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年底，我用自己的生死，在一場選舉的演講場上發下重語。那場選舉，是陳永興醫師在花蓮縣競選縣長，對手拿不出毛病來攻擊他，就以他是「外地人」來排斥他。投票的前夕，我以助選員的身份，在花蓮市內的一場政見發表會上，面對著數千名民眾，在介紹陳永興的種種事蹟之後，我情不自禁地慷慨陳詞：「各位啊，請您們聽清楚，在我的生命中擁有像陳醫師這樣的朋友，我死也甘願了！…但是，我還要嚴正告訴各位，這位讓我死也甘願的朋友，如果只因為他沒有在花蓮土生土長，就遭到花蓮人的排斥，我是死不甘願啊！」我接著說：「台灣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陳永興的故鄉，在台灣的每一個地方，陳醫師都不是外地人…，他是選總統的料子，願意到花蓮地方來服務，那是花蓮的大幸。」我一生中，不曾發下如此重話，即使替阿扁總統助選，也不曾講出這樣生死相許的語句。


那一場選舉，陳永興落敗了，一個從學生時代就推動山地服務的人物，卻在山地縣遭到排斥，我真是死不瞑目！


不過，我仍苟全性命至今。死並不足懼，只是，留著殘存的生命，如果還能夠繼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我何不珍惜？況且，永興講過的一句話，經常在我的耳邊響起—「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在進入廿一世紀的此時，台灣已躋身民主國家之林，然而，在追逐權位的政治界裡，卻充斥著翻雲覆雨、爾虞我詐、圓滑突梯的政客。陳永興彷彿淡出在這群政客之外。這倒不是他要自我放逐，而是在勾心鬥角的政治環境中，陳永興或許有些難以適應了。雖然還沒有到「黃鐘毀棄」的程度，但是當我看到「瓦釜雷鳴」的政客們正在揚眉瞬目之際，我就忍不住要替陳永興叫屈。我必須承認我這種心情，是一種憤世嫉俗的知識份子的犬儒心態。因為我實在難以忍受，過去不曾投身民主運動，甚至專門效忠獨裁政權的人，今天卻在別人奮鬥出來的民主成果之中，怪東罵西，不可一世：相對之下，半生投身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民主運動的陳永興，他所付出的辛酸血淚，彷彿變得廉價而一文不名？


政黨輪替後，有一次，彭明敏教授請我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師友們餐敘，大家談到教育部長的理想人選，都不約而同提到陳永興，彭教授不僅非常同感，而且用一句簡潔有力的話形容他—「陳永興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自從蔣家政權結束後，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形容詞了。這種話如果出自身為永興的好友的我，或許會令人感到肉麻，但是出自長者彭教授之口，卻讓我感到適切而溫馨。


以前國民黨政權編寫的課本，告訴我們許多「偉人」小時候的故事，例如什麼偉人小時候在河邊看魚逆游而上，就悟到人生的大道理之類的神話。這種虛妄的神話，沒有發生在陳永興的孩童時代。


自孩童時代起，陳永興就是一個愛哭又心軟的小孩。他沒有看魚的經驗，可是小時候看到街上有出殯的行列經過，他卻會和喪家一樣哭得很傷心；有一次他望著家裡鳥籠中的兩隻小鳥，覺得他們無自由很可憐，就偷偷打開鳥籠放生，結果討來父母的一陣罵。直到當了醫學院的實習醫師，他仍心軟愛哭，醫院裡有病患病逝，他也跟著家屬哭泣，指導教授警告他當醫師必須堅強不許亂哭，他才堅忍下來。有一次我聽伯母這樣敘述陳永興少年時代的事情：「他上了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零用錢，他總是嫌不夠，平常也沒看到他喜歡花錢呀？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盡量多裝些飯菜，可是，晚飯時回家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這引起我們的注意，經過查訪，才曉得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的便當，也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吃。」


1968年，永興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高雄地區有個人家，父母俱亡，遺下三名孤苦無助的小孩。永興看到了，按著報載的地址找到這三名孤兒，最大的男孩小學六年級，依次是四年級、二年級。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永興擁著他們，把帶去的東西和錢給他們，最大的男孩顫聲哭泣。就這樣子，從1968年到1969年這一年之間，陳永興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瞞著家人出去當家教，把每個月家教所得的六百元，加上自己原有的六百元零用錢，拿去幫助那三名孤兒。


進一步，陳永興在學時期又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星期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會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一方面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功課，陪著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這種工作歷時三年半，他都瞞著家人，直到有一天許多小兒麻痺的院童到他家裡要找「陳老師」，才被家人知道。在麻痺育幼院工作的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


