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舊政大.舊校長.舊思維 2007-12-02 本文刊載於自由時報

本文節載於2007.12.1.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李筱峰專欄」




最近玉山社出版公司從我過去的政論文章中加以選編,出版了一本我的政論選集─《我的覺醒》。基於一種近乎佈道的使命感,我將拙著寄送給許多親友,包括昔日政大教育系的同窗同學。幾天後,一位翟姓的女同學將我的書退回來,並在我原信封上寫了一句話─「理念不同,以後這種書不要再寄來」。這位女同學的不友善態度,倒沒啥大不了,可歎的是,她是一位國中校長,是影響台灣學子的重要角色,這不禁使我感到一陣悲涼!




回想我受教育的過程中,週遭多的是這類同學(只是這位翟同學特別不友善罷了)。這類同學,是過去國民黨制式教育下的「乖」學生,有著一套國民黨黨化教育下的「巴夫洛夫式」的「古典制約反應」(classical conditioned response) 。當我正在勤讀羅素、殷海光的思想論著、埋首在《自由中國》、《台灣民報》的字裡行間、沉湎於「台灣文化協會」的豪情壯志、追蹤二二八事件消失的台灣精英、疲於奔命去參與黨外民主運動時,這批循著「標準本」教科書進入大學的一票女同學們,正忙著去參加舞會,或趕著去赴理工科系男友的約會(她們許多人的文史素養極差,卻瞧不起讀文史的男生);當我在痛批「黨化教育」、在大談解除戒嚴、國會全面改選、解除黨禁報禁等等民主言論時,她們就會替統治者國民黨幫腔,說「我們國情不同,不適合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當年,每次聽到這套國民黨配給她們的「黨義」時,我只能苦笑。原生地在中國長江或西江水系的草魚、鰱魚,都可以在台灣繁殖成功,西方民主政治,豈有不能在海洋文化深厚的台灣實行的道理?但是女同學們聽不進這些。她們不知道,西方除了民主政治,也有專制政治。於是我只好以其句型回應她們:「既然國情不同,我們也不適合實行外國的專制政治。」她們仍一臉茫然,我乾脆就近取譬,以幾位喜歡跳舞的女同學為例,問:「既然國情不同,不能實行西方的民主政治,為何可以開西方式的舞會?」當然她們的回答又是一套「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說辭,什麼舞會和政治不同,不能類比云云。我又問,既然那麼強調國情,為何舞會中的配樂不能用自己的歌曲,非得全部播放西洋音樂不可?你們要跳恰恰、探戈、倫巴,或吉魯巴,台灣歌曲中都有,誰說一定要播西洋歌曲才能跳?在她們心目中,以自己語言唱出的台灣歌曲是不夠水準的。有一次,我聽到兩位同為客家人的女同學盡是以「國語」交談,沒有半句客家話,就問她們為何不講自己的母語,她們竟然以得意的笑容回答我說「不太會講」。我心想,流失自己的母語竟然還笑得那麼自在?




    這些都已經是卅五年前的往事了。卅五年又是一段可資教訓的歷史。數年前我們政大教育系的同學舉辦同學會,我雖在大三時為文批判教育遭勒令退學,仍受邀參加。會中遇到一位當年經常和我辯論民主政治的一位女同學,我半開玩笑對她說:「二十多年前我們在學校的辯論,到如今我贏了。」




當年我向她們提出的所有民主改革的訴求,無一不被她們反對,如今則一一實現。「國情不同」的話,早已破解。歷史的發展,證明她們站在歷史錯誤的一方。然而,她們之中顯然還有人無法從自己三十幾年來的錯誤歷史得到反省。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進一步要追求自己的主體地位,然而我的舊同窗還在繼續抵擋,繼續在發揮抵禦(defense)的心理自衛機制( mechanism )。聽到理念不同的言論,就拒絕面對。從當年的拒絕民主化,到今天的拒絕本土化,其心態毫無改變。可堪憂慮的是,這種閉鎖式心靈(closed mindedness )的人,卻是負責教育我們下一代的國中校長。教育界仍充斥著這種人,他們不是教育家,而是欠教育的台灣新國家的「阻礙者」。悲夫!




﹝附記﹞文中附英文的名詞,都是我們在教育系時的心理學課堂學過的心理學名詞,翟同學可別忘了。


 
(作者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