣人的分配發電容量是中國人的17倍,到了1943年,更高達233倍。再試從農、工業產值比來對照。1932年台灣的農、工業產值比為6:4;1937年為5:5。而中國大陸在1933年的農、工業產值比為9.3:0.7。可見台灣的工業化程度遠超過中國大陸。


總之,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遠高於中國,是早在蔣介石來台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歷史事實。台灣的經濟發展實力,早有它的歷史的結構性因素使然,豈是「偉大的民族救星」及「七十噸黃金」的恩賜?


再說,當七十噸黃金帶入台灣的當時,正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面臨共產黨的革命,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大陸經濟體系正迅速走向崩潰,台灣受其牽累,加劇台灣經濟的混亂。而國民黨政權的潰敗,大批軍民陸續逃入台灣,一時人口驟增,帶給台灣社會更大的壓力。終戰之初,台灣人口僅六百多萬,但從1946年到1952年的七年間,台灣共增加了兩百多萬人口,(其中以1949年增加72萬人最多)。這些突然湧入的人口,又不是第一線生產線上的人口,因此台灣一時要承受的經濟壓力是不言可喻的(至於社會壓力更不在話下)。人口增加最多的1948年和1949年,也是台灣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期。1949年6月台灣的物價指數,已是「光復」之初的7000多倍。令人難以忘懷的「四萬元換一元」的新台幣發行,也在此時開始。台灣此時要承受這樣的經濟與社會壓力,又豈是區區七十噸黃金所能紓解?


靠政治神話吃定別人的霸權侵略者與外來統治集團,請認清歷史再撒野吧!有志氣的台灣人不吃你們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