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宋楚瑜與慈禧太后 1992-12-10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10-5=5,這是數學問題;但是政治問題就不盡然如此了,在十名政治異己中用高壓手段除掉五名之後,不一定只剩下五名,可能會出現更多反抗者。政治問題不能用算術問題來解答,廿年前的美麗島事件,為這個道理提供了很好的說明。國民黨統治當局當年一直迷信赤裸的鎮制力(Coercive power),以為運用赤裸的權力,將當時「黨外」人士一舉成擒,就可以將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撲滅,沒想到,大規模的逮捕,引起國際關注,促成軍事審判的公開,引來媒體競相報導,反而提供沈醉的台灣民眾一個腦力激盪的政治教育。而且大規模的軍事審判與司法審判,更引出了一批人權律師,以及受難者家屬走上檯面,其中有多人成為往後民主運動場上的要角,使得短暫受挫的民主運動,立刻換了新血,繼續出發,有如浴火的鳳凰,益加燦爛。六年後,終於突破禁忌,成立民主進步黨,促成九○年代台灣的民主轉型,這是當年迷信赤裸權力的統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美麗島事件除了告訴我們不要用算術問題來解決政治問題之外,還啟示我們,不要做迫害先知、抵逆潮流的後知後覺者。美麗島及其以前的民主運動的訴求內涵,如解除軍事戒嚴、國會全面改選、尊重人權、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開放旅行禁、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軍事國家化…,這些訴求,都只是一個民主國家最起碼的條件而已,但是當年提出這些要求,卻被國民黨統治當局打成「陰謀份子」「野心份子」「居心叵測」「擾亂治安」「動搖國本」「混淆視聽」「共匪同路人」,甚至還被當作「叛亂」打壓。現在這些訴求大部分都已經被接受了,那麼,到底當年提出這些民主訴求的人是「陰謀份子」「共匪同路人」呢?還是先知先覺者呢?

 一個人後知後覺沒有關係,但是後知後覺者,如果總是在先知先覺者率先提出卓見時,要想盡一切小人的方法去阻擾、壓制,等到後來自己卻也跟著提倡起來,這不僅在歷史上留下尷尬的紀錄,而且蹉跎國家進步的時光、浪費社會成本,還經常為社會鑄下無法彌補的創傷。這種史例多處可見,滿清的慈禧太后壓制康梁變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八九八年康梁的變法維新,遭受以慈禧為首的保守勢力發動戊戌政變,殺害戊戌六君子。可是兩年後,因為極右派的義和團激起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慈禧在倉皇逃跑之後,為時勢所趨,下詔罪己,接著也開始要變法,而其所受之法,卻與兩年前她所迫害的康梁等人的變法內容多斯雷同。從慈禧的尷尬史例,讓我聯想起宋楚瑜。美麗島事件前後,宋楚瑜扮演著壓制民主運動的角色(他當年的言行,至今歷歷可查,請他身旁那群搬道具、跑龍套的人,不要再狡賴了),現在卻以政革者自居,也煞有介事成為民主人士。所不同於慈禧太后的是,慈禧還知道下詔罪己,但是宋楚瑜至今卻還未曾對他當年害民主運動的行為有過任何反省與認錯,只知一味的將責任推給別人。

 歷史應該可以讓人醒腦,過去美麗島時代被統治者打壓的訴求,今天已經大部分被接受,無人敢否定。早知有今日,何必當初?以此類推,今天許多前瞻性的要求,例如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等主張,卻還受到國民黨、新黨(含宋黨)以及許多所謂主流媒體的反對、阻擾。台灣獨立建國是必然的趨勢,與其在蔚為潮流、沛然難擋之後才跟進,不如現在趕快放棄阻擾,一起努力,也免得以後又留下尷尬的歷史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