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台灣在結束蔣家威權統治之後，開始有了大幅度的民主化轉型。不僅國會得以全面改選，到了1996年也出現台灣史上的第一次民選總統；而各項自由人權，也逐一落實而有所保障；到了2000年更出現政黨輪替的局面，民主的成果普受世界的肯定。美國的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 House）發表2000到2001年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把世界各國分成「完全自由國家」、「部分自由國家」以及「不自由國家」三個等級。台灣被列為第一級的「完全自由國家」，與英國、日本、法國、德國等國並列同級。而對岸掛名「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則名列在第三級的「不自由國家」的倒數第二名，與盧安達、喀麥隆等國同級。民主的台灣與專制的中國，儼然已經發展成兩個體質互異的國家。


 


台灣能躋身民主國家之林，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爭自由爭人權的過程。這是一段由血淚交織而成的歷史。多少生命犧牲，多少英靈殞滅，多少青春耗逝，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幸福斷送…，才換來今天的民主自由。我們今天在享受這個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的成果的同時，不該忘記那段辛酸血淚的歷史，更應該認清過去那段黑暗歷史的本質。只有從悲愴中激發動力，才能走出悲情；只有從黑暗中體會艱辛，才能迎向光明。


 


 


二次戰後，中國國民政府接管台灣，台灣人原以熱烈心情歡迎新政府，不意新來政權卻以征服者心態臨駕台灣，台灣立刻面臨的是—政風腐敗，特權橫行，經濟壟斷，生產大降，米糧短缺，物價暴漲，失業激增，軍紀敗壞，盜賊猖獗，治安惡化...，經過一年半的蹂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終而在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事件中，台灣人提出民主改革的要求。然而國府軍隊奉派抵台，展開鎮壓，釀成屠殺，繼之以「清鄉」之名，進行全島性捕殺，民眾傷亡慘重，菁英犧牲殆盡。二二八事件，其對台灣政治、社會之影響，於今仍深且鉅…。


 


二二八事件結束的大約兩年半之後，蔣介石主導的國民黨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敗退來台，在台灣建立學者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台灣人民因二二八所造成的傷口，不僅來不及癒合，反而由於接踵而來的「白色恐怖」的政治而更加痛創。


 


從朝鮮半島燃起戰火的五○年代初期起﹐到中南半島上越戰方興未艾的六○年代止﹐國際政治的兩極對立﹐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而言)的重要。在美國的大力撐腰下﹐蔣介石政權的「反共抗俄」政策順理成章地進行﹐也自有其一套延續政權的「政治謎思」(Political myth)。這套政治謎思﹐有其合理化的情節：蔣氏以民族命脈之所繫自況﹐然其政權被中共推翻﹐而中共在建黨及建國的過程中﹐得力於蘇聯俄共甚多﹐因此﹐中共便順理成章成為「甘做蘇俄帝國主義之鷹犬」的「漢奸」。因此﹐為了國家民族﹐為了解救同胞﹐就必須「效忠領袖﹐消滅共匪﹐打倒俄寇」。總之﹐蔣政權退守台灣的前十幾年間﹐這套加諸台灣人民的「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是以蔣介石的個人英雄主義﹐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互為表裡。「反共抗俄」的政治神話﹐既然是蔣介石維護其政權的理論基礎﹐便不容許懷疑和挑戰。如果有誰敢質疑這個神聖的「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他便是「匪諜」或是「為匪宣傳」。為了國家民族﹐全民必須檢舉匪諜﹐肅清匪諜。


歷史上任何一個惶惑不安的政權﹐必然採取高壓手段來整肅其心目中的異議份子﹐以收殺雞警猴﹑震懾人心之效。蔣介石為了在台灣建立穩固的統治，透過兩套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法制來進行﹐一為戒嚴法﹐一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1949年5月19日﹐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還在大陸上面對共產黨革命之際﹐省主席陳誠在台灣頒布戒嚴令。這個戒嚴令，於翌日5月20日清晨起生效，於是台灣進入軍事戒嚴時期。戒嚴令頒布的半年後﹐蔣介石政權敗退來台﹐戒嚴繼續實施﹐人民的基本自由人權﹐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講學的各項自由，受到嚴重箝制﹐因此有黨禁﹑報禁﹑出國旅行禁…。戒嚴延續了38年之久，直到1987年才解除﹐成為世界實施最久的戒嚴令。


 


在戒嚴統治的同時，又配合著所謂的「動員戡亂」，使得台灣籠罩在十足的威權體制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公佈於1948年5月9日﹐當時蔣政權還在南京﹐距行憲不到5個月﹐就透過這個條款﹐凍結了憲法的部份條文﹐其最主要的作用﹐在擴充蔣介石總統的權力。蔣介石敗逃來台後﹐在「動員戡亂」的「臨時」體制下﹐不僅過去在大陸上的許多法律制度成規﹐一成不變套在台灣身上﹐而且各種嚴峻惡法﹐紛紛出籠﹐例如「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懲治叛亂條例」等，成為整肅異議份子的工具。


 


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必須透過嚴密的特務系統來推行。1949年成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肅清在台共黨(外加政治異己)的機構。1950年起，蔣介石開始為長男蔣經國，從情報、治安系統起，橫跨黨、政、軍各方面，佈置適當的基礎。50年代中期，成立了國家安全局，統攝各情報機關 (如警備總部、調查局、情報局 )。這些如蜘蛛網般的特務系統，發揮了「白色恐怖」的作用，在「肅清匪諜」的理由下，許多人因為政治見解不同，或因批評時政，便被羅織入罪，惹來殺身之禍。從1949年的四六事件，到1960年9月4日的雷震案，10年之間，台灣一共發生上百件的政治案件，約有兩千多人遭處決，八千多人被判重刑。其中除了不到900人是真正共產黨之外，其餘九千多人是冤案、假案的犧牲者。


 


綜觀在白色恐怖下的政治案件﹐概可分為以下幾種性質：


一﹑對親中共的左翼運動的打擊。例如，1949年6月的鹿窟事件；同年發生鍾浩東等人的基隆中學案；同年底爆發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蔡孝乾案…。


二﹑對台灣獨立運動及主張者的整肅。例如，1950年5中的黃紀男、廖史豪等人的台獨案、1961年的陳智雄案、1962年的「台灣共和國傳單事件」…。


 


三﹑對山地原住民自治運動的整肅。例如樂信瓦旦(林瑞昌)﹑吾雍雅達烏猶卡那(高一生)﹑湯守仁等山地精英的遇害。


四﹑對民主運動的壓制。例如製造雷震案﹐使籌組中的反對黨胎死腹中。


五﹑政治權力的鬥爭。例如製造孫立人案﹐消解了孫立人的兵權。


六﹑情治特務單位之間的鬥爭。例如李世傑案…。


七﹑文字獄。如柏楊﹑李敖等許多作家的下獄。


 


八﹑情治特務人員為了爭功領獎製造的冤案假案。這類案件多不勝舉。


 


這些層出不窮﹑罄竹難書的白恐怖案件﹐是戒嚴統治與戡亂體制下的產物。


 


 


 


    一個不知道歷史的社會，是一個盲目無知的社會；一個容易忘記歷史的民族，是一個無情無義的民族。這樣的民族與社會，成就不了長治久安的現代國家。這本書，充滿著血淚交織的黑暗紀錄，它也許讓我們心痛如絞，但在絞痛之後，我們必然可以珍惜得來不易的現在，更可以邁向充滿前瞻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