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官張超英有關228事件的回憶 2022-03-01 本文刊載於李筱峰FB

 

(以下摘錄自《宮前町九十番地》,張超英口述,陳柔縉採訪紀錄pp.95-98)

再一次目睹馬路上遍地有不名屍體,很遺憾是在家鄉台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時,我已是初中生。

先是看見外省人被本省人打,然後台灣人又被阿兵哥打死。家前中山北路上,每隔十公尺、二十公尺,就可以看見一個人死在那裡,有的已蓋草篇。

我家對面,有一個修理腳踏車的人「阿輝仔」,小時候,我的腳踏車都請他修理。他根本不是什麼流氓,阿兵哥去他家裡盤查,發現窗沿有用過的子彈,就被抓走。馬上被押到雙城街那邊的田地上槍斃。我親眼看見他雙手被綁、頭被砍的死狀。這種人間慘禍或許不該再說,但他的情況比很多人好,家人還知道屍首何在,可以收屍。

另外,教會一位會友的先生李瑞漢律師,戰後之初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曾號召出資修復總督府,以歡迎國府接收。二二八以前,一位外省軍官的太太去著名的「迎」(mu-ca-i)婦產科就診開刀,這位軍官太太罹患癌症,對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死亡。這位軍官憤而告官,引起台灣第一樁醫療糾紛訴訟,沸騰一時。李瑞漢律師代理「迎」婦產科,結果法院判決醫生勝訴。二二八發生,突然就有憲兵和便衣到李家,把李瑞漢和弟弟李瑞峰,以及來家裡聊天的另一位律師林連宗全部帶走,去了哪裡,死在何處,家人都不知道。我們家裡人談起李家的遇難,都唏噓不已。

美國領事卡爾(George H. Kerr),事後曾記述二二八經過,寫成《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當時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向張鴻圖先生租借屋後的小房子住。二二八發生,他開了吉普車,想到街上看狀況。吉普車開到圓山臺灣神社那邊,被阿兵哥打了一槍,車玻璃碎了,趕緊又折回家。就是卡爾告訴張鴻圖,張鴻圖再轉告我家,家人才知道外頭不能去了。

當時氣氛好緊張。事發後好幾天,中山北路上靜得像被敵軍砲火鎮壓過,只有荷槍的阿兵哥來回巡邏,街上沒半個人。我記得要到對面雙連教會旁邊的麵攤吃麵,都先左右探望,確定沒有阿兵哥,再趕快跑過去、跑回來。

二二八爆發的原因,我想是經濟敗壞和官府貪污腐敗,衍生民怨。當時經濟情況惡劣,以我肉眼所見來說,差不多台北市的騎樓、走廊都有賣香煙的人,多半是老太婆,少數年輕人。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飯吃,賣香煙賺幾毛錢,貼補家用而已。一般合法的香煙裝在一個長方型木箱子裡,暗地也賣走私香煙,警察一來,他們把盒子一蓋就跑掉。壞就壞在,經常一查,走私煙和合法煙一併帶走,賣香煙人的錢也順便帶走了。

很多事情似乎隨便官府愛怎麼搞,就怎麼搞。例如,官方規定,騎腳踏車不能載人,遇有違規,就抓人進去,連腳踏車也一併充公。腳踏車也被要求要裝頭燈,燈沒裝,一樣是人被抓,腳踏車被沒收。警察局門口經常放著一大堆腳踏車。裝頭燈並非像現在這麼便宜、簡單,電池非常貴,可以想見每部車背後載有多少民怨。

日產接收也是民怨之一。戰爭結束當年十月,葛敬恩為首的前進指揮所來台進行接收。凡是日本人的房子剎那間都變成日產,官方封條一貼,又化為公產。問題是,有些日本人一戰敗,就把房子便宜賣給台灣人,已變成台灣人的財產。八月終戰,兩、三個月後,國民政府來接收,私產一夕間變公產,這些台灣人心裡也氣憤難平。

事件發生後的前面幾天,氣氛最恐怖、最紛亂。父親派我去六條通接幾位外省籍朋友來家裡躲避,我記憶較深的是趙鐵章,他和祖父同為華南銀行董事。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台籍菁英要人能夠倖免,最後我父親也被抓走了。

父親當時是台灣省紡織公司協理,屬公營事業。二二八爆發之初,有一批台灣人闖進去打外省人,後來,台紡二十幾個員工連名密告我父親,指控他教唆這些本省人來台紡打人。

父親被抓進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臨時拘留所,也就是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但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所幸,當時的台北調查站站長胡寶山的弟弟胡品三與我家有來往,胡品三正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愛治姑媽,祖母也蠻喜歡胡品三的老實忠厚。有一天,胡品三正要走出拘留所時,看見了父親,家祖父心急如焚,四處拜訪可能可以救父親的人,包括曾任駐日武官的楊宣誠少將,他是父親在東京認識的朋友;台灣省工礦處處長包可永因我家是煤商,彼此也熟識。祖父也去拜託財政廳長嚴家淦,甚至陳儀也拜訪過,還帶父親記述學生時代在大陸參加抗日運動的著作《台灣痛史》,但一時間仍救不出來。最後,還是省保安司令部參課長柯遠芬親自去牢裡把人提出來,才獲得釋放。中間究竟是人際關係或金錢產生作用,我並不知道。

我曾聽父親說,那麼多人被逮捕,據他瞭解,只有他和基隆煤礦豪族「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被釋放而已。父親還說,他被關在今天西門町來來獅子林的長官公署的臨時拘留所時,曾遇見過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和大東信託總經理陳炘。他們後來慘遭殺害,被視為台籍菁英在二二八受難的代表人物,至今仍舊不知道他們被屠殺的過程及屍骨何在。

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

拿父親來說,祖父只有他一個兒子,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做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他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