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孫文與台灣 2014-03-02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台南市湯德章紀念公園內的孫文銅像被拉扯下來,引起各方議論。議論的重點,藍綠思考有別:

綠營的思考有二:一是,湯德章紀念公園既然是紀念湯德章,為何擺置孫文的銅像?應該將孫文銅像移走;二是,要移走孫文銅像不必用激烈手段,以免造成副作用(因為孫文在一般民眾心中仍不差,不像蔣介石)以上見仁見智。

藍營的思考當然是視孫文為「國父」,無上崇高,豈可輕易拉扯?當然這是國家認同、國家定位的不同。

這次的事件,引發我們思考的,應該不是放在孫文個人的評價上,而應該是以台灣為主體去瞭解孫文對台灣的意義。這個問題,我在拙著《台灣史101問》一書中,即有一問「孫文與台灣關係如何?」,特重刊於此,藉供參考。

孫文一生來過台灣三次,時間都很短。

第一次來台灣是在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日本來到台灣,為了籌措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試圖爭取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但沒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到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

第二次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初,當時民國已成立,袁世凱專政,引起「二次革命」。孫文偕同胡漢民離開上海赴廣東、福建,經台北到日本。

第三次也只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下旬,孫文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開廣東,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

總計孫文三次來台灣,真正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而且他當年來台灣時,心中根本不可能把台灣看成中國的領土,因為當時的台灣早已被清國在《馬關條約》中永久割讓給日本。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假設孫文今天醒過來,看到這個當年他只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竟然都稱他叫「國父」,他一定非常訝異。而且,也只有這個他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是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地方。

今天,習慣稱孫文為「國父」的人,可能不知道,孫文曾經在一九○○年的時候,想要聯絡李鴻章促成兩廣獨立。孫文既然曾經主張兩廣獨立,那麼他會不會反對台灣獨立呢?根據戴季陶的回憶,孫文曾於一九二四年說過他想向日本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台灣與朝鮮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該實施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孫文把台灣和朝鮮「兩民族」相提並論,他萬萬沒有想到,當年被他視同朝鮮的台灣,竟然成為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國家。

孫文去世後,被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種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中,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即使沒有孫文,一九○○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出現有一百九十一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二十九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公平。

更何況,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後,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台灣,反而成為今天唯一掛牌「中華民國」的區域。這裡的人民,在國民黨的教育與宣傳下,也成為唯一稱孫文為「國父」的人民。

孫文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但以他作為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已不無可議之處,若再以他作為台灣這個亟待正名的現代國家的國父,則更完全失去台灣的主體性意義。我們應該讓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以他的原貌回到他在中國史上應享有的地位,也讓台灣從他被蔣政權神格化的影像籠罩下解脫出來。

【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

李筱峰,〈周陽山不識孫中山〉,《烏鴉不快樂》,台北:玉山社,二○一一。

李筱峰,〈夢見孫文來台灣〉,《李筱峰專欄續集》,台北:新自然主義,二○○六。

李筱峰,〈現代國家不需要「國父」〉,《台灣要衝決網羅》,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二。

《國父年譜》,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六五。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