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6月11日)晚上﹐報社的一位好友打電話來通知我﹐張忠棟教授過世了！我頓然一陣茫然﹐可是﹐平日愛哭的我﹐這次卻沒有立刻掉下眼淚來﹐也許是因為知道張教授抱病數年﹐多次進出醫院﹐所以我心裡早已有了最壞的打算吧？只是﹐當此政客與惡棍橫行之際﹐台灣又少了這麼一位正直的知識份子﹐我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孤單與難過。張忠棟平日那爽朗﹑堅毅﹑率真的神情﹐此刻又浮現在我眼前。


 


幾年前得知張教授罹患肝疾﹐就一直替他擔心。令我感動的是﹐他在患病期間﹐還經常參與各種民主運動及台灣獨立運動。記得有一次在中山足球場的一場大型的社運演講會上﹐張忠棟上台第一句話﹐就用慢條斯理的口氣對民眾說：「各位父老兄弟姊妹﹐非常抱歉﹐我因為剛從醫院出來﹐打過的麻醉針還沒有完全退﹐現在嘴唇還是麻麻的﹐不能完全控制﹐如果說話不清楚﹐要請大家多多原諒。」頓時掌聲如雷﹐許多民眾被這位抱病上台的「外省」教授感動得熱淚盈眶。國民黨和新黨喜歡中傷台獨運動是在排斥「外省人」﹑分化族群﹐從張忠棟教授受到民眾這樣的愛戴﹐正好可以為這種中傷提出反證。


 


與病魔搏鬥的張忠棟教授﹐還能夠拿他的病開玩笑。有一次﹐在一個聚會中﹐張教授和同樣罹患肝癌﹑熱衷獨立運動的林永生碰面﹐因為兩人初次見面﹐因此我從旁介紹他們兩人互相認識。張教授在和永生兄寒暄數句之後﹐得知永生兄也患了相同的病症﹐又握起他的手﹐笑著說：「我們倆真是雙重同志。」在旁的朋友們聽了一陣苦笑﹐他們倆人卻笑得泰然自在。現在他們倆人都不在了。


 


記得有一次﹐張教授忽然給我一通電話﹐劈頭就說：「李筱峰 (他通常都連名帶姓叫我 )﹐你看到了沒有﹐×××(一位國民黨高官)又在那邊胡說八道了﹐你的筆比較快﹐比較利﹐寫篇文章修理修理吧！」我回答說：「這陣子我得罪太多人了﹐…」他不等我講完﹐就接著說：「這個時候還怕得罪什麼人？反正你已經得罪那麼多人了﹐再多得罪一個也沒什麼了不起。」他真是一個充滿正義感﹐又是很乾脆的人。好幾次看他接受報紙訪問﹐批判起那些政客惡霸時﹐「混帳」「無恥」的話都出來﹐痛快淋漓。


 


張教授原本沒有台灣獨立的念頭﹐但是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身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他﹐於1988﹑89年之間﹐開始省識時潮而有了相當大的轉變。1991年4月﹐他退出中國國民黨﹐8月加入民主進步黨。並積極參與在是年8月召開的「人民制憲會議」﹐參與「台灣憲法草案」的研議﹔1990年底「台灣教授協會」正籌備創會﹐創會宗旨有「認同台灣主權獨立」字樣﹐在創會大會上﹐張忠棟發言明講﹐「認同」用字太不積極﹐應該改成「促進」台灣主權獨立才夠積極。1992年4月21日的「總統直選運動」中﹐張忠棟帶領群眾高呼「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獨立建國」的口號。同年8月23日﹐他加入「『外省人』台灣獨立協進會」。


 


過去有數位被尊為「自由主義大師」的「外省籍」學者﹐他們在戒嚴時代勇於提倡民主自由﹐但是在台灣獨立自主的浪潮來臨時﹐卻反而丟棄自由主義的招牌﹐祭起「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來反對台灣的獨立自主﹐相較之下﹐張忠棟不虧是完全的自由主義者。


 


記得1991年9月﹐張忠棟抱病參加廢除惡法刑法100條的行動﹐在靜坐示威中﹐被警察強行抬走。他瘦弱的病軀﹐被幾名威猛的警察一拉﹐就飄向空中。表面上看﹐知識份子在一個「以力假仁者霸」的環境中﹐何其渺小﹐然而張忠棟的眼神﹐卻是充滿著堅毅。翌年﹐刑法100條終於做了修訂。


 


1997年夏﹐民進黨與國民黨聯手修憲﹐號稱轉型的民進黨﹐在張忠棟的眼裡﹐已經不值得留戀﹐他毅然宣布退出民進黨。


 


他真是一個可愛的知識份子﹐他不喜歡奉承別人﹐卻又平易近人﹔他不偏激躁進﹐卻又堅持原則﹔他有所為﹐有所不為﹔他有所變﹐也有所不變。


 


想起張忠棟教授生前的點滴﹐想著他未竟的志業與理想﹐我心中備感孤寂與鬱悶﹐卻仍強忍著淚水往內吞。前些天才得知關心台灣的德國漢學家馬漢茂先生去世﹐昨晚又傳來張忠棟教授的噩耗﹐我真心煩慮亂﹐無心讀書與寫作﹐不知如何排遣自己﹐打開電視機﹐無意識地亂轉台﹐這一台在「大小聲」﹐那一台又在什麼「開講」… ﹐一些令人看膩了的政客﹐正在為自己依附的政黨﹑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說得口沫橫飛。我忽然想起屈原的一句話─「黃鐘毀棄﹐瓦釜雷鳴」﹐投機政客與良知學者的增減﹐正成反比。我心中一陣酸楚﹐眼淚終於忍不住漱漱然流下來…。               (本文作者李筱峰﹐現任世新大學教授)


 


─原載1999.6.13<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