這位醫學院的醫科學生顯然不滿足於僅只在都市裡面當義工，1973年，已經是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學生的陳永興，糾集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就讀的朋友(他們都曾經於高中時代一起住宿於台南市的一所天主教的學生宿舍－「百達宿舍」)，組成了「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勞力、精神、金錢、愛心與智慧，深入南台灣的山地－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露和好茶等六個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從事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醫療服務、農業指導、學童課業輔導、青年問題座談、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烹飪示範…。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己辛苦募款籌來的。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永興曾經編著有《山地服務在霧台》一書加以介紹。本書也收錄了一篇他當時的心得＜啊！霧台，可愛的山地＞。


以唯利是圖的世俗眼光來看，從年少時代起，陳永興真是一個「傻子」、一個「戇人」。但他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學生時代他有一篇題為＜狂狷的傻子＞的文章，曾經深深打動我的心，他這樣說：「我，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面對著這無可救藥的世界，選擇了做一個無可救藥的傻子，不放棄滿腔的熱血與熱情，滿腔的關切與期待，我要傻傻的尋找著跟我相同的傻子，也許會有數不盡的人笑我傻，但我不重視他們，我重視的是那些不笑我傻的人，當這些理想的傻子互相發現的時候，人生是多麼的美妙；而當傻子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世界將是多麼的美好。」


我與這個傻子的結合，是我這一生中極大的驕傲，容我記下一筆：


1971年，我考進政大教育系。當年蔣政權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台灣的處境艱難，蔣家專制政權依然籠罩台灣。改革救亡的熱望，充斥在每一個關心國是的知識青年身上。當時台灣唯一的一本崇尚民主、提倡革新的刊物《大學雜誌》遂成為關心國是的知識份子的橋樑。我每個月必讀《大學雜誌》，而且從一位讀者，開始變成一位作者，在《大學雜誌》上面投稿發表有關教育改革的文章。我身為《大學雜誌》的讀者與作者，對於《大學雜誌》上面的每一個作者的名字，都備感親切，使我有「吾道不孤」的喜悅。我當時便是在這份喜悅中，發現『陳永興』的名字。他當時以一個醫學院學生的身份，也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了許多文章，例如＜求學時代的社會服務＞、＜人們需要愛＞、＜妓女，誰來關心你們＞、＜大專青年課外活動問題之探討＞…。當時，他人在高雄，我在木柵，我只聞其名，而無機會認識他，但心裡想，有機會一定要認識這位志同道合的人物。


終於，我和他相見的機會來了。然而這個機會，卻是拜我生命中一次痛苦的經歷之賜。事情是這樣的—我因為繼續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批判教育的文章，到了三年級時（1974年1月），政大當局終於不能容忍，而以「侮辱師長、破壞校譽」的罪名，將我勒令退學。收拾行囊，告別木柵，我回到台南的家裡。父親的慍色、母親的喟嘆、阿嬤的眼淚、阿公的眉結，更加助長我內心的波瀾與折騰。就在回家的第二天，我接到了一張從高雄寄來的限時信，定神一看，原來正是那位我久聞其名，一直想認識的「陳永興」。他在信上告訴我，他得知我的遭遇，非常難過，已拜託住在台南的郭楓老師來看我（我在補習班曾經上過郭老師的課，他是我極敬重的老師，他已在前一天來看過我），信上並問我有何須要幫忙的？當時退學令已經公布，任何忙都幫不上了。然而在「上下交征利」的時代裡、在我的心情跌入谷底的時刻，陳永興這封突如其來的信，充滿著無限的溫情與關愛，滋潤我即將乾涸的心靈。直到今天，我仍無法忘懷當時我接到這封信時內心的溫暖與激動。大約過了兩天，我家的門鈴響了，我出去開門，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戴著鴨舌帽，跨在一部重型機車上面。「我是陳永興…」，我們終於見面了，他的神情有些嚴肅，不善於迎逢客套，卻自然流露一種關懷別人的精神力量。從此，他成為我的莫逆之交，我們建立了情逾手足的友誼。古人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我們不僅以文會友，更是以理想、以對台灣的深愛會友。


相較於今天政治界裡面許多深怕別人出頭的人，陳永興剛好相反，他是一個很會照顧人，很喜歡成就別人的人，而且經常在別人困頓顛沛之時，雪中送炭。試舉數例：有一位青年因為在高中時代參加讀書會而遭國民黨下獄七年，在綠島獄中進修，不僅英日文極佳，對台灣史也頗有研究心得，但是出獄後一時頭路無著，陳永興慨然開出十二張支票給這位朋友，要他每月支領一張做生活費，希望他好好利用一年時間寫一部『台灣史』給我們這個歷史被國民黨摧殘的社會大眾讀。


