筱峰政論
  • 從鄭氏政權到蔣氏政權 民報文化雜誌第五期〈台灣名字的發源地〉 2015-03-09 本文刊載於民報

【專文】從鄭氏政權到蔣氏政權

台南曾經是漢語族第一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中心,這個獨立政權就是鄭經建立的「東寧王國」。


台南曾經是漢語族第一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中心,這個獨立政權就是鄭經建立的「東寧王國」。但是這個東寧王國為何滅亡,是一段很值得我們借鏡的歷史。

台南曾是「東寧王國」政權中心

1661年﹐鄭成功率領著承繼自父親的海商集團勢力﹐攻打台灣﹐經過八個多月的苦戰﹐於1662年逼使統治台灣長達38年的荷蘭人退出台灣。但是鄭成功取台灣之後五個月即去世,子鄭經在一場權力鬥爭勝利後即位。1663年,鄭經全面撤出閩南沿海,進入台灣。

鄭經進入台灣後,雖然一方面引進中國(明帝國)的文教制度,如設科舉、建孔廟;但另一方面則相當「國際化」―發展國際貿易。清廷雖封鎖台灣,但台灣轉而向外發展國際貿易,國際化的東寧王國,與日本、菲律賓、暹邏、東南亞各地,甚至英國,展開廣泛的多邊國際貿易。對日本輸出稻米、蔗糖、鹿皮和絲織品(來自中國),輸入鐵、銅、軍用物品、棉布、瓷器等;再將從中國(走私)和日本運到台灣的商品,轉售到菲律賓和南洋。

鄭經時代 安平扮演遠東貨物集散地角色

東寧的貿易對象以到日本、菲律賓的商船最多,英國則是最積極想與台灣貿易的歐洲國家。英國船於1670年首度來台,與東寧王國協議成立非正式通商條款37條,1672年正式訂定協議條約13條,並在安平籌設商館;依協議,東寧王國向英國輸出蔗糖、鹿皮,輸入軍火、棉布等物。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郁永河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詳見郁永河,《裨海紀遊》,〈鄭氏逸事〉)其中,「通洋之利」指的就是發展國際貿易的好處。國際貿易的龐大利益,成為鄭經立足台灣的重要憑藉,是鄭氏東寧政權能夠站起來的重要實力。此時的東寧王國,儼然以島國之姿,雄據東亞。

鄭經對人家說﹐他不是不能戰﹐而是「不欲重苦沿海吾民﹐故效張仲堅遠絕扶餘﹐不與中土爭衡。」﹔1666年﹐鄭經所倚重的佐臣陳永華﹐在和鄭經的一次談話中也說到:「清朝亦知我們株守而無西意」(江日昇《台灣外記》);1667年鄭經曾說:「東寧遠在海外,非居[中國]版圖之中,王侯之貴,吾自所有,衣冠之盛,不輸中土…」(答覆滿清孔元彰的招撫信);1669年鄭經又說:「….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別立乾坤﹐自以為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給答覆滿清官員李率泰信,見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西洋人稱呼他為「台灣的國王」(The King of Tyawan),1670年英人東印度公司負責人Henry Darces上書鄭經﹐稱呼他「Your Majesty」(陛下); 到了1674年鄭經更定官制後﹐他的屬僚不再自稱「卑職」而都改稱「臣」了。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這是台灣史上首次出現漢語族人建立的獨立政權。

鄭經儼然獨立建國於台灣

從1664年到1674年的十年之間﹐鄭經在台灣的獨立經營﹐已經使得東寧王國逐漸發展出一個局面。但是﹐中國傳統歷史意識的「大一統」情結﹐顯然又在鄭經身上發酵﹐儘管東寧王國已在台灣奠下根基﹐鄭經原本已表示「株守而無西意」,卻不能安於小國寡民的價值﹐1674年他經不起「清初三藩」的鼓動,參與「三藩之役」的反清行動,發動一場反攻大陸的戰爭,使得十年來好不容易在台灣累積的績業﹐卻在這場歷時六年的征戰中耗損殆盡,結果因此「套牢」。

在反攻大陸敗退的過程中,滿清當局在漳州設立「修來館」作為統戰機構﹐發布各項投降獎賞標準﹐利誘鄭軍部將兵士奔降﹐在這次的挫敗撤退當中﹐鄭軍又掀起一波投降潮﹐投降滿清的鄭軍官兵總數約10萬人。

鄭經反攻大陸戰爭 是東寧國滅亡關鍵

1680年2月﹐鄭經全面退回台灣,但是已回不到歷史的原點。因為發動這次的反攻大陸戰爭﹐經過6年的征戰﹐消耗掉的財力﹑物力﹑人力﹐以及時間﹐使得東寧王國的元氣大傷﹐加上因此造成的心理打擊﹑民心的潰散流失﹐則更不能以道理計。不僅國家元氣耗損殆盡﹐連賴以生存的經貿實力也大受影響﹐就在鄭經敗退回台的那一年─1680年﹐英國撤銷了他們在台灣的商館﹐這表示外國也不看好東寧王國了。1683年8月鄭家第三代的鄭克塽率領已經薙髮的東寧「亡」國的文武百官,向前來台南宣達投降清單的滿清代表施琅將軍(原為鄭成功部將)投降。

誠然﹐鄭經發動反攻大陸的戰爭﹐是東寧國走向滅亡的最大關鍵。

蔣政權的「反攻大陸」 幸好只流於口號

266年之後,蔣介石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也撤退來台灣,以台灣為根據地,標舉「中興復國」、「反攻大陸」的口號。好在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流於口號,而沒有真正付諸行動,至多僅於1950年代初期在中國大陸沿海島嶼發動幾次小規模的攻擊而已。蔣政權未能發動「反攻大陸」的實際攻擊行動,當然受制於美國的約制,美國只願協助防守台灣抵擋共產中國的攻擊,但不幫助蔣政權用軍事行動攻擊中國。蔣政權因此穩守在台灣,台灣免受戰爭之苦,成為一個實際獨立於中國北京政權之外的政治實體,致力於經貿發展。

兩相比較,我們發現鄭經將「反攻大陸」付諸行動,使得東寧國在台灣的經貿發展成果冰消瓦解;蔣政權的「反攻大陸」只是口頭喊喊,真正在台灣致力於經貿發展,卻使得台灣成為世界第14大貿易國,躍居「亞洲四小龍」的行列。

台灣與大陸分離 卻是經濟繁榮的時代

歷史學者黃富三曾經指出:「在台灣與大陸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我們悚然發現,合併時竟是進步最小而社會混亂的時代;反之,分離或發展自我性格時,卻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時代。」(詳見黃富三,〈「台灣問題」的歷史淵源〉)揆諸前述鄭經與蔣介石兩個政權的歷史,正好驗證了這段歷史解釋。再看看2000年起,尤其是2008年馬英九主政之後,所採取的「傾中」政策,中國勢力開始插手進入台灣各個領域,台灣的經濟呈現嚴重蕭條與不景氣。彷似又替這段史論提出具體的佐證。

鄭軍在反攻大陸失敗時,發生軍人投降潮,以致東寧王國民心瓦解;今天許多原來追隨蔣介石來台要「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軍官們,也紛紛向中共政權輸誠,還有人說出「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打擊民心士氣!。台灣今天雖然沒有像東寧政權敗退時的十萬人投降潮,但是台灣在發展成經貿大國之後,卻有許多台商將大量資金挹注中國,造成以商逼政的危機。

撫今追昔,我們是否從歷史中得到反省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