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催生蔣渭水紀念高速公路 2004-07-31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我在大學講授「台灣史」的課程,開學第一堂課,我總會先給學生作一次「台灣史常識測驗」,大約出十個問題,每次測驗下來,我回家當夜必定嚴重失眠。幾年來,十個問題之中起碼可以答對四題的人數,不到一半。在十個問題當中,有一個問題我這樣問:「請用一句話說明誰是蔣渭水」。大部分的學生都寫不出來,有人乾脆就跟我開起玩笑,回答「他是春風少年兄」;我記得曾經有個學生還回答說「姓蔣的大概都不是什麼好東西」。真是教我好氣又好笑!


  在自己土地上曾經領導台灣民眾從事文化啟蒙運動、抗日運動,奮鬥半生的蔣渭水醫師,台灣的後代子弟已經少有人知道他了。多可悲的社會!多麼「成功」的國民黨教育!


  無知使人無情,台灣子弟對自己歷史的茫然無知,必然很難建立對自己社會的感情與認同。


  最近林衡哲醫師發起連署,建議將第二條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公路)命名為「蔣渭水紀念公路」,我義不容辭參加連署。只是我心中難免擔心,如果要讓民眾投票決定路名,那些長期受中國國民黨黨化教育、只知道有孫中山、蔣中正的民眾根本不知道誰是蔣渭水,如何讓他們接受蔣渭水的路名?


  蔣渭水是誰?他在台灣史上應該如何定位?


  台灣在逾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下,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前二十年發生過二十起以上的武裝反抗事件。不過,這些武裝抗日事件,大多為傳統式的農民暴動,或改朝換代的易姓革命,不具備近代民族運動的性格。直到一九二○年代,因受世界性民族自決思潮等的影響,興起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一九二○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成立「新民會」,拉開二○年代各項社會運動的序幕,並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動,還有代表台灣人民喉舌的《台灣青年》、《台灣民報》等刊物的相繼發行。一九二一年,蔣渭水結合青年學生及台灣各地社會領袖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從事文化啟蒙運動,成為往後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蔣渭水為台灣社會探病投藥﹐說 :「台灣人現在有病了……我診斷台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痊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台灣文化協會的組織遍及各重要市鎮,他們活動的方式,從最先在各地設讀報社開始,繼而舉辦文化講座、夏季學校,進一步舉辦全島巡迴演講、組織放映社教影片的電影巡迴隊……。其中以文化演講為最重要,聽眾非常踴躍而熱烈。根據統計,一九二五、二六年中,在全島各地所舉辦的演講會的聽眾人數,計有二十三萬多人。這個數目,在當時約三百萬的台灣人口當中,比例不小。文協的活動,使日本當局大感芒刺在背,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當局的報告說,文化協會舉辦的演講會「徒以挑撥民族的反抗心為能事,釀成普遍的反母國(日本)的風氣。」


  一九二七年,「文協」左右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蔣渭水與老幹部另組「台灣民眾黨」,這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性質的政黨。台灣民眾黨在黨魁蔣渭水的主導下,初期的運動路線是調和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民眾黨成立半年後,在全島各地已有十五個支部,黨員遍布全島。直到一九三一年被解散為止的三年半之間,台灣民眾黨的活動較重要者,如反對放領官有地組織台灣拓殖會社、反對許可鴉片吸食政策、反對田中內閣侵華政策、反對日人官吏加俸制度、以及對霧社事件的強烈聲明。特別是有關鴉片政策及霧社事件的問題,民眾黨還通電國際聯盟,引起國際注意。國際聯盟為了鴉片政策特地派員來台調查,蔣渭水接待國聯的調查員於鐵路餐廳,把日本官員擋在門外,讓他們相當難堪。


  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蔣渭水以及部份民眾黨幹部的推動下,進一步串連各地的勞工團體,組成了「台灣工友總聯盟」,統一全島勞工運動。蔣渭水以兩句標語勉勵大家──「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一年後,加盟的團體達六十五個之多,盟員總數達一萬多人,是日本時代最大的工運組織,發動過幾次大規模的勞工運動,讓日本資本家備感壓力。


  蔣渭水有一個特殊的人格特質,那就是做事而不居首,例如他是台灣文化協會的首要推動者,但是總理卻由林獻堂領銜。他連照相時,也常常坐在偏邊,而不坐中間。儘管如此,民間還是有人稱他為「台灣人的救主」,學者則有人以「台灣的孫中山」比喻他。


  可惜,蔣渭水以四十之齡在一九三一年病逝。出殯當天,台北市許多商店停市悼念,民眾自動擺設香案沿街路祭,送殯的行列延長數里。報上登出了「蔣渭水氏大眾葬」的大篇幅新聞。於此足見其受民眾愛戴之深。


  然而,這些奮鬥、辛酸與光榮的歷史,卻隨著戰後中國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而在台灣子弟的腦海中,不復出現。蔣渭水的英名,也逐漸被淡忘,台灣人似乎只能「奉中山、中正之聖名」去思考。去年,宜蘭市的「渭水路」就在里民的投票中被否決,輸給了「中山路」。


  從日據時代到中國國民黨時代,台灣歷經兩個外來政權,外來政權的一切行事,都不可能有台灣的主體思維,這種現象,可以從地名、路名、橋名看出來。例如,台北圓山下面基隆河上的橋,在日據時代叫做「明治橋」,中國國民黨來了之後變成「中山橋」;日本時代台北市出現一堆的什麼大和町、明石町、榮町、乃木町、兒玉町、佐久間町、川端町…,中國國民黨來了之後,變成忠孝西路、中山南路、衡陽路、中華路、南昌街、重慶南路、汀州路,甚至還有蔣政權為了討好美國的羅斯福路,不管怎麼變,就是很少有屬於台灣自己的名字。號稱「祖國」的中國國民黨,和日本殖民統治者,卻共用著「去台灣化」的方程式。


  這次我們建議以蔣渭水之名,來取名第二條高速公路。難得的是幾位「統派」人士(包括馬英九)也都簽名連署。在藍綠政客大對立的此刻,統獨兩邊人馬,都有人接受蔣渭水,總算難得。大家之所以有此「共識」,其實是彼此各取所需,「一個蔣渭水,各自表述」。統派是看準蔣渭水認同孫中山路線,且抱持「中華民族」或「漢民族」的觀念抗日;但是獨派人士並不在乎蔣渭水當年這樣的解釋,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中,以「漢民族」的立場對抗日本並不奇怪。但是蔣渭水值得肯定的是他注重文化的提升、追求政治的自由、強調社會的平等、主張經濟的解放。不過我們紀念蔣渭水,並不表示對蔣渭水當年的所有觀念或方案一成不變照單全收。同樣參加連署的史明先生,就曾經評論過蔣渭水他們當年的民族觀說:「現實存在著的台灣.台灣人,與現實的中國.中國人雖屬於同一種族,但二者在社會上、意識上已成為不同範疇的二個民族集團」、「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尤其是所謂『民族派』的前文化協會與民眾黨的主要幹部,不但不把這點認識清楚,反把現實的台灣社會及台灣人大眾(多數者)的心理動向(台灣人意識),跟他們自己在腦筋裡所幻想的『祖國中國』、『中國的台灣』等抽象觀念混淆在一起,結果,不知不覺之間,卻以『祖國中國』的幻想為基本觀念來從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儘管如此,蔣渭水仍不失其歷史地位。


  我們有了「中山高」,為何不能來一條「渭水高」?不好居首的蔣渭水或許不在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但是透過路名,我們不僅要「發潛德之幽光」,也應該給台灣歷史一個合乎情義與智慧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