80年代前後，由於我當時任職的黨外刊物《八十年代》雜誌經常遭新聞局長宋楚瑜停刊，我深感意態闌珊，永興鼓勵我去研究所深造。1982年我進入台灣師大歷史研究所當研究生，為了專心課業，沒有擔任專職工作。當時陳永興正接辦《台灣文藝》，他順此機會「請求」我把家裡的住址作為《台灣文藝》的編輯部，要我幫忙收一些稿件信件，我當然沒有問題。沒想到此後他每月給我約八千元現金，號稱是「編輯部辦公費用」，我不拿也不行。我知道這是他設計出來要幫助我生活又要減輕我心理壓力的「藉口」。如今回想他支助我讀研究所的那段時日，我仍忍不住熱淚盈眶。


陳永興選擇了最不熱門的精神科，當了精神科醫師。但他不以「醫人」為滿足，他還要醫社會、醫國家。因此，他除了從事醫療工作之外，他也寫文章，希望喚醒沈醉的大地，他從事文化工作、人權工作，更投身民主運動。


1970年代起，「黨外」民主運動隨著選舉層次的提高而更加蓬勃發展，「黨外」運動的前輩康寧祥的幾次重要選戰，幕後就有陳永興糾集一群青年朋友幫忙助選，當時轟動選民的＜選戰快報＞就是陳永興幕後主編的。


1979年年中，康寧祥發行的重要黨外刊物《八十年代》雜誌，其實陳永興是主要策動者，雜誌創辦之初，他還糾集了數位學者包括鄭欽仁、李永熾等教授參與社務及編務。


他和一班政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僅止於關心政治，他更關心文化的創建。1982年，他不忍承傳數十年的《台灣文藝》中斷，慨然接辦《台灣文藝》。


由於他的苦心與付出，1984年他榮獲台美基金會頒發的「社會服務人才成就獎」。


1985年他負笈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深造，進修公共醫療衛生的學科，於86年返台，接任「台灣人權促進會」第二任會長。也協助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成立。


做為一個台灣子弟，陳永興不僅認真研讀台灣文史，他的內心身處蘊含著相當濃烈的歷史深情。1987年初，蔣家政權的戒嚴還未解除，他與鄭南榕、李勝雄帶頭發起「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為上萬蒙冤受屈的台灣英靈告慰，替成千上萬的受難家屬發音，也為被塵封扭曲的台灣歷史平反。他甘冒戒嚴的大法，險些遭逮捕入獄，終於突破二二八的禁忌。今天我們能將這個台灣的國殤日訂為國定假日，卻很少人記得陳永興是當年突破禁忌的先驅者。


時序進入90年代，民主化的台灣須要更多的政治人才，堅持許久不參政的陳永興終於步上政壇。1992年他擔任民主進步黨不分區國大代表。1993年李登輝總統提名他為監察委員人選，他上陽明山國民大會會場，卻不向國大代表拉票，最後沒有被國大接受而告落選，他成為唯一的落選者。其實，他的落選，不是因為他不拉票，而是一個正直耿介之士，很難被一大群追逐權位的政客接受；一個堅守台灣主體立場的人物，更很難被一群死守大中國意識型態的保守勢力容納。可是陳永興在乎這群「硜硜然小人哉」的政客要不要接受嗎？


1993年底，陳永興接受民主進步黨徵召參選花蓮縣縣長，再度落選。好在，95年終於在花蓮當選立委。他在立委任內對教育文化問題，尤其用心。


然而，隨著政治甜頭的日漸增多，民進黨內棄守初衷、改變原則的人也開始出現，甚至掌控民進黨的走向，而使得民進黨開始變質。1998年陳永興毅然退出民進黨。


1999年，謝長廷當選高雄市長，延攬陳永興出任高雄市衛生局長。在我看來，這是大才小用。阿扁新政府成立時，包括彭明敏在內的人士，向阿扁推薦陳永興入閣（任衛生署長或教育部長），可惜未被接受。2002年沒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教育部長曾志朗要被撤換之前，「台灣北社」向阿扁推薦教育部長名單，其中也將陳永興列入推薦名單之中，可惜仍沒有被阿扁接受。論才情、論投入民主運動的時間早晚及深淺、論對台灣的深情與付出……，陳永興絕不在阿扁之下。可是，現實的政治，好像不在論這個。


這三十年來，永興寫了很多書和文章。主持望春風出版社的林衡哲醫師（現任台南市文化局長）要求永興將三十年來的書和文章加以選擇彙編整理出版。我有幸在陳醫師這本文選出版之時，說幾句內心身處的話，感到與有榮焉。我相信這本書，不僅紀錄了陳醫師個人的心路歷程，展現一個台灣醫師的豪情與熱情、一個台灣知識份子的志氣與骨氣，也記錄了台灣人奮鬥的心血，我更希望它成為台灣人精神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